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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接受完古典中学的教育后,爱德华在波恩游手好闲了一年。之后,他加入了杜塞尔多夫轻骑兵。两年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骑兵团——更加贵族化的波茨坦枪骑兵(这些骑兵预备队,成了“富二代”获得普鲁士贵族军官光环的地方)。爱德华前往日内瓦上大学。1905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他没有步哥哥后尘进入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在一家纽约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当了一年见习生。那家公司负责照料洛特希尔德家族在美国的利益。但是,爱德华与纽约和纽波特市轻佻、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不合拍,又返回了家乡。1909年,他前往伦敦,在27岁时创建了家族银行的一个分行——爱德华·冯·德·海特公司,其资金源于他继承的遗产以及骑兵团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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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对伦敦的博物馆和艺术商店十分着迷。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他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常身着燕尾服,光临伦敦贵族住宅区的高端聚会和夜总会。1914年夏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正好在波茨坦,并作为轻骑兵(枪骑兵)预备队中尉在西线服役,参加了马恩河之战。为此,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男爵”,影射他不到1.7米的矮个子)。1915年,他负伤退伍,担任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领事。他在德国军队服役,逃脱了在伦敦遭拘禁甚至可能被放逐的厄运。但是1917年,他的银行财产被当作敌国财产被没收。他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他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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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柏林处于革命动荡之时,爱德华迎娶了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维拉·冯·施瓦巴赫。他的老丈人保罗·冯·施瓦巴赫,是一位已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是强大的布雷希洛德银行的共同所有人。那家银行曾资助过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王国扩张。因此,德·海特未来的金融事业再次得到了保障。1920年,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德·海特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冯·德·海特-克斯腾银行。但是他的婚姻属于包办,18岁的新娘毫无经验,而他这位新郎的年龄两倍于她,还只对男人感兴趣。在波茨坦骑兵团时,德·海特与德国外交家赫伯特·冯·德克森成了朋友。爱德华曾向德克森坦承,自己“不适合结婚”。1927年,他与妻子维拉离婚,尽管两人之间还保留着朋友关系(在英国,德·海特男爵成了一名杰出的荣格心理分析家。在瑞士,他是最后几位与荣格本人一起工作过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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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爱德华曾回忆道,1908年,他最早接触到佛教艺术。那是一次神秘的邂逅:“秋风吹过阿姆斯特丹的黑暗街道,瓢泼大雨重重敲击着运河上面的老荷兰船。一切都在摇动,连房屋也无法静止。一道光线穿越一个小窗户……一尊巨大、安详的大理石佛头出现在眼前,它在狂风暴雨中稳如泰山。我在它面前守候,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想起德国的叔本华、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经典。”刹那间,他被勾走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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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开始收藏时,显得保守。他在伦敦征购17世纪荷兰绘画。190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下了首尊中国雕像。之后,开始经常去卢芹斋的古董店逛荡,包括保罗·马伦在巴黎的亚洲艺术画廊。他的口头禅是:“从一流古董商手里买最好东西。因为,一旦出现疑问,或者你不喜欢,他们会立刻接受退货。”在70岁生日时,他追忆早期收藏中国艺术的冒险:“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向艺术史学家提问,他们所给答案各不相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那些汉、隋、唐、宋等朝代名字像旋涡一样旋转。对我来说,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我可不想上历史课。我只对艺术本身入迷。我不在乎是何人何时制作了它们。”随着藏品的增长,他需要更大的住处。他们夫妇在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区购买了一栋豪宅,还把自己的银行搬到了里面。1922年,他一举买下了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彼得鲁奇的收藏,其中包括400余件藏品。为此,他们在房屋一层设立了一个私人东亚艺术画廊,取名为“艺苑”。爱德华·冯·德·海特如此描述“艺苑”,认为它“不是博物馆,不是音乐厅,不是寺庙,而是三者的结合。同时还是住宅和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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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爱德华与哥哥得到了父亲的欧洲艺术收藏,以后还将其捐赠给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尽管如此,德·海特之所以与同时代人不同,还在于他对非欧洲艺术的爱好。有人曾问他,为何收藏亚洲艺术?他回答说,因为它们当时“便宜得不可思议”,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尤其如此。爱德华在荷兰的银行生意,使他得以在奥地利、德国之类的国家征购艺术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他征购藏品,使用的是有黄金支持的荷兰盾,一直发行至1923年。德·海特采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投资策略,他诱劝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购买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古董商。德·海特不讨厌整批购买,比如,他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一批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种欧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艺术形式,1934年至1935年期间,卢芹斋曾在自己的维也纳分店展示过那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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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海特的经营运作中,藏品图录显得极为重要。1924年,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编辑出版了德·海特的第一本图录《艺苑藏东亚、南亚雕塑集萃》。据维斯讲,虽然德·海特结识了一些艺术史学家,但“他从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建议。他更愿意大胆跟随自己的心血来潮。他具有绝对可靠的天生直觉、审美辨别力和品质感,可以有把握地信任自己的判断。在侦查寻找猎取不同寻常、甚至是冷门艺术珍品的过程中,德·海特经常证明自己几乎具备了千里眼,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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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收藏方面,德·海特高瞻远瞩。但是作为银行家,他却常常举步维艰。德·海特与老丈人散伙后,曾一度离开银行界。后来我们的“不倒翁”又回过神来。1924年,他又在荷兰温泉疗养胜地赞德福特,创办了另外一家私人银行。赞德福特的那家银行占用了一群建筑,包括一栋令人惊叹的别墅,拥有30个房间,由4栋较小房屋联排而成,其中有巨大全景玻璃窗,可俯瞰外面的海洋和海滩。此时,德·海特的私人客户中,包括埃德蒙·施廷内斯,他数量可观的财产来自他的父亲、企业家雨果·施廷内斯。德·海特协助他打理那些钱财。流亡中的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是赞德福特的常客。那也使德·海特男爵身陷流言蜚语之中,认为他是“独裁皇帝的银行经理”。别墅的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包括博物馆和快餐厅。人们跟随一块不起眼的导引标志牌抵达那里:博物馆快餐厅。德·海特相信,应该让公众接触艺术。在博物馆快餐厅,客人可以“在日本魔像下饮用啤酒”,或在“南海神像前享用面包和黄油”。此时,德·海特用“艺术万象”一词,即包含所有文化的艺术,来描述自己无所不包的艺术收藏。德·海特喜欢购买房屋、艺术品和社会声誉,一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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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从德·海特男爵的客人签到簿可以看出他喜欢开招待会,喜欢释放作为男主人的热情。很快,他成了一名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考察队和学术研究。那时,他在瑞士提契诺发现了阿斯科纳村,那里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这个艺术家聚集的村子曾经经历过一场改革(1904至1926年),成为“生活改革”运动的最前线。那场运动孕育了一个新时代,支持健康生活、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素食主义和裸体主义。在那次改头换面的改革中,阿斯科纳村吸引了艺术家(玛丽·维格曼、伊萨多拉·邓肯、保罗·克利、埃里克·米萨姆、赫尔曼·黑塞),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教育家(鲁道夫·斯泰纳),学者(马克斯·韦伯)、一位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以及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等神智学界的一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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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冯·沃夫金女爵是俄裔瑞士人、印象派画家。1923年,她介绍德·海特来到阿斯科纳村。那里的美景以及位于真理山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德·海特男爵乐不思蜀。1928年,不知疲倦的艺术保护者德·海特,在阿斯科纳村建造了一栋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公馆,由德国建筑师埃米莉·法伦坎普设计。那里的日子安逸宁静,客人们喝着香槟吃早餐、晒太阳、打网球,在德·海特专门为阿斯科纳建造的公馆中修习佛禅。一群不固定的国际朋友也在那里栖息,包括犹太难民、狂热的纳粹分子、保守党人和社会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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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德·海特男爵选择了阿斯科纳村作为主要居住地,与棕榈树、山茶花、含羞草、木兰花,以及马焦雷湖的壮丽美景朝夕相伴。他在公馆不远处的“忘我屋”中,摆弄自己的中国、非洲和印度艺术藏品。德·海特经常手撑一把巨大的红色遮阳伞,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在枝繁叶茂的林中闲逛。或者由专职司机驾驶蓝色普利茅斯轿车,载着他去看望朋友。在德·海特的好友和客户中,有埃德蒙·施廷内斯,蒂森兄弟弗里茨和海因里希男爵,他们兄弟是德国鲁尔区另一位大企业家的继承人,在阿斯特纳和卢加诺附近拥有各自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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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极其精明,使友谊和生意利益水乳交融。1925年,他从施廷内斯手里买下了北斗星银行股份公司,将其改换门庭变成了冯·德·海特柏林银行股份公司。但是,他的银行与那些已资助施廷内斯集团公司的银行发生了冲突,使他的投机资本竹篮打水一场空。1927年,蒂森兄弟解救他于水火,接手了他的银行,并于1930年将其更名为奥古斯特·蒂森银行。德·海特仍然担任该行的董事会成员。但是,他在不成功的银行生意上花费的时间更少了,把更多时间用于收藏艺术品和社会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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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阿斯科纳村以及德·海特1929年对外开放的公馆,吸引了欧洲各地各种各样的社会名流,包括德国独裁皇帝的四子、王位竞争者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性学研究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哲学家马丁·布伯,演员埃米尔·詹宁斯,画家保罗·克利、艾尔·利希茨基、汉斯·阿普,艺术经销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以色列建国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约瑟夫·沃思,德国国家银行经理亚尔马尔·沙赫特,小说家托马斯·曼恩、赫尔曼·黑塞、埃里克·玛利亚·雷马科,音乐家布洛尼斯拉夫·休伯曼和埃德温·费希尔,以及五花八门的“俄国贵族、巴黎妓女和伦敦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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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德·海特男爵的个性,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有过如下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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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件乐事,是把社会、政治或文化观念最相左的三教九流聚拢一起。那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奇怪混合:享有声望的贵族与激进分子,古怪放浪者与一本正经的保守派,革命理想主义者与狡猾的大企业老板……德·海特有着自己的借口,他要在人心鸿沟间搭建一座桥梁。我感到,在德·海特看来,此举更像是一场人类马戏表演,是一场使人忍俊不禁的私人娱乐。他的悲剧在于,他不具备与人建立友谊的天赋,他缺乏爱的能力,担心自己陷入情感之中。他始终是一位深度孤独者、一位旁观者,从未一心一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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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解雇了维斯,谴责他是“堕落艺术的皮条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斯在阿斯科纳村度过了两年。德·海特给维斯安排了一项工作,让他为自己广泛散布于欧洲博物馆的藏品编目,确定其来源,派遣他去相关欧洲博物馆出差(维斯在出差报告中,称在一些地方,发现了“数百件德·海特根本没有记录或忘得一干二净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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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许多收藏家被迫移民,尤其是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能够随身带走的财产十分有限。1935年5月,前奥托·伯查德画廊中的藏品在柏林拍卖,包括1500件中国、日本和印度艺术品。据一位参与者描述:“唐代陶瓷和绘画的价格特别低,中国高古青铜器的价格最高。”德·海特拍下了5件东西:一尊武官半身像、一尊木观音立像、两件器物以及一件男性跪立雕像。目前,前4件拍品藏于德国的里特贝格博物馆,跪立雕像则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拍卖没有设定最低拍卖价格,没有估价,所有艺术品都找到了买家。戈林元帅听说了拍卖后,阻止了更多的拍卖活动,担心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外国买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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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藏品可以互换。德·海特使用的征集经费,属于外汇兑换规定严禁出境的货币。因此,他拥有了低价买入艺术品的优势。虽然德·海特所购藏品必须存放在德国,但他可以把它们租借给一些博物馆。博物馆渴望那些藏品,馆长们又是他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海特早期收藏的艺术品被英国人没收。因此,为避免在另一场战争中重蹈覆辙,研究人员估计,截至1938年,德·海特有超过2560件藏品分散在69座博物馆,涉及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实际上,那些博物馆为其藏品举办展览、出版图录,使藏品价值有增无减,对出借者没有任何损失。尽管如此,每座博物馆,还必须负责那些藏品的保管、修复和存放。据说,德·海特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花费巨大。1937年,他从荷兰赞德福特移居瑞士的阿斯科纳,获得了瑞士公民身份。他属于没有后代的收藏家,让有的机构虎视眈眈,希望瑞士博物馆能成为他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海特担心墨索里尼会入侵阿斯科纳,因为它位于紧靠意大利边境的危险之地。1940年4月,他给仍在赞德福特的秘书写道:“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分散所有藏品。因为,目前没有真正的安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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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德·海特曾在瑞士试图统计自己的藏品,然而没有如愿以偿。他把许多重要藏品,出借给了柏林的民族志博物馆。此时,普鲁士国家博物馆的总馆长奥托·坎梅尔及其助手赖德迈斯特博士,拒绝归还德·海特出借的内容广泛的藏品,包括他1935年在伯查德拍卖会上购买的重要藏品,如大型中国石雕像、一尊15世纪的木观音雕像等。坎梅尔馆长曾是臭名昭著的《坎梅尔报告》的编写者,那是一份罗列外国所藏艺术品的“愿望清单”,希望纳粹按计划将其“返还”德国的博物馆。德·海特猜想,该馆不再认为自己是那批藏品的保管者,而是它们的拥有者。不管怎样,德·海特设法将自己的大件藏品,运抵俞克马克的一栋森林房屋。那栋房子是他的贵族朋友利纳尔亲王的财产,位于柏林以北80公里处的格尔斯托夫地区。对于那些小件藏品,包括他珍爱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他将其寄托给蒂森银行。不久前,那家银行刚整修出了一个特别建造的地下室房间,用于存放绘画和其他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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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的政治观点属于帝王专制和保守派。1926年,他成为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的成员。他还加入了1924年成立的“绅士俱乐部”,那是柏林的顶级精英协会,汇集了贵族、银行家、部长和企业家。自1927年以来,德·海特开始在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中间左右逢源,在希特勒好友维多利亚·冯·德克森的时髦沙龙,与德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之流相见甚欢。维多利亚的父亲是大地主,丈夫是新近获封爵位的艺术收藏家、外交家威利鲍尔德·冯·德克森,她也是德·海特在骑兵团时的密友、“绅士俱乐部”会员赫伯特·范·德克森(此人最为人铭记的,是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继母。维多利亚的位于玛格丽特大街别墅,成了德国保守派和“中心党”领导混杂的聚会地,前者有保罗·冯·兴登堡、德国皇室成员如德皇之子等,后者有海因里希·布鲁宁,以及积极进取的纳粹分子,包括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本人。据说,1931年,德·海特曾在皇宫酒店与希特勒进行过短暂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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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大选获胜掌权后不久,1933年4月1日,德·海特参加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号是1561948。德·海特成为该党的真正信徒,或许更多是出于投机原因,包括生意上的考虑。1930年至1937年,德·海特担任了蒂森银行顾问委员会的会长,之后在该委员会任成员直至1943年。蒂森银行的两位所有者,是德·海特的朋友蒂森兄弟,弗里茨和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德·海特加入该党,还有其家庭动机:他的母亲和一个兄弟在德国。此外,他在德国有不少财产,包括在柏林万塞郊区拥有一栋别墅,以及他的艺术品收藏许多已租借给德国的博物馆。对自己入党之事,德·海特十分谨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他在瑞士某个湖畔丢失了钱包。伯纳德·博特墨捡到了钱包,把它交给了当地警察;钱包里面有德·海特男爵的党员证,以及一张他佩戴纳粹卐字章的照片。后来,博特墨成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埃及艺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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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获得瑞士公民身份的同时,德·海特的德国护照自动失效,随后退党。1939年至1943年期间,当德·海特作为瑞士公民前往德国旅行时,他似乎仍受到纳粹的很大压力,使他的经历更加复杂,更加说不清、道不明。1939年,弗里茨·蒂森从德国飞往瑞士,他早年曾资助过希特勒。他的德国公民身份被撤销,财产被没收,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德国公民身份也被撤销,被自己的老丈人、一位匈牙利伯爵所收留,成为匈牙利公民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德·卡松男爵。而德·海特的瑞士公民身份,也确实使蒂森银行处于不安全境地,易受来自阿博维尔——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反间谍机关的压力。1939年,德·海特先是利用自己的赞德福特银行,为德国反间谍机关开展资金交易。1940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入侵荷兰后,又用柏林的奥古斯特·蒂森银行进行交易。1939年至1943年期间,德·海特利用洛迦诺市的联合银行洗黄金,从事外汇交易。根据美国政府文件记载,德·海特所洗的黑钱,资助了德国反间谍机构在墨西哥和美国的特工人员。据历史学家和记者托马斯·波姆伯格描述,德·海特共用十多种货币进行了90笔付款,总计近100万瑞士法郎。转账活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11月22日柏林银行被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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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欧洲战争接近尾声。盟军军队驶往莱茵河,苏联军队向柏林方向进发。盟军即将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和平占领、战后审判战争罪犯,以及一个所谓的“安全港计划”等,旨在防止德国企业和银行将资产转移国外,包括欧洲中立国和美洲国家。确保那些资金能够用于战争赔偿和欧洲重建。1944年8月和9月,美国向各领事馆发布了指导意见,对美国使馆官员予以引导。起初,那只是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一个计划。最后,负责从欧洲被占领国和中立国收集情报的美国秘密情报处及其反间谍机构X-2等部门,都参与了该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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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中立国,曾发挥过主要银行票据交换站的作用。德国从被占领国或从逃亡犹太人手中窃取的黄金,可在瑞士转换成外汇。德国以此购买原材料,驱动纳粹的战争机器。瑞士首都伯尔尼是那些银行转账的核心区。美国秘密情报站的站长是阿伦·杜勒斯,后来担任了美国中情局的局长(1953年至1962年)。1945年4月,美国反间谍机构X-2,提交了战时通过瑞士运送黄金和货币的大量报告,其中绝大多数交易活动,均通过瑞士银行完成。私人则通过外交邮包走私资产,出售艺术品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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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同样按此套路,为德国反间谍机构交易黄金和货币。那些活动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1944年11月25日,在回应华盛顿的询问时,美国驻伯尔尼大使利兰·哈里森向美国国务院发报,称“没有证据(指控德·海特)搞‘亲纳粹’活动”。哈里森说,自己从未见过德·海特本人,断言那位男爵属于“某种无害的爱管闲事者。他希望站在胜利者一方,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据可靠线人提供的情报,我有理由相信,德国人已不再关心此人,只有我们对他关注有加”。虽然德·海特的态度,“倾向德国和君主制”,但他宣称自己“反对纳粹”。有档案证明,他曾向在瑞士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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