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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冬寿像 朝鲜安岳郡五菊里冬寿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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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背屏式墓主像 山东济南马家庄北齐囗道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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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描绘的模式十分接近，从汉代一直到隋代的墓室壁画中的背屏式墓主人像，应是基于墓葬绘画特殊的设计，并有固定粉本在画匠中流传，而非对日常生活的再现。[101]唐代之后，墓室中出现了大量的屏风画，这种背屏式的墓主像却消失了。直到北宋时期，一种世俗化的墓主像才重新出现在墓室当中，如2009年最新发现的北宋晚期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墓室北壁下层壁画所绘墓主人生前工作的场景图（图12）。图中墓主正坐于太师椅上，背负一单扇立式书法屏风，四周为仆从与侍女研读医书、制药的场景。[102]这位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一位医生，但是为了表示他的墓主身份，壁画并没有表现他与侍从一起劳作或是指导的场景，而是采用了背屏正坐的图像模式凸显他的地位。这个本来是君主或是在政治中有较高身份的肖像模式，在宋代墓室壁画中已经普遍地世俗化了。威严的背屏，虽然此时仍然在君主的实际生活中延续着，但是百姓已经悄悄将这种颇具威仪的图像用于象征主人在“家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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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墓主人生前工作图 陕西韩城盘乐村墓室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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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墓葬壁画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图式，画面中屏风前本应属于主人的位置是缺席的，旁边画着两位侍者。如著名的陕西富平县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的六屏式水墨山水（图13），绘于墓室南面石床旁的墙壁上，在六扇屏风画的右侧为两位侍者。[103]南北朝时期以实物的石床屏出现的墓葬形制，此时变成了棺床墙壁上的二维“屏风画”，这一点正象征了一种生人的居室内景——此地为主人的“卧榻”。唐代的六屏式壁画自武则天之后便逐渐流行起来，但基本都为分离表现的人物或花鸟组合；类似的山水屏风画，在唐代之前，只在北齐马家庄墓和隋代徐敏行夫妇墓主背屏中以极概括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幅六屏式水墨山水各自成章，却交相辉映，且已出现早期皴法，这种模式和笔法在现存的唐代山水图中乃是孤例。它既然已经出现于墓室当中，再对照唐诗中六扇屏风的书写，如“山屏六叠郎归夜”“屏倚故窗山六扇”[104]等诗句，则山水屏风在晚唐的日常生活中应已普及。水墨山峦的题材与床屏形制的结合，的确应和了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审美观照下水墨山水画的兴起，但仔细推敲，这幅画的特别之处，除了六屏全景山水的全新构思外，还在于这两位持砚和水洗的侍者，其中一人的水洗中已有墨色。这一图像的细节，强烈地暗示了在画面之外存在着另一个主体，他才是这幅早期山水画的执笔者和欣赏者，而画前空空的石床道出了这位主人的所在。他的存在是不可见的，但不可见并不意味着不在场，山水屏风的出现已经建立起与主人的清雅性灵相联系的纽带，他的灵魂在这空空的床榻间安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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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六屏式水墨山水与侍从线描图 陕西富平县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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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场面还出现在唐代以后的一些墓室壁画中。山西大同十里铺27号与28号辽墓墓室的北壁，均绘有帷障中立一三扇花草与湖石屏风，两侧站立着侍女（图14）。[105]从表面上看这幅图的题材有些奇怪，既不是通过人物表现某种场景，也不是纯然的装饰性花鸟，在这个墓葬空间中的图像，更不可能是为了表现这两位身份卑微的侍女。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种图式暗示了位于屏风中间、由侍女侍奉的主人，一个不可见却依然葆有威严的魂灵。这样的暗示在江西乐平南宋墓的墓室壁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该墓南壁壁画中，立式独扇屏风前是一张太师椅的正面图，但椅子却是空的，没有人坐，屏风两边各站立着一个持扇侍女（图15）。[106]屏风、太师椅正是南宋民间绘画中普遍使用的表现人物重要身份的母题，而正面图绘法更说明了缺席者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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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屏风侍女 山西大同十里铺辽墓27号墓室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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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屏风侍女线描图 江西乐平南宋墓墓室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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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墓室壁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主人的不在场，看上去位于观者焦点处的屏风画成了这个墓室空间的主体。然而，这些屏风画旁的侍者、空的石床以及无人坐的太师椅暗示，这里有一个不可见的主人，那个看似缺席的躯体的灵魂依旧于此处存在着，“他”才是这一空间的真正主人。在墓室壁画中，墓主肖像背负屏风是东汉至隋代的一个传统。唐代开始，墓葬中以主人缺席的屏风画加强墓室中的庄肃气氛：即使在这个画面中不可见，屏风、太师椅以及仆从仍在告诉人们他显贵的身份和地位，权力感依旧存在于这个空间之内。尤其是十里铺辽墓和乐平南宋墓这两幅图皆是一种经由想象而在场的“偶像型”图式，这个“不可见”的面孔透过画面，直视着观者。唐宋文献以及图像中出现的屏风的权力暗示，也一直通过文字和图像的媒介，延续着上古时期重大仪式中黼依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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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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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由隐而彰：屏风障蔽功能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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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云：“屏风，所以障风，亦所以隔形者也。”[107]这一关于屏风基本功能的界定实际上综合了汉人刘熙在《释名》中关于“屏”和“屏风”的解释。刘熙释“屏”为“自障屏也”，释“屏风”为“言可以屏障风”也，皆以用法释之。蔽风乃是与身体的舒适度有关之功能，但是“自障”则看上去并不是对人体有直接效用的功能。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障蔽”的要求远远超过了身体需求，这其中深蕴着古人独特的政治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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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中，黼依、皇邸虽有屏之实，但无“屏”之名，直到汉代才被注家解释为“屏风”。而以“屏”为名的实物，在先秦另有所指。在岐山的西周考古遗址中，出现了立于大门外的屏墙（图16）。[108]《礼记·明堂位》中列举“天子之庙饰”时有“疏屏”一物，“疏屏”即“树屏”。《明堂位》亦是记周公朝诸侯“负斧依”之节，故“屏”与黼依是全然不同的两种形制。郑玄注：“屏谓之树，今桴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屏那时被作为天子祭祀场所太庙的装饰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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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树屏与黼依 岐山甲组建筑遗址复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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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仪式中的黼依不同，屏是宫城建筑的一部分，类似于今天所称的照壁或影壁，被筑起之后，一般不会随意移动。《淮南子·主术训》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树屏的主要功能是“自障”，并非装饰之用。《说文解字》云：“屏，蔽也。”障蔽正是“屏”字的原意。“屏”既可作名词，指一种障蔽物，又可作动词，指障蔽的状态。无论是室内的屏风还是室外的照壁，都隔离出内外这两个领域。如果说作为皇权象征的屏风前的外部空间具有某种威慑力的话，屏风后的内部空间则充满了不可见的神秘感。政治秩序中的等阶高低，被这种“不可见”微妙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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