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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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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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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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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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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在美国加州，住在伯克利的卡尔登饭店，同时兼任芭芭拉·哈顿的私人研究员。芭芭拉的中国艺术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她是零售巨头沃尔沃思的继承人。1935年，芭芭拉与第二任丈夫库尔特·范·豪格魏兹·雷文特洛伯爵结婚时，裕德龄和丈夫撒迪厄斯参加了婚礼。幸运的是，1937年4月，裕德龄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前离开了中国，还偷偷带走了25箱财物。1939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期间，裕德龄被纪念明信片错误地宣传为“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裕德龄装点了自己的“德龄亭”，准备了一间“金銮殿”，以及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让它们穿上她设法抢救出来的宫廷服饰。她本人有一件外套，上面装饰着100只蝴蝶以及与结婚生子有关的吉祥标志。外套目前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裕德龄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记述，那是慈禧太后送给她的礼物。裕德龄的其他物品还包括公主饰物等清宫礼物，在她1944年去世后被拍卖。当时她在伯克利，在去教授中国语言课堂的路上，被一辆杂货店货车撞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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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意为“北方都城”的北京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和平”。当时，蒋介石把首都迁至南京。外国使节仍然留在北京。但是，要与国民政府谈事，就得乘船或火车旅行几天去南京，很不方便。意大利公使评论道：“那种情形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却让他住在伦敦。”此时，北京被降格为省会城市，城里的红墙被涂成国民党的蓝色。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北京，称那座古都像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戴皇后服饰，但已不再徒劳地摆弄姿势，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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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仍处于收藏热的痛苦之中。海伦·斯诺是一位记者，嫁给了同为报纸记者的埃德加·斯诺。海伦报道说，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每月仅花200美元，就可以过上皇家生活。你可以用那点儿小钱租下一个满族王府，用各种文物进行装饰，训练一大群仆人，使来访的社会名流乐不可支。周末时，可以举办午餐会，到西山租用的寺庙中寻宝，到拥有一大群骏马的跑马场骑马。如果你喜欢狗，比如一只打扮得像狮子一样的藏獒，你可以去观看犬展。或者，还可以到北京俱乐部玩玩网球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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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哈里特·门罗再次去北京看望妹妹。她发现，北京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虽然如此，宏伟的皇城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哈利特写道：“紫禁城不再禁止人们入内，里面的御花园变成了招待我们的花园。那些宫殿对中华民国公民，以及我等闲逛之人打开了大门……总体上讲，北京的街道更干净了，几条大道扩宽，给汽车行驶留出了空间……虽然国民政府已经迁离，商务和外交事宜必须前往南京协商。各国在北京的公使馆，仍在继续举办晚宴聚会。公使馆里面的宅邸，依然整洁、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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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桥牌、参观十三陵或长城、到西山野餐，旅居北京的外国人最喜欢的运动还是购物。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艾克敦创作了影射北京的小说《牡丹与马驹》。书中的女主角是马斯考特夫人。或许在那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艾克敦的朋友露西的影子。艾克敦观察道：“在北京，我们每个人都收藏。很简单，一个人必须收藏，你懂的……收藏的魅力飘在空中，像传染病，早晚会抓住每一个人。”艾克敦是英国、意大利混血儿，牛津大学毕业。他来中国生活并从事收藏活动，要归功于芝加哥的叔叔盖·米切尔的慷慨资助。1932年，艾克敦移居北京，安顿下来后开始研究中国戏剧，并在北京大学教英语。4年以后，他搬进了乔治·莫里森的豪华居所，即弓弦胡同的2号院。那里曾是某位负债累累的没落满族贵族的家产（上一任房主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他来中国是为该馆猎取恐龙化石）。整座院子为一层建筑，房屋之间由屋顶和带柱子回廊相连。艾克敦在院子中间的花园增建了一个游泳池，四周环绕着紫丁香、假山。他还把以前的前院改造成了英式草坪。在室内，艾克敦挂上了自己收藏的卷轴画，摆放古代家具。艾克敦的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壁橱里面曾是院子前主人展示所藏青铜礼器的地方。现在它们已被卖掉，流落四方。艾克敦在那里放上了花瓶和笔筒，后者器身扭曲，模仿做成石化灵芝和树根的样子。在北京已“入乡随俗”的外国人小集团中，有3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结识了这3位“匆忙过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普艾伦、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和乔治·凯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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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普艾伦一直住在北京，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物色藏品。那时，他还没有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每天早上，他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古代戏剧，或钻研当地古董商用蓝布包裹带来的一卷卷丝绸、绘画。白天，当感觉要干事业时，普艾伦会拜访那些古董店，或在紫禁城里四处闲逛。普艾伦居住的小房子紧靠着紫禁城的护城河。令他自豪难忘的是，房屋前面有个石板铺成的庭院，院中有一棵大树，他可以在大树下面享用早餐。庭院的四面种有花木。每天，一位园丁会带来装满盛开鲜花的花篮。巨大的陶罐上面装饰着灌木、翠竹和绚丽的莲花图案。普艾伦有3个仆人，与他年纪相仿（不到30岁）。他们忙东忙西，随时听候普艾伦哪怕是最鸡毛蒜皮的吩咐。在家里时，普艾伦活得像个中国人。他有许多满族刺绣织锦长袍，在特别场合，他会挑选其中一件穿上。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的却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乐曲《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普艾伦十分痴迷纺织品，收藏华丽的织锦和刺绣。据艾克敦说，普艾伦对它们了如指掌，超过了他对人类的了解。普艾伦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研究员三十余年。其间，他使该馆中国纺织品的收藏数量大幅度增长。在纺织品藏品展览方面，人们认为普艾伦是极具天赋的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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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与客人们一起去戒台寺闲逛时，露西·卡尔霍恩和大儿子小马，会为大家提供后勤服务。戒台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新信徒要在那里接受佛教僧侣的认可。宏伟的戒台寺隐秘在凉爽、林木茂密的西山之上，距北京城24公里。为抵达那里，普艾伦一行搭乘火车完成第一段行程。之后，女士们改乘轿子，男人们骑着毛驴继续前行。午饭是小马提供的丰盛野餐，以鸡尾酒开始，到享用草莓和冰激凌时达到高潮。最后，大家必须徒步前往戒台寺，在那里挂上吊床，打个小盹儿。旅行的亮点，是在戒台寺大殿烛光下做晚礼拜。大殿里香烟缭绕，遮挡了殿内的巨大木雕像，和尚们诵经，伴随着阵阵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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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裕氏姐妹德龄和容龄，也是普艾伦黄昏聚会的常客。容龄的举止非常巴黎化，她嫁给了一位原籍广东的富裕民国将军唐宝潮。人们按夫姓称容龄是“唐宝潮夫人”，亲近的人则称她“内莉”。容龄一直生活在过去，留恋青春年少时在清宫度过的辉煌日子。据艾克敦记载，那些协助推翻清王朝的人，“都聚集在宏伟陵墓周围寻找文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龄开始取悦于那帮人，向他们提供一些自己的文物”。容龄的住所是一座王府，厚地毯上摆放着漆木家具，上面放满了明代瓷器、玉器、玛瑙、水晶鼻烟壶和笔架。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曾如此描述容龄：“精致的椭圆形脸如同瓜子。”20世纪20年代，容龄曾3次担任黎元洪大总统活动的司仪。普艾伦给保罗·萨克斯写过一封八卦信，称患有鸦片瘾的唐夫人“沉溺于中不中、洋不洋的舞蹈”，她“坚持维护自己的标准清宫美（她肯定是一直非常可爱）。讲起话来仿佛掌管经营了大清帝国十几年。容龄与其他人不同，不收藏文物。但她不是不收藏，她收藏香水。我想，她收藏了1573瓶香水。每种情绪都要有一瓶香水相搭配。我有时想，她会同时把它们一起拿出来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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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一些美国买家从艺术市场消退，为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幸存者创造了机会。比如《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他向堪萨斯博物馆捐赠了1100万美元，请拉里·史克曼为该馆物色征集藏品。1930年，史克曼拿到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奖学金。他来到北京，与母亲一起在协和胡同一座迷人房屋中住了几年。史克曼不但征集了闻名世界的“龙璧”、源自龙门石窟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1934年，还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见彩色插图4），成为堪萨斯城的明星藏品之一。史克曼还收藏了一批顶级卷轴画，包括1933年征集的北宋画家许道宁的《渔父图》（见彩色插图8）。堪萨斯城的中国艺术研究员科林·麦肯齐讲述了那个故事：“一天深夜，有人来敲史克曼家的门，一个王爷府的仆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幅‘主人要卖掉的’卷轴画。所出价钱并非不可考虑，史克曼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可能当夜就得决定。他从朋友伯查德那里借到了钱。”后来，史克曼回首此事，认为似乎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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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史克曼去天津拜访溥仪，催生了另一个相关故事。当时，那位末代皇帝与皇后婉容、嫔妃、兄弟、各种各样的官员以及他的阿尔萨斯牧羊犬一起住在天津。自1911年清朝垮台至1924年之间，溥仪被废黜，实际上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内宫。在那些年里，清宫珍藏的法律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它们是国家珍宝？还是如溥仪皇帝在自传中所声称，属于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财产？溥仪一家的花费巨大，手头总是缺钱。他开始变卖宫廷珍藏，或以它们抵押贷款。1923年，溥仪下令对延禧宫的珍藏编目，那里保存着伟大收藏家乾隆皇帝所喜爱的藏品。此举使参与偷盗的太监们惊恐不安。据说太监们放了一把火，把大部分藏品付之一炬（起火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可能由电线失火引起。当时，末代皇帝溥仪正在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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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优待皇室条件》。溥仪的兄弟溥杰和溥任利用了那些条款，在溥仪离开北京前，帮助末代皇帝把文物偷运出宫，认为那是他们从宫廷收藏中所获的赏赐。小物件很容易拿走。他们用黄绸缎包裹，假冒成自己的学习课本。溥仪本人承认：“我们转移了1000多幅卷轴画、200多幅挂轴画和册页、大约200册珍稀宋代善本书。”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直隶军队来到北京，阻止了更多文物流出紫禁城。1923年11月5日，溥仪及其剩余随从当即被逐出皇宫。后来，那些偷运出宫的文物，被装箱经铁路运往溥仪的新居所：天津日本租界的张园。溥仪急须用钱，不断抛售自己的艺术珍藏，绝大多数买家是外国人。在昔日朝臣和古董商的协助下，史克曼买到了两幅清宫旧藏绘画，包括宋代临摹的郭忠恕作品《雪霁江行图》、明代画家陈淳手卷《荷花图》。当时，那些绘画的所有者溥仪，正沉溺于自己崭新的欧洲摩托车，无暇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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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陵墓和纺织品话题的最后记载是：1934年，盗墓贼闯入了果亲王（1697—1738）的陵墓，其中埋葬着康熙皇帝第17子、学者果亲王和他的配偶们。盗贼们在陵墓中发现了长袍、挂件饰物、成卷的织锦以及刻有逝者姓名的灵牌。据此，学者断定文物的年代在1738年之前。墓主人均盛装打扮，此外，还为来世陪葬了更多衣物。当时，它们是唯一与一座已知帝王陵墓有关的陪葬服饰。20世纪30年代，那批服饰现身北京市场，史克曼为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征购了6件完整长袍、3件残缺长袍、织锦残片和布料，总计约70件藏品。那次盗墓发现的其他长袍，则被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购得，或被普艾伦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下。由于其年代确凿无疑，它们成了研究清代服饰的参照标准，学者可对其前后时期纺织品的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目前，源于果郡王墓的文物，仍属美国所藏清代早期纺织品中的顶级杰作。它们提醒我们：“中国制造”，也曾经是奢侈品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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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卡尔霍恩继续收藏纺织品。她的绝大多数藏品，包括为芝加哥古董协会购买的一些藏品，目前都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露西喜爱、欣赏普艾伦，为此，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3件中国长袍和1幅西藏绘画。露西在中国一直居住到1937年日本人长驱直入北京城。露西返回了芝加哥，直到在那里去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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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1937年，考古学家毕士博写道，“有关中国的书籍跻身美国的‘畅销书’。实际上，美国大学、学院和高中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领域——中国的历史、文明、语言等——关注度稳步增长。在美国所有较大城市以及许多较小城市中，我们都能找到中国艺术品收藏。”然而，舶来中国的老观念，正与新的模式化观念发生碰撞。新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永恒的乡民社会，深受自然灾害和坏人坏事困扰。1937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史诗电影《大地》，成为那种新观念的一个缩影。影片以赛珍珠小说为脚本，在中国遭受日本围攻背景下，适时培育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民意。但是，影片中的5位主要演员都不是亚洲人，更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中国遭受围攻，美国对此广泛同情。亨利·卢斯发行量巨大的《时代》和《生活》杂志，使那种同情广为散播。蒋介石夫人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民众同情中国的情绪。那些事情让美国形成了对中国拥有某种所有权的意识。美国自我粉饰式地责备自己“失掉”了中国，恰恰隐含了那种意识。但是，美国从未拥有过中国，对中国几乎不了解。美国失掉中国的说法，只是一个遗物。在即将到来的战后岁月里，它使中国艺术收藏家和研究者晕头转向，同时也从中大获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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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五章 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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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身材矮小，衣冠楚楚。1934年9月13日，他从芝加哥滨湖酒店8楼的逃生梯上，跳楼自杀身亡。劳费尔在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当了20多年的研究员。他跳楼的地方，正位于该馆南面8公里处。导致劳费尔跳楼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至今仍在推测（之前不久，他被诊断出身患癌症）。毫无争议的是，劳费尔属于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位知识分子。美国在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源于他们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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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他：“小骨架，欧洲学者派头，鼠灰色头发中分，戴夹鼻眼镜，皮肤灰黄。”劳费尔喜欢严肃的黑色正装，穿戴老式硬翻领。他的双手，“几乎与白瓷无异”；与人握手时“给人不硬不软但又倾向于软的感觉”。从劳费尔早年所写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很乖僻，厌恶人类。早年在芝加哥时，劳费尔给自己的导师弗朗茨·博厄斯写信，他哀叹道：“我缺少知识上的刺激，正在变成木乃伊。芝加哥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文化知识。”劳费尔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却因此成为一个有大把时间挥霍的员工。他以在办公室工作16小时为荣，操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在办公室两个拉盖书桌上来回顾盼，沉溺于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校订工作。然而，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爆料，劳费尔蔑视自己的工作单位，称那里是一处“犀牛化石仍在蠕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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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称赞劳费尔是“美国顶尖的汉学家”。劳费尔对导师博厄斯自吹自擂道：“我将为美国的民族志和考古学打下一个全新、坚实的基础……我将为人类学家……占领中国。”在学术研究和收藏两个领域，劳费尔均颇有建树。他编写出版了450部著作，遗留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书房、塞满档案的壁柜，将一批重要艺术品和人类学文物留给了3座博物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无论是周代玉器、汉代陶瓷还是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都会请劳费尔鉴定、估价，费用通常高达每天500美元，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经劳费尔鉴定后，收藏家们才会将藏品进行交换、展览，最后再将“备受其赏识”（一语双关）、可获得相应免税的物件，捐赠给美国各地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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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劳费尔的好名声，却遭遇了不公正的凋谢。劳费尔是学术领域的受害者，陷入艺术与社会科学血腥相争的交会处。习惯旧学科的人，对作为新兴民族志开拓者的劳费尔充满怀疑。但是，在劳费尔的出生地德国，学者们成为对所有社会制度进行宽容探究的领路人。马克斯·韦伯就属于最早留意中国文人选拔制度的西方学者，称中国文人“是迈向理性行政的旗手”。韦伯写道：实际上，中国文人，“作为统治阶层延续了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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