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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如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在艺术中所看到的,与语言相比,屏风仍然属于次一级的媒介,通过它的形制和使用向人们展示。Alfred Gell, The Art of Anthropology:Essays and Diagrams, London:Athlove Press, 1999, pp.1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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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朱良志:《唐寅的“视觉典故”》,《南画十六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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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raig Clunas, Chinese Furniture, 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8,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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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See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1, c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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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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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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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这一概念是立陶宛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根据前人在符号上发现的“历史亲缘”问题提出的。见A.J.格雷马斯:《论意义》,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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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p.16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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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第一章 作为权力符号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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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礼中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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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秦的其他“形下之器”一样,屏风一开始并不是被观赏的“艺术”,甚至大部分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家具”,而是礼仪场合的象征符号。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谈到古代艺术时说,商周时期,“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等统治工具相比的”[1]。称这些器物为“艺术”或是“美术”(fine arts),是今人观念的产物,其中尤其暗指了器物身上的审美成分。而在先秦,它们属于一个更大的“艺”的范畴——礼。[2]《礼记·礼器》引蘧伯玉之语云:“君子之人达,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3]作为“六艺”之首的物质化表征,精美的礼器不仅仅是一种取得视觉愉悦的手段,视觉本身也为“礼”所约束,观看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思想上对“礼”的认同。通过器物,礼制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的秩序,并深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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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漆器、青铜器,这些现在藏于博物馆中的文物,在礼制全面兴盛的周代,都属于庞大的礼仪体系内的一员。与战车、戈戟、刑法这些真正的统治工具相比,权力本身并不是这些器物的功能直接赋予的,但这些器物和艺术形式却是权力最重要的符号,正如古希腊神庙里神祇手中的权杖。大型的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屏风、玉几以及冕服、鼎彝等物,尽管或多或少行使着用具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政治空间中,作为象征符号是这些器具的真正之“用”。[4]礼仪中的食器和酒器,在许多文化中,皆有敬神的功能。但中国古代存在一种现象,屏风、玉几这些看似卑微、被后世当作家具的器物,与钟磬鼎彝一样,处于政治象征工具的核心位置。然而,如果说钟磬鼎彝这些“礼器”是对“不朽”的祭奠的话,这些家具则是对“在场”的澄明。在仪式中,它们与在世之“人”的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并且只在“当场”发生效力。周代浓重的王权意识,在王背后这面美丽的屏风上得到了有力的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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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风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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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的礼仪场合中,屏风的身影是非常活跃的。东汉经学家郑玄释《礼记》之“礼有五经”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屏风在这五种礼仪中皆有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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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礼即祭祀之礼。在周王祭天仪式中,使用一种称为“皇邸”的屏风。据《周礼·冢宰·掌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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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旅上帝,则张氊案,设皇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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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一般的祭祀皆称为“旅”,而大旅则是冬至时在郊外圜丘祭天的仪式,即郊祀。这是一年中的正祭。《礼记·礼器》云:“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6]大旅是上自天子下至诸侯都非常重视的固定的祭祀活动。在这个场合,天子的一切符号都与“通天”有关。《礼记·郊特牲》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皇邸”就是郊祀中使用的屏风。汉代郑司农注曰:“皇,羽覆上。邸,后版也。”郑玄又注:“后版,屏风;与染羽象凤皇羽色以为之。”唐代贾公彦疏:“‘设皇邸’者,邸谓以板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所置也。”在这样一个极为庄严的场合,礼制规定,天子要铺氊案,而在王座之后设置一张装饰有染羽的屏风。“皇邸”一词在《周礼》中仅于此处出现,因而这种屏风,只有在最重大的“大旅上帝”的活动中,才被放置在王位之后。皇邸可以看作是祭祀中的通天之物,是为了呈给“上帝”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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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的活动是对天敬畏的表现,而“皇邸”只是这一场合中一件规制性的陈设;先秦屏风更多地被使用于政治结构下的“敬人”仪式中,这种场合中的屏风称为“依”(通“扆”)[7]。比起皇邸,“依”的使用在礼书中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在仪式中的意义也更为重要。《周礼·春官·司几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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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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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黼依”云“为今绨素屏风也”。“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在周代,这些是除祭祀(吉礼)外最重要的仪式场合。吉礼的仪式是为祭天而作,是给上天看的;而朝觐等仪式是为人而作,给群臣、诸侯看。在仪式中,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来自上天及臣民们的最正式的承认。贾公彦疏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些场合的重要性:“凡大朝觐,非四时常朝。常朝则春夏受贽于朝;秋冬受贽于庙,不常在庙也。此朝觐言大,则因会同而行朝觐之礼,谓春秋来时……云‘大飨’者,谓王与诸侯行飨礼于庙,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飨’之属是也。‘大射’谓王将祭祀,择士而射于西郊小学虞庠中。云‘凡封国、命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属是也。”这些活动都不是日常的仪式。大朝觐乃在太庙举行,各个诸侯国会在一起朝觐周王以布政,每年只在春秋来临之时举行两次;大飨是在太庙的祭祀先祖仪式;大射是为重要祭祀或军事活动而在西郊举行的射礼;而封国、命诸侯则是周王行使分封土地大权的时刻。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王权在这些重大仪式中享有着最高的尊荣和威严,而黼依在王位之上以一种直观的面貌呈现着权力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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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书中,周代最著名的朝觐活动是周公辅政成王之时,于明堂接受诸侯朝觐并祀文王以配上帝的仪式。这个仪式虽也有祭祀的成分,但祭祀的重点是周代的先祖。皇权的合法继承在这一朝觐祭祀活动中得到了彰明。《礼记·明堂位》开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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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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