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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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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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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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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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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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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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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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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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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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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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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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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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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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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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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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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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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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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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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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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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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在美国加州，住在伯克利的卡尔登饭店，同时兼任芭芭拉·哈顿的私人研究员。芭芭拉的中国艺术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她是零售巨头沃尔沃思的继承人。1935年，芭芭拉与第二任丈夫库尔特·范·豪格魏兹·雷文特洛伯爵结婚时，裕德龄和丈夫撒迪厄斯参加了婚礼。幸运的是，1937年4月，裕德龄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前离开了中国，还偷偷带走了25箱财物。1939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期间，裕德龄被纪念明信片错误地宣传为“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裕德龄装点了自己的“德龄亭”，准备了一间“金銮殿”，以及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让它们穿上她设法抢救出来的宫廷服饰。她本人有一件外套，上面装饰着100只蝴蝶以及与结婚生子有关的吉祥标志。外套目前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裕德龄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记述，那是慈禧太后送给她的礼物。裕德龄的其他物品还包括公主饰物等清宫礼物，在她1944年去世后被拍卖。当时她在伯克利，在去教授中国语言课堂的路上，被一辆杂货店货车撞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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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意为“北方都城”的北京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和平”。当时，蒋介石把首都迁至南京。外国使节仍然留在北京。但是，要与国民政府谈事，就得乘船或火车旅行几天去南京，很不方便。意大利公使评论道：“那种情形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却让他住在伦敦。”此时，北京被降格为省会城市，城里的红墙被涂成国民党的蓝色。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北京，称那座古都像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戴皇后服饰，但已不再徒劳地摆弄姿势，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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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仍处于收藏热的痛苦之中。海伦·斯诺是一位记者，嫁给了同为报纸记者的埃德加·斯诺。海伦报道说，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每月仅花200美元，就可以过上皇家生活。你可以用那点儿小钱租下一个满族王府，用各种文物进行装饰，训练一大群仆人，使来访的社会名流乐不可支。周末时，可以举办午餐会，到西山租用的寺庙中寻宝，到拥有一大群骏马的跑马场骑马。如果你喜欢狗，比如一只打扮得像狮子一样的藏獒，你可以去观看犬展。或者，还可以到北京俱乐部玩玩网球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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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哈里特·门罗再次去北京看望妹妹。她发现，北京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虽然如此，宏伟的皇城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哈利特写道：“紫禁城不再禁止人们入内，里面的御花园变成了招待我们的花园。那些宫殿对中华民国公民，以及我等闲逛之人打开了大门……总体上讲，北京的街道更干净了，几条大道扩宽，给汽车行驶留出了空间……虽然国民政府已经迁离，商务和外交事宜必须前往南京协商。各国在北京的公使馆，仍在继续举办晚宴聚会。公使馆里面的宅邸，依然整洁、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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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桥牌、参观十三陵或长城、到西山野餐，旅居北京的外国人最喜欢的运动还是购物。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艾克敦创作了影射北京的小说《牡丹与马驹》。书中的女主角是马斯考特夫人。或许在那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艾克敦的朋友露西的影子。艾克敦观察道：“在北京，我们每个人都收藏。很简单，一个人必须收藏，你懂的……收藏的魅力飘在空中，像传染病，早晚会抓住每一个人。”艾克敦是英国、意大利混血儿，牛津大学毕业。他来中国生活并从事收藏活动，要归功于芝加哥的叔叔盖·米切尔的慷慨资助。1932年，艾克敦移居北京，安顿下来后开始研究中国戏剧，并在北京大学教英语。4年以后，他搬进了乔治·莫里森的豪华居所，即弓弦胡同的2号院。那里曾是某位负债累累的没落满族贵族的家产（上一任房主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他来中国是为该馆猎取恐龙化石）。整座院子为一层建筑，房屋之间由屋顶和带柱子回廊相连。艾克敦在院子中间的花园增建了一个游泳池，四周环绕着紫丁香、假山。他还把以前的前院改造成了英式草坪。在室内，艾克敦挂上了自己收藏的卷轴画，摆放古代家具。艾克敦的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壁橱里面曾是院子前主人展示所藏青铜礼器的地方。现在它们已被卖掉，流落四方。艾克敦在那里放上了花瓶和笔筒，后者器身扭曲，模仿做成石化灵芝和树根的样子。在北京已“入乡随俗”的外国人小集团中，有3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结识了这3位“匆忙过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普艾伦、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和乔治·凯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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