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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61 图34 张雨 倪瓒像 28.2cm×60.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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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63 在室内空间中设有山水屏风的文士图,宋代以后以另一种更普遍的形貌见于世,这就是《草堂图》。《草堂图》范式,主要是由王维的《辋川图》和卢鸿的《草堂图》所开启,二者皆流传有绪,历代均有题跋、仿作者。北宋时郭熙父子的《林泉高致》中有言:“盖仁者乐山,宜如《白乐天草堂图》,山居之意裕足也;知者乐水,宜如王摩诘《辋川图》,水中之乐饶给也。”[63]文献中并没有白居易曾经绘制过《草堂图》的记载,郭熙所言大概是指其描绘的对象乃庐山草堂。就其意来说,郭熙认为可与对画史影响至深的《辋川图》相比拟,亦可知白居易在当时文人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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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65 在《草堂图》中,作为自然之境的山水和作为寓居之所的草堂融会起来。屏风上的山水幻化在一个仿若真实的世界当中,与草堂主人的心灵相交相契。“画”真正转变为一种“化”。居室之内的画屏世界,让人宛若生活在山水之间,卧以游之;而山水画所描绘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真实山水的“再现”,但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可以看作对“山水画屏”的另一种诠释:这些山水是现实中的,更是梦境中的,是文士在草堂之内,在卧榻之上、屏风之前,沉浸于睡意中时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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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67 白居易生活中对屏风的青睐,使得这一元素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草堂图》中。元代王蒙的山水图中,素屏的身影常可在点景建筑内部看到,只是由于空间的狭小,无法得知这种描绘是否有意为之。到了明代中叶的吴门画家笔下,在以草堂生活为主体的作品中,素屏几乎成为草堂内唯一的装点。吴门以“文人”之气名世,素屏便是表达文人生活的记号,其安静的面孔与吴门素雅、平和、沉静的整体画风相得益彰。在文徵明的《真赏斋图》(图35)中,主人公坐在草堂内的素屏之前,面对一位好友,徐徐展开一幅卷轴,神情闲致。在旁边的一间小舍内,两位小僮正在煎茶,一缕青烟仿若正从炉内缕缕升起。整座草堂被松木和湖石环绕,一湾清溪在旁边流过,与远处绵绵的山峦相连。在画面的近景处,有一位文士带着小僮,静静地注目着小溪对岸的情景。这幅画并不是在再现一个“观画”的事件,不是在表达一位画家对作品的钟爱,而是在一种极为宁静优雅的生活氛围之中,静默地诉说着一个“真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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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72 图35 文徵明 真赏斋图 28.6cm×79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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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74 这幅画是文徵明对自我的生活世界的呈现。他在描绘这一场景的时候,既是在作画,也是在观看;画面中的他,既在看画,又没有看画;他身后的素屏,既没有画,又可以是一幅画。“真赏”指明了这一“欣赏”的过程对“艺术”对象的消解。它并没有指向“好事者”倾心的喜好和狂热的收藏欲,也没有指向“鉴赏家”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尽管文徵明本人并不缺少对画作的鉴赏力,家内也有丰富的收藏,但是书画对他的意义并不在这里。他在书画中求得了一种性灵的涤荡。素屏、书画、清茶和友人,都是他在“真赏斋”中的生活伴侣,在这里,他荡去一切外在世俗的烦扰,完全沉浸于一个清幽古雅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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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76 在文徵明的其他作品,如《东园图》《兰亭修禊图》《林榭煎茶图》《木径幽居图》中,皆有素屏默默伫立在草堂之内。吴门的另一位画家唐寅有《西洲话旧图》,画面中草堂内部的素屏、主人公与友人的对谈,以及外界松竹湖石的环绕,与文徵明《真赏斋图》的中段几乎是同样的构图。唐寅《悟阳子养性图》也是一个近似的画面,只不过这一次是主人独自迎流而坐,面对屋外的清幽世界。到了晚明的董其昌那里,吴门精致的笔法被一种更加“士夫气”的率意笔法所代替。如《秋兴八景》中的草堂,几乎没有用心的勾勒,只是草草地勾出一个轮廓,但在这个极为简易的草堂内,仍旧有着一面概括式的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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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78 正如白居易在《素屏谣》中所寓意的,素屏之“道”,不在于它外在的形制,也不在于它符合某种审美的风尚,而恰恰就在于它极致的“简”。明人对素屏的珍爱,是对当时已经相对稳固的社会生活结构的一种冲淡甚至反叛。在明代,家具的文化已经极为成熟,屏风这件“不够实用”却很精致的物品,难免走向了室内装饰之途。当时的屏风,许多都采用黄花梨,上有精巧繁复的透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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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80 尽管比起清代的家具,明式家具更崇尚简洁质朴,但自诩不流世俗的文人们已对屏风的“过度装饰”问题有所警惕,非常严苛而谨慎地按照“古雅”的要求来布置屏风。如文震亨《长物志》中对屏风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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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82 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次则祁阳石,又次则花蕊石。不得旧者,亦需仿旧式为之。若纸糊及围屏、木屏,俱不入品。[65](“几榻”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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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84 屏风仅可置一面。[66](“位置”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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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86 这是文人对室内的“雅致”品味的一种规训,透出对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品”屏风的拒斥,其中就包括明清时期最为常见的围屏。然而,若按照文震亨的要求,白居易庐山草堂内素屏的陈设可谓犯了“品味”的禁忌:不但纸为屏面木为骨,而且草堂之内还同时放置了两面。素屏和《长物志》的要求之间的冲突,让人对这位吴门后人的“古雅”品味产生了一种疑问。他对于“旧”的要求,看上去只是回溯到一个有限的年代。其显然是以一种略高于“时人”的目光去营造一种自我所裁定的精致生活,而并非真正地回到古人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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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88 这种在现实世界中的“古雅”,仍不足以表达文人对那种永恒之古的美的追求。在绘画中,他们以“素屏”的图像呈现出一种简到极致的生活陈设,其简淡的笔墨,让读者几乎看不出这屏风的材质。画面中的素屏荡去了一切物品装饰性和有用性,回归到白居易和素屏之间那种物我“相宜”的情状中:“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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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90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914]
1705472291 第三节 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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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93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915]
1705472294 (一)走向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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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96 如果说白居易笔下的素屏伴随着中唐文人对贵族生活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在晚唐五代时期,再一次被各地为政的混乱时局所遗忘。靡丽错彩之风,在屏风上重新被渲染开来。到了宋代,当士大夫作为政治的中坚力量全面推动了平民社会的发展时,屏风的脚步也开始向着“内在”徐徐行走。“内在”转向,常常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宋儒的出现将道统意识全然内化到天地的至理当中去了。而屏风的“内化”过程,则是从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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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298 宋代出现了一种名为“枕屏”的形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同样置于卧房之内的“床屏”,早在汉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格致镜原》中解释说,“床屏施之于床,枕屏施之于枕”,二者的位置略有差别,形制也因而有所不同。历史久远的床屏泛指床或榻边的屏风。《释名》云:“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后毕沅疏引服虔的《通俗文》注:“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67]床榻有别,主要指在长度上,床可容一人,多为睡眠之用;榻比较低矮并且狭长,一般为坐具,也可用于小憩;枰是更小的榻,仅容一人独坐,故只可为坐具。屏风一般安置在床榻的边上,可以移动和拆卸。汉时屏风普遍地用于私人的卧房之内,淮南王刘安《屏风赋》中就有“均衡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的说法[68],这种床屏可在起居时单独置于身边作为庇护,也可在寝卧时移至床头以遮蔽风寒。汉武帝时期居室内的屏风甚为奢华,配以雕镂精致的床榻,其上多悬装饰华美的帐,形成一种整体的贵气。武帝长居的桂宫内,特设其所喜好的四件宝物——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故桂宫又称四宝宫。[69]武帝还曾在未央宫北建造了温室殿,冬天取暖于此。殿内设置了火齐屏风和鸿羽帐,地上铺以毛织的地毯。[70]《拾遗记》还记载:“董偃长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石文为锦,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71]火齐屏风是内部有控制火候装备的屏风,起到“暖气”的作用。在后世诗文中特别常见的琉璃屏风和云母屏风,也是汉宫内的常用陈设,这两种华美的屏风,特别受到成帝时的皇后赵飞燕的喜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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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300 东汉末年,出现了一种专门为床榻设计的小屏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图36)的唐摹本中,第五段绘夫妇同坐床帏,女子所倚的床边折屏共有十二扇,围住床榻,只留正面一个小口供人出入。屏风刚高于榻内所坐之人,应专为床榻而设计。[73]在敦煌103窟(盛唐)以及9窟的《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诘坐于帐内榻上、凭依三足几的样态,颇似张彦远关于顾恺之所创《维摩诘像》“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描述,说明这一图式继承了两晋南北朝开创的维摩诘人物样式。《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在定水寺殿内东壁有“维摩诘像”,乃隋代画家孙尚子之笔,此图中维摩诘身后有“屏风临古迹帖,亦妙”。而在这两幅《维摩诘图》身后,都出现了与《女史箴图》相似的榻上围屏,且敦煌103窟东壁《维摩诘像》中的榻上屏风整齐地并排贴有法帖(图37),这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敦煌壁画与唐代寺院中流行图式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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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72305 图36 (传)顾恺之 女史箴图(局部) 唐摹本 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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