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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如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在艺术中所看到的，与语言相比，屏风仍然属于次一级的媒介，通过它的形制和使用向人们展示。Alfred Gell, The Art of Anthropology：Essays and Diagrams, London：Athlove Press, 1999, pp.1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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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朱良志：《唐寅的“视觉典故”》，《南画十六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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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raig Clunas, Chinese Furniture, 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8,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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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See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1, c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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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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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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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这一概念是立陶宛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根据前人在符号上发现的“历史亲缘”问题提出的。见A.J.格雷马斯：《论意义》，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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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p.16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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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第一章 作为权力符号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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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礼中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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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秦的其他“形下之器”一样，屏风一开始并不是被观赏的“艺术”，甚至大部分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家具”，而是礼仪场合的象征符号。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谈到古代艺术时说，商周时期，“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等统治工具相比的”[1]。称这些器物为“艺术”或是“美术”（fine arts），是今人观念的产物，其中尤其暗指了器物身上的审美成分。而在先秦，它们属于一个更大的“艺”的范畴——礼。[2]《礼记·礼器》引蘧伯玉之语云：“君子之人达，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3]作为“六艺”之首的物质化表征，精美的礼器不仅仅是一种取得视觉愉悦的手段，视觉本身也为“礼”所约束，观看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思想上对“礼”的认同。通过器物，礼制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的秩序，并深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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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漆器、青铜器，这些现在藏于博物馆中的文物，在礼制全面兴盛的周代，都属于庞大的礼仪体系内的一员。与战车、戈戟、刑法这些真正的统治工具相比，权力本身并不是这些器物的功能直接赋予的，但这些器物和艺术形式却是权力最重要的符号，正如古希腊神庙里神祇手中的权杖。大型的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屏风、玉几以及冕服、鼎彝等物，尽管或多或少行使着用具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政治空间中，作为象征符号是这些器具的真正之“用”。[4]礼仪中的食器和酒器，在许多文化中，皆有敬神的功能。但中国古代存在一种现象，屏风、玉几这些看似卑微、被后世当作家具的器物，与钟磬鼎彝一样，处于政治象征工具的核心位置。然而，如果说钟磬鼎彝这些“礼器”是对“不朽”的祭奠的话，这些家具则是对“在场”的澄明。在仪式中，它们与在世之“人”的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并且只在“当场”发生效力。周代浓重的王权意识，在王背后这面美丽的屏风上得到了有力的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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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风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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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的礼仪场合中，屏风的身影是非常活跃的。东汉经学家郑玄释《礼记》之“礼有五经”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屏风在这五种礼仪中皆有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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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礼即祭祀之礼。在周王祭天仪式中，使用一种称为“皇邸”的屏风。据《周礼·冢宰·掌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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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旅上帝，则张氊案，设皇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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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一般的祭祀皆称为“旅”，而大旅则是冬至时在郊外圜丘祭天的仪式，即郊祀。这是一年中的正祭。《礼记·礼器》云：“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6]大旅是上自天子下至诸侯都非常重视的固定的祭祀活动。在这个场合，天子的一切符号都与“通天”有关。《礼记·郊特牲》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皇邸”就是郊祀中使用的屏风。汉代郑司农注曰：“皇，羽覆上。邸，后版也。”郑玄又注：“后版，屏风；与染羽象凤皇羽色以为之。”唐代贾公彦疏：“‘设皇邸’者，邸谓以板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所置也。”在这样一个极为庄严的场合，礼制规定，天子要铺氊案，而在王座之后设置一张装饰有染羽的屏风。“皇邸”一词在《周礼》中仅于此处出现，因而这种屏风，只有在最重大的“大旅上帝”的活动中，才被放置在王位之后。皇邸可以看作是祭祀中的通天之物，是为了呈给“上帝”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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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的活动是对天敬畏的表现，而“皇邸”只是这一场合中一件规制性的陈设；先秦屏风更多地被使用于政治结构下的“敬人”仪式中，这种场合中的屏风称为“依”（通“扆”）[7]。比起皇邸，“依”的使用在礼书中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在仪式中的意义也更为重要。《周礼·春官·司几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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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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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黼依”云“为今绨素屏风也”。“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在周代，这些是除祭祀（吉礼）外最重要的仪式场合。吉礼的仪式是为祭天而作，是给上天看的；而朝觐等仪式是为人而作，给群臣、诸侯看。在仪式中，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来自上天及臣民们的最正式的承认。贾公彦疏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些场合的重要性：“凡大朝觐，非四时常朝。常朝则春夏受贽于朝；秋冬受贽于庙，不常在庙也。此朝觐言大，则因会同而行朝觐之礼，谓春秋来时……云‘大飨’者，谓王与诸侯行飨礼于庙，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飨’之属是也。‘大射’谓王将祭祀，择士而射于西郊小学虞庠中。云‘凡封国、命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属是也。”这些活动都不是日常的仪式。大朝觐乃在太庙举行，各个诸侯国会在一起朝觐周王以布政，每年只在春秋来临之时举行两次；大飨是在太庙的祭祀先祖仪式；大射是为重要祭祀或军事活动而在西郊举行的射礼；而封国、命诸侯则是周王行使分封土地大权的时刻。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王权在这些重大仪式中享有着最高的尊荣和威严，而黼依在王位之上以一种直观的面貌呈现着权力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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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书中，周代最著名的朝觐活动是周公辅政成王之时，于明堂接受诸侯朝觐并祀文王以配上帝的仪式。这个仪式虽也有祭祀的成分，但祭祀的重点是周代的先祖。皇权的合法继承在这一朝觐祭祀活动中得到了彰明。《礼记·明堂位》开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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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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