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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宗以下，各代君王皆至少制一张铭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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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现了北宋君王仍然希望表现自己励精图治的一面。唐代贤主敕造屏风的史迹对北宋的皇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历北宋一朝，当理学影响下的圣贤意识逐渐兴起时，树立铭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作为帝王正统性的标志。铭屏一般都是君王手书或由臣子呈上，或是君王自己写好再由朝臣书于屏风。当然，徽宗的《周官》屏风，内容虽是铭屏，却任米芾大赞其书法之妙，其铭屏的身份已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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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画屏大量出现于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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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偶然的情况下题写的诗屏，在大内用于展示的屏风中，绝大多数都是画屏。画家多为宫廷画师，也有少数外请的名家。从数量上看，几乎大内的多数宫殿都有画屏，有的不只一面，而且这仅仅是根据流传下来的有限资料统计的结果。此外，一般画屏绘好之后不会轻易收起，除非是因日久坏掉或是宫城改建而不得不更换，因而，越在北宋晚期，越可看到宫廷内画屏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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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城之外的东京寺院以及敕建宫殿中，画屏也占据主要的位置，且题材与宫内基本一致。如坐落在御街两旁的东西景灵宫，在英宗时期云集当时各地画手画诸殿屏扆墙壁，其中包括长沙的花鸟画名家易元吉。在东京官僚的家用屏风中，名家画屏亦相当多，如吕文靖宅厅后屏乃为燕贵之笔，厐相第屏风乃屈鼎所画。此外，东京家家户户做山水照壁，成为一种风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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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多的画屏，在正史上却几乎一笔未记。只有学士院的玉堂屏风，在《翰苑群书》这样私人编纂的记述官制的文集中有记载。哲宗时期宫中流行山水屏之事还曾受到南宋学者王应麟的批评[53]，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以君统、道统思想为主旨的历史书写，从来没有变换过它的肃正态度，也绝不会宣扬这些富有情趣的艺术作品在代表皇权的公共领域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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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水画屏逐渐成为主流，在神宗时期创作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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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北宋整个宫廷屏风画和宫廷壁画，统计所得各殿共三十五组屏风中，山水松石题材占大半。山水画屏从太祖开国时期就出现于宫廷，北宋历朝君王宫内皆有。从风格来看，山水画屏的画师几乎都是师法巨然、董源与李成这些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画家，绘画风格都非常贴近文人士大夫的趣味。这些画家在五代时期几乎都未被宫廷所重视。然而即便是如李成这样因不肯被冠以“画工”之名而拒绝入图画院者，其风格也广泛影响了从真宗到神宗年间宫廷的山水画。在大殿之内所展示的绘画，仁宗时期壁画的巨然之笔、燕肃山水屏以及神宗时几乎遍及宫廷的郭熙屏风皆受到李成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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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宗时期，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家的笔墨开始全面占领大内各殿的屏风。神宗一朝，敕建屏风不止数百，而有资料可查的也有十多组、三十余扇，几乎全部都是山水。郭熙在神宗时备受皇帝青睐，他的风格充满大内的各个空间，深刻地影响了宫廷的趣味。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元丰改制后置于学士院玉堂内的《春江晓景图》屏风。这虽然不是山水屏风在历史上首次进入皇宫，但是从围绕在它身上的文人话语来看，山水屏已经开始慢慢占领了这一权力空间。身为宫廷画家的郭熙本人，备受当朝士大夫的推崇，就连他自身的画论中也充满了文人态度的叙述。加诸玉堂屏风之上的话语，可以说启迪了之后的整个文人艺术史。尽管南宋王应麟批评了哲宗以山水代屏风乃惰政之举，但这一次，在社会秩序主导下的德行反思要求的竞争中，以艺术为名的品味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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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宋大内及东京主要官职机构屏风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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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便殿为帝王常朝之地，北宋太宗年间的“便殿”指崇德殿，《梁溪漫志》云唐之紫宸殿乃为“便殿”，宋之崇德即唐之紫宸，为“双日常朝之殿也”，也就是日常议政之所（《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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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殿可能为大庆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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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宋朝名画评》记载为“大中祥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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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可能为大内最东的议政殿崇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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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庆宁宫在大内，乃英宗为皇子时居所。此幅字乃仁宗赐予尚为皇子的英宗，故装裱后的屏风应在庆宁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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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籍记载，唐代神游殿乃在昭陵建，为供唐太宗灵魂登高远眺之用。《宋史》中没有“神游殿”的记录，由唐制猜测应亦为河南巩义市一带的帝王陵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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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宣和画谱》中记“宝和殿”，乃“保和殿”之误写。据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宋绍定刻本）记载，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成，故此图应绘于此年九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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