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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武丽生是拉里·史克曼的门徒，他听说克劳福德曾遭遇欺诈。有人告诉他，称他在佛罗里达继承了一座酒店，但为了避免诉讼，克劳福德需要行贿打点。由于缺少资金，他只得拿出一幅顶级绘画《后赤壁赋》，向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报价。为紧急筹款，拉里·史克曼说服了一位尊敬的女施主，请其奉献了100万美元专款（60万美元用于征集克劳福德那幅绘画）。她按时乘坐一辆老式卡迪拉克轿车现身，向史克曼递交了所需支票。武丽生飞往纽约，与收藏家克劳福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携带用特制盒子保存的绘画，返回到堪萨斯城。武丽生对我们说：它是“克劳福德收藏的最重要的北宋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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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丽生向我们慷慨追忆的往事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迪隆和霍文团队，则在追求克劳福德其余收藏方面“干得漂亮”。武丽生说，据克劳福德透露，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徽宗的画作。虽然该馆将其描述为捐赠，他本人仍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附属收益（只有一幅绘画属于捐赠，不过最后一幅的出价非常慷慨）。然而，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展厅的扩张，一些报道似乎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视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展厅后，克劳福德说：“你们终于有大展厅了，可以容下我的收藏了。”在那些展厅里，观众能够开始理解，在中国古典艺术中，书法为何如此重要。随着克劳福德健康的每况愈下，博物馆唆使其研究员每日前往嘘寒问暖，最终拿下了克劳福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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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完成了另一项开创性工作。蒙德伯乐馆长称其为亚洲艺术重新布展的“皇冠明珠”。该馆将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装饰艺术展厅重新改造，使那里的1000多件馆藏精选玉器（希伯·毕晓普收藏）最终得到了妥善展示。中国漆器曾是一个未受关注的领域。随着征集欧文收藏的东亚、南亚藏品，其中包括实用器和奢侈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填补了中国漆器空白。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承担了展厅改造和许多展品征集的费用。他们属于敢作敢为的赞助人。他们的财富来自欧文早期在全球冷冻食品公司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该公司的畅销产品包括冻鱼排和炸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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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人员交替，接管刚获新生的亚洲艺术部。6月底，方闻作为“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退休，老练的“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屈志仁成为该部门的掌门人。这次交替表明，该部门只会改变工作重点，不会变更工作路线。方闻领导亚洲艺术部时，征集藏品和增加展厅面积，成为亚洲艺术部的头等大事。到了屈志仁时期，它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公共教育和启迪。屈志仁曾组织策划过一些特别展览，包括1991年的“东亚漆器展”、反映古代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之路的“丝绸为金的时代”等。很快，屈志仁为自己增添了崭新光环。2005年，他组织举办了“走向盛唐展”，2010年，举办了“忽必烈的世界——中国元代艺术展”。屈志仁之所以能够办成那些展览，可能得益于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诱使收藏家们与他合作，（更关键的是）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官员以及博物馆复杂官僚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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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会面，有助于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协调人。屈志仁身材纤弱，衣冠楚楚，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融东方君子、西方绅士礼仪于一身。屈志仁出生于中国香港，接受过一位中国老派学者的家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镀金，包括汤顿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在香港不同博物馆做研究员时，屈志仁还在哈佛燕京研究奖学金资助下，游遍了东南亚，研究那里的陶瓷贸易。1982年，他到波士顿定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所有那些细节，有助于解释屈志仁为何精通多种语言，熟悉英、中、美三国学术、博物馆和慈善界的情况。1985年，屈志仁开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25年。早先的个人经历，为其在该馆任职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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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志仁所举办展览、或协助征集的藏品中，令其特别自豪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7年征集的一块丝毯残片，名为“花中龙”。它色彩鲜丽，图案源于蒙元时期统治下贯穿中国的中东亚地区。画面中的两条长舌、长尾猛龙，张开龙爪舞蹈。画面四周则是平和的花坛，鲜花盛开。那块丝毯来自纺织品和金银财宝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那时，“元代皇帝和皇室成员，把皇家刺绣、编织厂制作的最精致产品，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地方的统治者、特使和卓越人物”。如屈志仁指出，当时，丝绸重量是以黄金计价的。那些纺织品成了中国送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外交、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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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屈志仁举办了一个重要展览“忽必烈的世界”，对一个相关的主题同样有所启发。在屈志仁看来，认识中国艺术有两种观点：其一，“可把中国艺术视为自成一格，它的历史遵循一条单一、延绵不断的线路发展，并不时自我复兴，重返古代模式”；或者，也可把中国艺术视为持续不断的兼容并蓄，将跨边界文化影响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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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展览的图录十分精美。其前言和致辞毫无保留地强调了屈志仁的观点。他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数百个人和机构表示了谢意，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文物修复专家和基金会。显然，要成功举办展览，使其成为屈志仁的商标，需要有人把他的策略、理解力和专业权威化为现实。《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荷兰·考特写过的一篇文章很有洞察力，谈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掌门人的变动，也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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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境文物展览的规定是，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文物局协商所有借展事宜。过去，该局可要求省级博物馆提供所要的一切藏品，无须分配借展方支付的展览费。有时，甚至不把所借藏品送还出借单位。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省级博物馆已成为强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管理机构。展览协商中有许多谈判艺术：有的出借展品赖以为生，有的强硬讨价还价索要展费，有的要求诸如出国押送展品等额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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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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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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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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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博物馆界，谈到破解中国艺术的谜团和悖论，几乎没有人比何慕文更有资格。2014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展开幕。展览展现了何慕文的自身长处。其部分展品，来自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及其妻子山崎明子的收藏。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展“时髦、通俗易懂”，它采用各种手段，向一窍不通的观众提供了解中国书法的线索。例如，通过诗歌教授学生写汉字；用明信片大小的导览器，帮助观众理解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区别。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是一幅明代手卷，名为“十三家行书屋舟篇”，由明代13位著名书法家联手创作，各自在上面呈现自己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展览首先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倪明昆策划。之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史耀华，将其接至纽约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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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博物馆征集藏品和互相竞争的辉煌岁月，已让步于阐释藏品和博物馆相互合作的新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世界。1981年，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展厅开放时，方闻和何慕文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描述。他们试图解释“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即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密切关系。中国书画常用工具是毛笔，由山羊、马、兔子、黄鼠狼或老鼠胡须等动物毛发制成，以其“软硬程度排列升序”。毛笔使用起来极其流畅，可呈现浓墨光亮或半透明灰色的丰富书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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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毛笔“模仿自然韵律”书写表意文字的技巧，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不逊于绘画的更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闻和何慕文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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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不仅是华丽和令人喜悦的动感，反映艺术家欣然运用手指、手腕和上肢的平衡力，它还直接源于书写者的腹部和头脑。因此，中国人把书法称作“脑力打印”。每个笔画线条，或浓或淡，弯曲转折，停顿时往后收笔等，都包含着高度紧张的内在运动。艺术家的书法笔法，可以将个人的独特风格进行无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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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西方博物馆以及西方文物保护专家，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如亚历山大·斯蒂尔在《历史的未来》（2000年出版）一书中叙述，一队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抵达西安，向中国同行提供建议和协助。意大利人对双方互不理解的鸿沟之大感到震惊。中国人会问，为何不能对出土文物状况进行改善或复制？与旅游商店的庸俗纪念品相比，制作真正精良的古代文物复制品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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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的领队是米歇尔·科达罗。她是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得知，送往国外展览的著名兵马俑，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所说的复制品，意指高质量的复制，与廉价的仿制品有很大区别。在修复西安古建筑或是龙门石窟佛造像时，仍可看到那种整形态度的延伸影响。如斯蒂尔所总结，中国的土地下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可能意味着我们今日之所见，会与我们明日所见大不相同。中国考古仍然处于幼年期，与19世纪中期埃及考古所处的阶段相当，未来还将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要想为今日中国画像，如同为飞驰的子弹头火车拍照。无论人们如何描述，5年或10年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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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学习过程，应该成为一条双向道路。美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有可能成为那条双向道上一位有用的交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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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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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中国艺术的主要古董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灾难时期。卢芹斋在上海的存货被中国人没收。1944年，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及其在芝加哥、波士顿、海豹港、纽约的分店）在美国的存货，被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没收、拍卖。在协助拉里·史克曼为堪萨斯城博物馆征集藏品方面，功不可没的北京著名古董商奥托·伯查德遭受了三重不幸：1933年，他不得不逃离德国；1935年，曾经属于他画廊中的东西，在为时两天的销售会上被拍卖；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的存货，又被美国政府当作敌国财产没收。但是，所有上述故事，都没有以下这13件中国文物经历的故事更令人称奇。1941年，13件文物中的一部分从卢芹斋手中征购；1942年，被出借给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曾被德裔瑞士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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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在职业上是银行家，在本性上属于收藏家。无须添枝加叶，便可成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物。德·海特是一位艳丽的流浪者、有名的同性恋、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潜伏高手，离过婚，没有后代。他把自己的艺术收藏留给了两家博物馆。他的亚洲艺术收藏，成了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最重要藏品。他的欧洲艺术藏品，包括一些现代大师的作品，遗留给了德国伍帕塔尔市的一家博物馆（与其父亲奥古斯特一样）。1961年，那家博物馆更名为冯·德·海特博物馆。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8件中国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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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德华·冯·德·海特出生于德国的埃伯菲尔德市（目前已并入伍帕塔尔市），那里曾是纺织工业中心。他是银行家的次子，那个银行家族古老、强大，不久前，还被授予了爵位。曾祖父奥古斯特担任过普鲁士王国的贸易部长，后来又成了俾斯麦内阁的财政部长，负责修建了普鲁士王国的东部铁路。冯·德·海特家族，早已属于财富不断扩张的鲁尔工业圈的中坚。不仅如此，1863年，家族还荣获了世袭贵族头衔，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意味着，家族的两个儿子奥古斯特和爱德华，拥有了与普鲁士宫廷成员建立重要联系的渠道，并得以进入柏林闲人免进的沙龙（德·海特出生前，曾祖父在柏林买下了家族的豪宅。奥古斯特去世后，上天注定，那里变成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埃伯菲尔德市，德·海特的父母主持招待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还收藏先锋派艺术作品，包括莫德松·贝克、诺尔迪、科科施卡、马蒂斯，以及博物馆界的首幅毕加索作品。他们的儿子德·海特，则把那些藏品留给了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该馆至今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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