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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人们希望这次访问同样能重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李雪曼为此助了一臂之力。一年以后，他率领北美12人代表团访华，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6个城市参观。一个月的访问属于紧赶慢赶，车马劳顿。后来，李雪曼评述说，他的角色需要“把鞋子推销员和外交官的才能合二为一”。实际上，李雪曼团长在两方面都表现优异，他在乒乓球桌前身手矫健，还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为访问提供了额外助益。李雪曼馆长两道浓眉瘆人，身材高大，比中国主人们高出半头。中美之间的文化鸿沟令人畏惧，而他总能耐住性子。“我们称青铜时代，中国人说奴隶时代；我们说中世纪，他们称封建时代。”后来，李雪曼对《克利夫兰实话报》评论道，“那里没有诸如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与政治分离之类的东西。当我们因某些美物感到兴致勃勃时，他们难以理解。在中国，艺术属于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每当出现那种情形，拉里·史克曼就会出来和稀泥，予以解释、活跃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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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李雪曼1973年对中国的访问，为一年后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扫清了道路。那个文物展览堪称中美举办文物展览中的破冰展。它在华盛顿展出了6个月，展览开幕活动既热闹，又把握了分寸。然而在最初，堪萨斯城并未被纳入展览巡展地。武丽生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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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史克曼的关系，并通过堪萨斯城居民、尼克松总统顾问伦纳德·卡门特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也来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巡展。于是，中国人同意进一步延展，使旧金山的华侨也能一睹展览风采。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没有亚洲艺术研究员。因此，我担任了相当于3个展地的策展人角色，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则负责展览图录和布展。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展览图录和展品说明牌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审查。中国内部的事情令人惊慌失措，中国人希望展览图录中只出现文物的照片。于是，我们决定用高质量图片，印出一本好“画书”，同时安排出好的展览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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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派出了一组博物馆专家，陪伴着展品巡展。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展品说明牌不出现任何修改。“他们特别想观看我们收藏的绘画，”武丽生写道，“但是未获允许。”尽管如此，坚冰已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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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克曼和李雪曼光荣退休，被授予卓越博物馆前馆长的荣誉称号。除了对某些藏品归属和征集问题有争议，两人之间通常属于朋友关系。正如两人都赞赏的千年手卷《溪山无尽图》，两人秉性相投，与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一样，都喜欢收藏石头。从内心讲，李雪曼像一块升入云雾之中的岩石，坚硬、固执、朴实无华；史克曼则如潺潺流水，在充满暴力和狂热的世界里，寻找蜿蜒曲折的前行道路。李雪曼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有一栋朴实的乡间小屋。1986年6月，他从那里给史克曼写了最后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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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拉里，我听说你已从可怕困境中痊愈。在此给你写信表示祝贺，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健康。随信寄去一张照片，以显示你对我们退休后家庭生活的良好影响……我们卧室的外面，可看到一处围起来的小花园，照片后面的石头，是你赠送的礼物，让我备感荣幸。近处那块石头，是我们在圣安东尼奥捡到的。显然，这里是你在密苏里州奥扎克花园的石化基地。不管怎样，我们喜欢这个花园，希望它是祝福和提醒。非常感谢你赠送我们的那块石头，我们会继续摆放使用它，以表示我们对你的谢意。“恋石癖”不属于最坏的罪恶。真的，它属于美德。或者说，我们相信如此。我想起了南宋，不知道它是否已在我的内心凝固……我们的生活品位，不知是真的太甜，还是令人忧虑？从现实版“艺术博物馆”的角度看，我们很享受自己的花园和退休生活。祝好！雪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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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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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博物馆快速发展，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只有200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如我们后面所描述），可以部分与之相媲美。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每座城市都相当有自尊。各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催生了1500多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属于美术馆，也包括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早在1923年，法国艺术经销商雷内·吉姆佩尔访问美国，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旅行经停托莱多时，就在日记中写道：那种艺术博物馆热，“在美国随处可见，使人不禁联想到中世纪时大张旗鼓建造教堂的情景”。33年后，另一位法国人访问美国，那便是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有人问法国部长，是否同意丽贝卡·韦斯特所说，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火车站。“不，”法国文化部长答道，“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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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那个“伟大觉醒”时代的主教堂，至今依然如此。该馆创建于1870年，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观光目的地。目前，该馆年观众数量超过600万。1905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访问美国时，已预见到了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发展。那是他1883年以来首次回国长期旅行。到了190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搬离了曼哈顿西区14街的古怪大厦，堂而皇之地迁移到上城区的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它是位于公园边缘的一座真正的艺术宫殿。”詹姆斯在《美国游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即便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也是沐浴在“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氛围之中”。那里的空中飘浮着金钱，“无比之多”，足以买下“所有最精致的东西”。詹姆斯还不忘称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言之，它会成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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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初期，亚洲艺术顶多在边边角角的展厅出现。该馆虽然很乐意展示本杰明·奥尔特曼、皮尔庞特·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但是直到1915年才成立了远东艺术部。同年，金融家摩根去世，虽然他曾担任该馆董事会会长一职长达10年，但未把他的瓷器收藏遗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些正在展厅展出的摩根宝藏，也随之从展厅中撤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方向性转变。转变部分缘于竞争对手波士顿美术馆的刺激。那时，波士顿美术馆已成为美国亚洲艺术收藏方面的老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不懈努力多年，试图扩大自己的亚洲艺术馆藏。该馆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位公认的权威来领衔新部门。此时恰有一位模范人物波什·雷茨，他是一位杰出的荷兰学者，兄弟是荷兰女王威廉敏娜的管家（这样的关系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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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什·雷茨在慕尼黑和巴黎赫赫有名。他既是学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雷茨从早年起，便对东亚艺术产生了痴迷。他研究了欧洲主要博物馆的有关收藏，用了一年时间深入钻研中国和日本艺术。1914年，卢浮宫向这位亚洲艺术荷兰铁粉示好，请他保管该馆的格朗迪迪埃远东艺术收藏。据说那属于西方收藏的最佳远东艺术品（目前属于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但是，随着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法国当局发现聘用此人并不明智。”波什·雷茨转而跨越大西洋，前去研究美国的主要东方艺术收藏（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持中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抓住机会，邀请波什·雷茨担任该馆远东艺术部的首任创建主任。该部以中国、日本艺术为核心，同时也展示它们的近亲朝鲜和喜马拉雅地区艺术。波什·雷茨当即接受了邀请。如《泰晤士报》报道，1915年9月，雷茨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恰逢摩根收藏的瓷器进入最后的拍卖。那批瓷器是当时该馆吸引人的明星展品。拍卖也使波什·雷茨所在部门“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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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波什·雷茨便令人钦佩，他善于规范管理，眼力精准，做事有条理，光明磊落，很快赢得了“荷兰老清洁工”的绰号。有时候，他让那些被冷落的同事感到恼怒。然而他努力了解博物馆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起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曾委托装饰艺术部代管。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1915年，该馆存有大量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包含“1879年以来收集的东西”。那一年，博物馆几位董事和其他捐赠人联手，购买了塞缪尔·艾弗里（该馆董事、雕刻师、鉴赏家和艺术经销商）选择的一组中国陶瓷，数量达13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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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什·雷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继承的最有意思的藏品，是福开森在中国时为该馆征集的藏品。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身兼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学者、上海报纸出版人和清王朝顾问等职。他还一度担任了中国铁道总公司参赞的干事，与其清朝官员朋友端方一起，把公职与艺术品收藏混为一体。19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明地（事实如此）任命福开森为该馆终身研究员，请其担任该馆的藏品征集代理，并向他提供了25000美元藏品征集费。一年以后，福开森凭借才干，获得了更多的征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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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福开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福开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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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福开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福开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福开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福开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福开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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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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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30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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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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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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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荷兰老清洁工”波什·雷茨返回祖国居住，于1938年去世（被一辆汽车撞倒），享年78岁。精打细算真的很重要，波什·雷茨的继任者普艾伦就缺乏这一点。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便受雇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终身受聘。196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定了强制退休政策，规定专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普艾伦为此提出愤怒抗议，还提起了诉讼，甚至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上诉，请其予以干预。普艾伦的诉讼和上诉毫无结果，却适时为博物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画出了一条终结线。对此，普艾伦似乎将自己视为歌剧中的英雄，遭遇了一群无赖和笨蛋的围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前没有，以后也再未雇用过像普艾伦一样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研究员（他的上司们，则使用了更为温和的委婉语，称其为“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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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市度过了童年。那时，他便表现出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父亲和祖父从木材买卖中发了大财。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青少年时，普艾伦去参加高中舞会，他身穿黑长袍，戴着面罩、尖顶帽和一头又长又卷的金色假发。”中国文物古董商爱德华·威尔斯，是普艾伦的另一位长期朋友。他对普艾伦在哈佛大学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有过如下描述，“年轻的普艾伦身材瘦削，一头金发相当浓密，走起路来既无精打采，又有些大摇大摆”，一副让人感到“困惑和唐突”的做派。普艾伦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他的朋友，以及那些他相信不会作恶的人”；另一类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可能让他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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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部分归功于哈佛大学保罗·萨克斯的热情推荐。普艾伦曾听过他的博物馆讲座。普艾伦的个人履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哈佛大学曾师从邓曼·罗斯和兰登·华尔纳，后者在第二次率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前往中国时，曾招募普艾伦入伙。此时，也就是1928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当上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研究员，该部同样正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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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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