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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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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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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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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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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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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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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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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主管们预付了20万美元，征购蒙特藏品中的118件陶瓷，保留了以40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藏品的选择权。该馆发布消息，将其视为博物馆发展转折点予以庆祝。批评者和学者也随之蜂拥至洛杉矶。《帕萨迪纳星报》的威尔森·佛思首先开火发起了攻击：“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应该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如底特律‘东方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波士顿美术馆的约翰·洛基博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凯利博士，问问他们对蒙特收藏有多少了解。”消息很快泄露出来：上述学者所知道的，是蒙特曾到美国各地推销那批东西，没有引起任何人征集的兴趣。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是实打实的中国艺术权威。他称蒙特那批东西“是大杂烩，充斥着复制品、赝品和旅游纪念品小玩意儿”。此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主管们的态度已经转变，放弃了那批藏品的选择权，并拒绝向博物馆拨付更多征集经费，使该馆在此后若干年，在藏品征集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蒙特那批东西、包括保留征集选择权的藏品，继续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览到1940年。那年，该馆新馆长罗兰德·麦金尼，终于决定就此征求专家意见。在麦金尼馆长1940年给博物馆董事会的报告中，保留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其结论是：“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不值得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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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蒙特收藏一直留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直到该馆首位亚洲艺术研究员亨利·特鲁博纳斩钉截铁地表示，征集那批藏品是一个“可怕错误”。对于已经征集的藏品，特鲁博纳研究员在加州的斯克利普斯学院，找到了对那批藏品深信不疑的艺术家米勒德·希茨。他安排将那批有争议的艺术品，租借给了自己所在的学院。它们在那里停留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它们连同曾遭拒绝未售出的蒙特藏品，一并还给了蒙特指定的藏品继承者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目前，该馆属于挪威卑尔根市博物馆的分支机构，简称K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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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藏品的结局十分离奇。2010年12月，盗贼闯入卑尔根博物馆，偷走了部分蒙特藏品。2013年1月5日，星期六，又有23件藏品被盗。该馆馆长艾伦德·霍耶斯登怀疑，那是“按图索骥”行为：“显然，盗贼知道自己要什么。”由于推测蒙特藏品中许多东西属于圆明园被盗文物，我们自己的理论是：某些中国人为收复文物，实施了盗窃。然而那个故事还有续集，2014年，经中国房地产商、慈善家黄怒波先生牵线搭桥，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宣布与北京大学签订历史性协议，将其所藏的21件汉白玉石柱中的7件送还中国，它们属于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掠夺物。虽然由中国石匠雕刻，那些建筑石柱显示出深受西方影响，出自圆明园西式风格建筑中的西洋楼。石柱将在北京大学展出，挪威方面因此得到了163万美元。同时，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希望得到北京大学中国艺术专家的支持，对该馆藏品进行研究，改善其展览条件（1990年，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曾经说过，该馆许多中国藏品如果不是开门假，就是低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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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冈仓天心，属于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艺术为数不多的博物馆研究员，他们能够流利地读写汉语。然而，劳费尔一生的故事，展现了文物鉴定和归属的危险性，使后代艺术史学家备感痛苦。在许多年里，博物馆界一直传言，劳费尔跳楼自杀，或许缘于他担心自己遭人指控，卷入由自己定为精品或赝品的文物鉴定争议。不管怎样，劳费尔最亲近的同事，将其过早的纵身一跳归结于不断恶化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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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常遭受他人指责，劳费尔也会揭发竞争对手藏品中存在赝品。比如，他曾抨击一件小型唐代石棺上的铭文有假，它目前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当时为一位日本竞争对手收藏。劳费尔也有自己的“实践伦理学”。西雅图博物馆大门口有一对明代石雕，由该馆馆长理查德·富勒的母亲从冈普百货商店购买。劳费尔应邀对它们进行鉴定时，认为它们待在中国原属地似乎更好，现在与其原有历史环境分离，“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但是劳费尔并不谴责外国古董商，却对“中国人破坏公共财物行为、贪婪、缺乏爱国主义”等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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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六章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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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对美国收藏、研究和出售博物馆等级的中国艺术品，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那一代的博物馆研究员和学者，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服过兵役，战后还在日本加入了“盟军夺宝队”，负责抢救和返还艺术珍品。然而，与在欧洲工作的研究员和学者不同，他们并未赢得电影里体现的那种赞颂。起初，一旦有机会，驻扎中国和日本占领军“艺术与古迹处”的高官们，也会讨价还价地购买藏品。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种购物行为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此时，富有创造力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开始寻找私人收藏。一些人甚至从美国各地的车库甩卖中淘宝，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美国的博物馆研究员也不甘寂寞，他们挖空心思，通过举办国际租借展览吸引观众来到他们的展厅。打头阵的是1961年在美国5家博物馆巡展的“中国艺术珍宝展”，展品包括了来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博物院源于之前的北京紫禁城）的顶级藏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西部的博物馆研究员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美国东海岸博物馆的长期霸权地位，发起了最后而更广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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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曼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博物馆收藏转向的具体化身，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自信满满的多面手，眼力极佳，经费充足。李雪曼的著作和讲座拥有大量粉丝，他利用那种情况和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的身份，确立了自己鉴赏家的地位，对艺术鉴赏的见解坚实可靠。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讲述过二战之前拉里·史克曼在中国的经历。他也参加过“盟军夺宝队”，是李雪曼的友好竞争对手，也是频繁合作的伙伴。李雪曼之于克利夫兰博物馆，与拉里·史克曼对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他们都充满自豪，在各自城市征集亚洲艺术杰作，在当地出人意料地建成了供奉亚洲艺术的公共神龛。欣赏那种艺术类型，需要有耐心和刻苦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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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曼出生于西雅图，父亲是受雇于联邦政府的电气工程师，协助建立备受联邦政府鼓励的崭新大众传媒——电台。李雪曼出生后不久，一家人迁居纽约曼哈顿。到了上学的年龄，李雪曼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李家第二次搬家的目的地，是华盛顿特区。李雪曼曾在菲利普斯收藏馆，花了几个小时观看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培养了“对艺术史的强烈兴趣”。他曾就读于美利坚大学，把专业从科学转换成艺术史，拿到了文学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1938年，他在美利坚大学遇到了露丝·沃德，俩人结婚共同生活了69年。据他们的女儿凯瑟琳说：“父亲是网球手，母亲是女生联谊会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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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罗杰斯是露丝和李雪曼的长期朋友，她对李雪曼夫妻有过很好的描述：“露丝与李雪曼的才气真是绝配。她性格坚如钢铁，南方口音浓厚，讲话抑扬顿挫、迷人、充满奔放的魔力，如同夏季河流，冲刷着李雪曼的不动声色和沉默寡言。李雪曼说：‘她使我变成了文明人。’李雪曼曾亲自安排俩人的蜜月旅行，把它搞成了钻入深山老林的艰难徒步，其间的生活设施只有帐篷和睡袋。似乎从那时起，露丝就开始对李雪曼实施启蒙教育。”蜜月结束后，小两口移居克利夫兰。李雪曼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拿到了艺术史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美国水彩画评述》，是美国最早涉及那种艺术类型的论文。那时，李雪曼偶然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中国艺术暑期班。该班的老师是詹姆斯·马歇尔·普卢默，曾在上海和福州居住过十五年，就职于独立、有权势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普卢默非常喜欢中国陶瓷，曾对一些主要皇家御窑遗址进行确认考察。他的教学方法也具有独创性。他会解释主要窑口陶瓷的不同之处，之后用布盖住那些中国老瓷片，只让学生们触摸，以此辨认某块瓷片属于哪个窑口。后来，李雪曼回忆道，普卢默通过那种上手技术，使自己了解了“亚洲艺术的神秘性和实用性”。应该补充的是，普卢默的兴趣还包括佛教雕塑、拉其普特微型画、日本“泼墨画”以及中国青铜器。老师的那些爱好，都对李雪曼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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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默鼓励李雪曼进入亚洲艺术领域。李雪曼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便来到克利夫兰博物馆，以志愿实习生的身份，协助该馆时任亚洲艺术研究员的霍华德·霍利斯工作。1949年春季，在霍利斯指导下，李雪曼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推出了一个中国陶瓷展览。同年，李雪曼跳槽到底特律美术馆，获得了博物馆研究员职称。他开始撰写内容广泛的豆腐块文章，涉及中国陶瓷、柬埔寨雕塑和美国水彩画等等，这些文章成了李雪曼的终身标志。此时，李雪曼还从未踏上过欧洲或亚洲的土地。1944年，他加入了美国海军，担任助理领航员，开始了远航。一年之后，李雪曼终于抵达中国大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李雪曼所属舰船驶入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塘沽，他的部队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李雪曼少尉的舰长，是一位喜欢使用虫饵的钓鱼爱好者。李雪曼对舰长说，自己想去看看北京。舰长同意给他三四天假期，但警告说，如果逾期不归，他将面临擅离职守的指控风险。李雪曼本人对那次旅行有以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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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与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搭车去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车上到处是人，拥挤不堪。那时，如人们所说，共产党游击队正在山区与国民党士兵作战。由于人群出现纠纷，我们不得不多次停留。但是，我兴奋不已，我竟然要去看北京了。（火车终于抵达北京。他身着美国海军军服，看到一辆人力车，立刻直奔紫禁城。）我来到了紫禁城北门，那里排列着骆驼大篷车。北京的城墙仍然完整，巍然耸立。城墙和住宅，被粉刷成黄色、浅桃红和浅蓝色。北京真是美得不可思议。随后，我在琉璃厂发现了一些古董店……我看到了一件磁州窑瓷枕……上面装饰着美景和人物画面。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把它买下了。当然，它的要价微不足道——约有2.5美元。看来，我从磁州窑开始收藏，真乃上天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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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李雪曼如此谈论自己最初的征集。目前，那件磁州窑瓷枕由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它既是经过讨价还价的捡漏，也是一件非常好的跨界藏品，标志着一位博物馆研究员的初出茅庐，标志着他将致力于为所有类型亚洲艺术寻找更多的观众。磁州窑陶瓷属于中国北方窑口制品，数量众多。它们经久耐用，雕刻图案设计大胆，其生产制作的黄金时代是宋元时期。那个书页大小的粗陶枕，可用于现世或来世（在来世使用时会更加舒适）。它的图案令人称赞，在一层透明釉覆盖下散发出光彩。从那件陶枕身上，人们一眼就能理解，中国陶瓷如何、为何早早变成了一种世界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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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雪曼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他在克利夫兰的导师霍华德·霍利斯，受雇于占领日本的“盟军艺术与古迹处”。导师邀请时年28岁的李雪曼担任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年以后，霍利斯返回美国时，李雪曼接替了他的职责。在两年时间里，李雪曼的工作是视察并为日本的伟大收藏编目，以协助评估哪些文物被毁坏，如何保护其余文物。中国的国民政府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写了一封信，宣称日本在战争期间掠夺了一些中国文物。据说，它们被隐藏于日本京都的正仓院。那里收藏着日本最伟大的古代珍宝。李雪曼拿到了进入日本皇家珍藏库房的唯一许可。最后，中国人在那里举办了一个被掠夺文物展览，其中只有一些小玩意儿。据李雪曼说：“展品挤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主要展品是一套8块玉屏风。真是奇怪，那里真是没有多少被掠夺文物，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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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曼利用独特的身份，视察那些许久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检查那些没有展出的艺术品，进而与日本收藏家、古董商和艺术史学家们建立了长久友谊。此外，他还确保与霍华德·霍利斯关系友好。此时，李雪曼那位昔日导师，已选择了经营古董生意。李雪曼遇到了拉里·史克曼。二次大战期间，史克曼在中国服役，担任美军的作战情报官。战后，史克曼来到东京，担任美国占领军“古迹处”的顾问。这又是一次幸运的轮岗：李雪曼本人在日本任职结束时，他在密歇根大学的老师詹姆斯·普卢默教授也抵达日本，同样担任了“古迹处”的顾问。那几位志趣相投的博物馆研究员聚集在一起，协助美国中西部的主要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优先级方面进行了重要转变。而且，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压力，日本收藏家都缺乏资金，使“盟军夺宝队”的成员们能以适当价格征集艺术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合法出口自己的猎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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