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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怀履光估计，那些濒于灭绝的壁画属于元代时期的作品，价值非凡。寺庙名为兴化寺，建于公元992年，位于山西省一个偏远农村。那些壁画一直在兴化寺受到精心保护。此时，那里的僧人已是手忙脚乱。怀履光催促科雷利馆长买下那些壁画。1928年，科雷利馆长给那位英国中间人发报，提出了购买要求。80块壁画残片及时抵达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被精心修复。科雷利就壁画修复问题征求兰登·华尔纳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乔治·斯托特。在斯托特的建议下，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重新修复了约12米的干壁画绘画，那便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壁画《弥勒佛的乐园》。它描绘的是弥勒佛（未来佛）及其周围的一群神人、凡人贵族和个人随从，包括弥勒佛的理发师，整个画面显得虔诚、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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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购《弥勒佛的乐园》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通过山中商会）买入了另外两幅元代壁画。它们同样来自陷入危险之中的山西省，被称为“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南斗星君”描绘的是与“天朝”干支纪年有关的12个动物。总而言之，用科雷利馆长的话说：“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那些壁画被重新修复后，一直在该馆亚洲艺术展厅复原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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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怀履光还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供了各类其他的文物：古代青铜器、带铭文的甲骨，它们为中国文化历史增添了崭新的序言。因此，1935年，怀履光从主教岗位退休后，顺理成章地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始了新的事业，担任了该馆东亚藏品保管部的主任。之后，怀履光发表了一系列博学多才的专题论文，包括他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寺庙壁画》一书，其中附带有精美的插图。在那本书中，怀履光对上述3幅壁画进行了注解。福开森（另外一位传教士改行的古玩收藏家）曾为怀履光早期有关中国陵墓的书籍写过前言，他评论道：当时，怀履光在中国似乎属于“最幸运之人”，“能够通过可靠的代理，密切关注每个阶段的盗墓活动，对墓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予以保护”。福开森应该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公正描述了专业考古学家的困惑，描述了他们为保护中国大地的出土文物，甚至盗墓者手上那些文物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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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怀履光进退两难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怀履光自我评价很高，对此并非全无道理。他能很快地精准拿捏有关法律的问题。在怀履光出版的著作中，对于所购买文物如何进入他的视线，通过了何种渠道，他一直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另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挖掘者是明义士，怀履光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尽管如此，怀履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未对同事明义士的工作给予足够赏识。中国学者董福林是明义士牧师传记的作者，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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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董福林统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有数百件（甚至可能是数千件）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陶器和绘画，属于非法走私到加拿大的，违反了1930年中国禁止出口古物的法律。他坚持认为，怀履光通过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运送文物，那里的检查形同虚设；或在其他传教士的行李中夹带文物。董福林披露的情况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公开辩论，尽管尚未有人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正式提出文物返还要求。争论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明义士。在职业道德方面，明义士选择的道路，与河南省主教怀履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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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士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不同寻常的是：明义士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尊敬，在中国也是如此。他被中国誉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明义士1957年去世。由于冷战原因，他生前未能重访自己长期在安阳居住的老房子。尽管如此，2004年，明义士在安阳的故居，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明义士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挥的先驱作用；也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文物属于中国，也应该留在中国。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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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助重新发现已失落的中国国家、文明根源方面，明义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发现并解读甲骨文之前，人们推测中国最古老的商周王朝，至多是尚未成形，或属于杜撰。但是，“龙骨”（带有铭文的龟甲和牛骨）的发现，不但使怀疑者哑口无言，也表明中文是最古老且一直延续使用的书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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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商代是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者。西周崛起前，商代的30位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随着周克商，”费正清归纳道，“中国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而诸如青铜器铭文以及新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等新考古证据，均可与中国古代文献和最早历史记载吻合，与那些久为人知的古代地名、人物和事件吻合。”通过对其统治者赋予“天赋王权”，商代和周代创造了新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同质、勤劳、早熟的中国人民，得以沿着“天朝”封建统治的道路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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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证明了古代甲骨文的作用。根据一个常被人提起的故事，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当时，清代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患上了疟疾。他的医生给他开了一服俗称“龙骨”的药方，其中包括碾碎的龟甲。王懿荣拜访了北京当地的药店，注意到那些尚未碾成粉末的甲骨上刻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字，与他在古代青铜器看到的文字类似。义和团起义爆发时，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那些奇怪甲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时，王懿荣被任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面临着投降或被流放的结局，他选择了服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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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自杀后，他收集的一千多件甲骨文转手落入同僚刘鹗手中。1903年，刘鹗出版了首部有关玄妙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刘鹗得罪了清政府的权力部门，因遭腐败指控被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去世，端方接手了那批甲骨文的鉴别工作。端方是清廷著名官员，也是首屈一指的文物收藏家，曾出高价征集甲骨文。如本书前面所述，1911年，发生了成功推翻满族清王朝的起义。其间，端方被手下叛乱军队砍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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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明义士抵达中国时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当时，明义士26岁，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他见证了世上最早建立的封建制度大厦的坍塌。明义士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接受过土木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的专业训练。在基督教青年会一个露营地，明义士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抵达中国后，似乎是机缘巧合，明义士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定居下来。那里正是日渐衰弱的“天朝”文明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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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士很快得知：在安阳郊区，有一片叫作“殷墟”的庄稼地。拾荒者知道，那里有大量甲骨，地面丢弃着破碎陶片。在那片土地下面，躺着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遗址，包括宫殿，官吏、士兵和卜卦者的居住区。卜卦者精通解读动物骨头上面的裂痕，以此预测未来。从此以后，明义士牧师积极参与到考古活动之中。192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安阳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国科学院是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科学组织，而那次发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活动。不进行考古发掘时，明义士履行传教士职责。此时他是牧师，推动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时而还担任教会流动乐队的领队。即便在中国处于动乱期间，明义士牧师也和他的团队一起，从一座城市前往另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搭好装满食物和印刷品的台子，敲锣打鼓召唤充满好奇的人们，之后播放耶稣的形象和加拿大农村生活的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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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人开始武装进攻中国。安阳的考古发掘和传教士的巡回布道告一段落。1936年，明义士与妻子安妮·贝勒和儿子亚瑟一起返回加拿大休假。他们哪里知道，那竟是他们与安阳的永别。回到安大略省，明义士很快自愿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工作，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的考试，递交了有关中国商代青铜武器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义士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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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加拿大重新安顿下来后，明义士仍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一大批运抵加拿大的甲骨和陶器？明义士打算订立契约，将那批藏品转让给中国。同时，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捐赠一批代表作。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1957年，明义士去世。此前不久，”据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记述，“明义士的妻子安妮和儿子亚瑟，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协商，以确定哪些明义士藏品分配给加拿大……明义士的家人同意接受最佳解决办法，即把大部分藏品出售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60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设立了‘明义士基金’，将其作为已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以促进加拿大对中国的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此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上，履行了协议，出版了16本有关中国商代的书籍和专题论文。随之而来的其他结果，也毫无疑问令明义士感到安慰：他的儿子亚瑟，后来成为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加拿大从中国移民中获益良多，明义士家人的朋友、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伍冰枝，被提名担任了加拿大总督，她成为担任英国女王象征代表的首位华裔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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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事情也颇具辩证对称性，会使不喜欢出风头的明义士牧师欣喜不已。在毛泽东时代，明义士牧师被公开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之后，他的名誉逐渐得到恢复，并在2000年达到顶峰。那一年，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对明义士给予了肯定赞美。的确如此，在明义士的生涯中，寻求和谐统一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主题。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我曾见证过1000人受洗礼，还有更多人准备成为新的信徒。但是，与在河南北部学校和教堂里所做的工作相比，我对甲骨文的研究，或使我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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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甲骨文蕴含的更深层信息究竟是什么？“明义士研究商代宗教，”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概述道，“他得出的结论是：商代人与《圣经》描述的摩西时代处于同一时期，他们曾崇拜一位被称为‘上帝’的神。那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情况下，17世纪的耶稣会信徒曾宣布过那种观点。他们推测，周代人引入了‘天’的概念。那是一种超凡的精神力量，支配着宇宙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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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士与耶稣会信徒持有同样的观点。明义士相信，自己潜心研究的甲骨令人崇敬，它上面出现了表意的“帝”或“上帝”一词。他相信自己已从甲骨文中找到了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摩西曾经来过殷墟。而且，他还相信，“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古代圣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目前，孔子的名誉在逐步恢复，特别是在圣人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市。对此，明义士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埃文·奥斯诺斯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写道：“在据传是孔子诞生地的山洞附近，正在建设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建筑群，包括博物馆和公园，里面的孔子塑像，几乎与自由女神像一样高大。在市场运作方面，曲阜市已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相提并论，称自己是‘东方圣地’。”（2013年，那里接待了440万观众。）人们可以想象，明义士的不眠之魂，会显露出一丝幽灵般的微笑，同时发出一声叹息。明义士曾精明地说过：“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定要用中国思想和观念教育自己。如此，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的外形，也能了解到中国的灵魂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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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4位主要创建者，还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有形的纪念碑。目前，该馆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藏品类型齐全（艺术品、文物、自然科学和纪念物品），总数达到了600万件。今天，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员工，已很少“通过最近是否征集了数百件文物藏品”来评价自己的博物馆。如该馆现任中国艺术高级研究员沈辰所主张：“博物馆员工更感兴趣的，是看博物馆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活动，或者下一次举办怎样的重磅大展。”为此，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出的口号是“海纳百川”，目的是“与博物馆新观众和年轻观众的需求保持一致，与公众的期待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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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辰是考古学家，拥有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的经历，也很有能力实现博物馆的口号和目的。他不仅跨越了太平洋，还主动南下接触一些美国博物馆。一个例子说明了那一点：2002年，沈辰博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3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巡回展览“千古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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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遗珍”首次在北美展示了一批中国最近出土的文物，它们（时代为公元前2000年）从根本上修订了中国早期历史的公认版本。展品中包括极具神秘色彩的青铜器，精美的盛酒器，“半人半兽”面具，刻有兔、龟和老虎形象的玉坠，以及几十年前由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三杰”（克罗夫茨、怀履光和明义士）征购的甲骨文和陶器。最近，从四川省的十几个遗址中，出土了数百件文物。1986年，在四川省省会成都附近的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使四川考古变得光彩照人。根据沈辰为展览撰写的小册子，三星堆的发现，无疑是“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打破了以前“四川盆地属于文化穷乡僻壤”的固有共识。人们曾经认为，直到秦朝和汉朝（前221—220），四川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文化支配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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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在对中国历史进行重大修订过程中，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发挥了恰如其分的引领作用。在西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是首家开创性地系统收藏甲骨文和古代青铜器的博物馆（如2002年展览所展示）。其次，“千古遗珍”展有助于在新千年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传统。该展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文物局的全力合作。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负责安排了该展在美国的巡展。在美国西海岸首次展出后，“千古遗珍”移至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肯贝尔艺术博物馆。该展的第三展地，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2年10月至11月，该展抵达最后一个展地多伦多市展出。东西方携手庆贺三星堆那些惊人发现，使“千古遗珍”文物展览产生了双重意义。2014年，当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庆祝建馆100周年时，它同样适时地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紫垣撷珍——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生活文物》，集中展现了北京紫禁城居民的幕后生活。该展包括了大约250件展品，它们之前从未在海外展出过，吸引了潮水般的观众。《美成在久》杂志对展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那是一本针对亚洲艺术爱好者的全球性杂志。来自紫禁城的文物展览，使加拿大安大略省再次受益，同样具有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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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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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第二阶段的碰撞，正值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帝国扩张群雄纷争。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和可居住土地，都处于十来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虽然美国的领导者声称，美国拥有优越的政治道德，但它仍然参与到了扩张竞争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它较少利用贸易来表达意志，而是采用了更多其他的方式。因此，1851年，美国太平洋贸易游说集团向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施压。那位总统在其他方面并不怎么坚硬，却大胆派出了一整支小型舰队驶入日本。之前，很少有西方人涉足那里。此举并未赢得掌声一片。在菲尔莫尔总统的批评者中，有《纽约时报》的编辑。他们警告说，不要为了“每年只有几批棉布货物”的市场，试图“用炮弹、子弹和炸弹打开一条通道”。美国国会和许多其他人则有不同的看法。1853年，马修·佩里司令的海军舰队扬帆起航。他统领的“黑船”，成功撬开了驶入封建日本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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