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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劳费尔是一位开拓者。当时，对如何确定中国在现代文明崛起中的地位，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劳费尔成为冲上前线的斗士。学术和政治领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历史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相似：适者无情地上升至顶端。在那个阶梯上，原始民族和非白人处于底层；富于创新、开明、努力向上的欧美人占据着顶端。显然，中国的位置成了问题。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陈腐。然而，中国人的祖先，却独立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那3项发明创造，被认为推动了西方的崛起。在人类探险记录中，该如何定位15世纪中国明朝的航海？太监郑和船长是穆斯林，曾率领永乐皇帝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难道他不应该享受与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一样的历史地位？当伦敦还是一片沼泽、巴黎还是一座古罗马城堡时，“中央帝国”的商人们，正沿着丝绸之路行进，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因此，我们为何不能平行，而不是垂直地评价不同的文化？为何不能检验每个文化如何以不同方式适应独特的环境？对此，劳费尔与自己的导师、德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一样，支持那些相对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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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相关问题：西方人该如何理解中国艺术？如何看待那些奇怪的卷轴画、说教式的佛造像，以及色彩浓淡细致入微的陶瓷？那些东西属于民族志研究的民间艺术，还是贸易商品？或者可能属于19世纪欧美审美运动的先驱？在费城（1876）、芝加哥（1893）和圣路易斯（1904）接二连三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那3类东西都被作为亚洲艺术的例证公开展示。19世纪末，对于如何展示或分类中国艺术，人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持续不断的考察中，劳费尔本人相信：中国的古代文物，特别是玉器、铜器和雕塑，属于世界级艺术。即便是那些最普通的家用器皿和匠人工具，都成为中国无法永恒保存的传统文化证据。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之际，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显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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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在柏林大学读完了本科，在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劳费尔参加了“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展现出超强的语言能力。劳费尔自称能够运用十几种亚洲语言，包括闪米特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藏语，以及欧洲的主要语言（包括俄语）。弗朗茨·博厄斯属于人类学的造物主之一，他为刚刚博士毕业的劳费尔找了个差事，让他参加美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1898—1900），任务是考察亚洲与北美之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劳费尔要对当时属于新鲜、充满争议的学说进行评估。那个学说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起源于亚洲，他们穿越白令海峡抵达北美。劳费尔通过那次考察，到达了日本本土和萨哈林岛。虽然劳费尔对白令海峡争论没有多少贡献，他还是带回家一大批文物和必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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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纽约的银行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关注是否有可能投资铁路，以及有利可图的进出口生意。因此，劳费尔再次参加考察队时，已被提升为博物馆管理人员，任务是收集“表现中国风俗习惯、信仰、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藏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弥漫中国人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我们也希望，借此激发公众更加尊重中国文明取得的成就”。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唯一参与者，劳费尔参加了1901年至1904年前往中国的考察队。考察队的赞助人，是雅各布·席夫。他也是德国犹太移民，担任库恩银行和罗博公司的主管。为获得在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开矿和其他工业生产的特许权，席夫与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卡尔文·布赖斯、铁路大王哈里曼、摩根和其他人合作，成立了美中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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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的考察行程主要集中在蛮荒自然界。因此，使用“考察”一词或许不太恰当。劳费尔更喜欢在大城市的胡同里征购藏品。征集同时代物品时，博厄斯要求亲眼面试。劳费尔则不然，更愿意从中国古代文献，而不是从与工匠交谈中收集信息。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劳费尔随身携带了两小箱子参考书。据简·方婷和吴同合著的《发掘中国历史》（1973年出版）一书记述：劳费尔在中国大范围旅行时，正值兵荒马乱，因此只能推测他如何、在哪里得到了自己的藏品。或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光明正大。简·方婷和吴同写道：劳费尔的考察硕果累累，因为“他并没有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安和北京，从中国古董商手里征集考古文物”。在那方面，劳费尔比中国学者更有优势。因为对于购买明器或墓葬文物，劳费尔没有什么忌讳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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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之后，劳费尔期盼中国会走向现代化。作为民族志学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文化，拯救人民使其避免灭亡”。劳费尔认为：展现中国人精神的，是那些简陋平凡的小玩意儿，从中医中药用具，到鸽子哨、蛐蛐罐、消遣品、木偶和谜语；而不是“皇宫里那些昂贵的瓷器和一流的珍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现任研究员罗若尔·肯德尔总结道：劳费尔去中国考察的结果，使该馆拥有了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民族志藏品，其内容之丰富属于北美之最。劳费尔兴高采烈地给博厄斯写道：“在中国，没有我未踩过的道儿，没有我未钻过的洞窟……没有未被我的求知欲考察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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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8月初，劳费尔抵达上海，在那里停留了六周。之后，他跑遍了江苏和浙江，参观苏州、杭州后，于12月抵达北京。劳费尔在北京逗留了一年，顺便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御窑，还去河北省北部游览了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劳费尔返回上海，以便将收集的文物和书籍运走。随后，他乘船前往南京和武汉，乘坐驴车前往西安。1903年10月，劳费尔来到了天津港，随行的7辆马车满载着古代陶瓷和青铜器。在山东工作3个月后，劳费尔最后一次去上海，又从那里运走了50箱东西。1904年4月，劳费尔起航离开中国。他先后分9批运送了总计305大箱物品，总数惊人，包括了7500件文物、500册古籍善本以及500个蜡筒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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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劳费尔给博厄斯信中所写：到了那时，他似乎已完全入乡随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觉得“与做欧洲人相比，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在另外一封给博厄斯的信中，他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遗憾，那便是我生来不是中国人。”但是，1910年后，劳费尔只去中国访问了一次。如菲尔德博物馆亚洲考古研究员班尼特·布朗森所描述：劳费尔的一生自相矛盾，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喜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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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博厄斯所提醒，虽然劳费尔以收藏民俗和民族志藏品为主，他也千方百计征集文物：从贫困收藏家、太监、鸦片瘾君子、和尚和古董商手中买入青铜器、石雕、汉代陶瓷，以及一批绘画。讨价还价必不可少。在劳费尔给博厄斯的信中，充满了他赢得的一场场小胜利。“在中国搞收藏，别以为只是购物，”劳费尔写道，“它需要神仙般的超稳定心理、自我控制力和天使一样的耐心。”回顾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1912年，以及自己带着藏品返回美国后的十几年，劳费尔认识到：“现在，那种机会已一去不复返。随着具有骑士精神的清王朝覆灭，中国的浪漫也随之消亡。中国的家庭作坊生产，将被隆隆的机器声和外国进口货取代。那是一个快速过渡的激进主义时期。我们目前展示的绝大多数中国藏品，都属于过去。可以说，它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文物。”尽管如此，据劳费尔记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仍未被当作艺术品欣赏。它们如同孤儿，被“公然忽视”。导师博厄斯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反目成仇后，徒弟劳费尔也离开纽约投奔了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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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劳费尔受雇于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又以拉萨为目的地，身兼“布莱克斯通考察队”队长和唯一队员，分两次独自前往中国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长期考察。1903年至1904年，英国的扬哈斯本爵士率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随后占领了西藏的各个山口。劳费尔提交了前往西藏的申请，遭到受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的拒绝。劳费尔还受到了其他限制，只能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和锡金的市场上征集藏品。尽管如此，他仍从加尔各答向美国运送了634件“喇嘛”文物。1923年，在百货商店巨头马歇尔·菲尔德（也是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捐助人）所留基金资助下，劳费尔再次返回中国。通过那几次中国之行，劳费尔搞到了19000件内地文物、4000件西藏文物。它们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核心。其中，中国早期陶瓷和玉器尤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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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期间，劳费尔也为金主们征购藏品。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920年，当劳费尔被聘为后者的名誉研究员时，便帮助其从自己提供咨询的施主手中征集亚洲文物。实际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期收藏日本和中国艺术，得到了劳费尔的具体指导。芝加哥继承人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位捐赠人。她购买过一套16件中空青铜饰物，准备用于装饰精美的大门，劳费尔为它们出具了假想的来源证明。白金汉女士开始收藏的是鼻烟壶，之后品位越来越高雅，成为最早收藏中国青铜礼器和陶瓷的重要藏家。她对藏品的质量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曾经的特别归属或年代。劳费尔把她介绍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芝加哥分店。她从那里购买了一尊宋代银鼎，与其他藏品一样，她以纪念过世姐姐露西·茂德·白金汉的方式，将其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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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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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在顶峰时期，成为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请他编写、出版藏品图录，等于登上了收藏界金字塔的顶端。包尔禄也是劳费尔的客户，他出生于上海，常居伦敦，是一位煤炭商人、进口商和收藏家。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还曾是一位炮手。劳费尔为包尔禄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编辑出版了图录。劳费尔所筹集的善款，使那批玉器最终落户于菲尔德博物馆。1947年（劳费尔去世多年后），包尔禄以30万美元价格，把另外一批藏品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计149件，绝大多数是绘画。但是，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何慕文不久前所评论，其中只有10%属于博物馆级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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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经常使用“帝王”一词。因为他的副业之一，是从北京的古董店回收从清宫掠夺的文物。劳费尔在北京，面临着来自传教士、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直接竞争。劳费尔对竞争对手的收藏策略义愤填膺，比如柏林民族志博物馆的员工穆勒博士。1902年，即义和团起义后不久，劳费尔给博厄斯写道：“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购买战利品和被盗财产？我绝不会让我的名字与那种行为有染。我心甘情愿把那种辉煌，留给穆勒博士之类的伟大人物。我们以诚实的方式征集藏品……我们不是贪婪的秃鹫，它们紧随残暴、野蛮的军国主义，在其身后大摇大摆地抢劫。穆勒博士的庞大收藏包含了部分战利品。对柏林的博物馆来说，那是一种蒙羞、一种耻辱。穆勒博士不仅吞咽（实际上，德语一词是“咀嚼”）战利品，还直接把士兵和传教士手中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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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保存着1931年堪萨斯城一份报纸的剪报，令人充满好奇。剪报表明，劳费尔的道德标准及其作为鉴定家的相当影响力，并非坚如磐石。弗雷德里克·帕格斯利博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试图把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出售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那是他在中国驻扎期间的收获。劳费尔被请到堪萨斯城，“对帕格斯利藏品进行专业鉴定，为该城可能的征集提供了初审意见。劳费尔宣布，那批藏品‘由一位远近闻名的堪萨斯人为堪萨斯城征集’”，称它们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艺术收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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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格斯利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义和团起义期间取自紫禁城的宫殿房门。帕格斯利夫人表示遗憾，称自己其他“纪念品”的获得，“有可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皇宫掠夺”。但是，它们属于“可购买战利品，既可能被他们夫妇拥有，也可能落入别人之手”。在帕格斯利征集的其他藏品中，有一个劳费尔宣称“很不错”的“皇帝宝座”、两个“皇宫皇后使用”的“宝座”。看到其中一个宝座“被人快速拉拽穿过北京街道”时，帕格斯利夫人买下了它，随即追踪到一个古董商的后屋。在帕格斯利夫人的客厅，劳费尔看到那个作为装饰的“宝座”，宣称它属于“顶级”藏品。他说：“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而这个宝座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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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堪萨斯城后，劳费尔随即给帕格斯利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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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它们质量上乘。北魏时期的那尊武士石雕像，属于令人赞叹的不朽之作，具有独特、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我很有幸看到了你那个青铜鼓，它设计完美，属于顶级藏品……我从未见过比你那些皇宫宝座更精美的藏品……明代皇帝宝座背后的镂空龙雕，只能说是精美绝伦……此外，我很喜欢你的许多高古青铜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美青铜器相当好的研究对象。我喜欢你的汉唐和宋代金属镜，它们数量多，种类全；还有你的许多精美象牙制品、木雕和瓷器。你的几件珐琅彩瓷饰板，上面的人物风景，仍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印象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忘记你那两尊大理石高发髻观音雕像，它们可与古希腊最佳雕塑杰作相媲美；还有来自热河寺庙的那尊大体量漆雕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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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以热情的吹嘘结束了长长的藏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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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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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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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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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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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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