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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船棺底部的铜铃,四川战国时期的铜铃大多用作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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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北方平原纵横,适合马匹奔驰;南方河道密布,有利舟楫航行。以船棺下葬,自然是南方滨水而居部族的习俗,他们生前在水边生活,死后也希望以一叶扁舟抵达灵魂的彼岸。中国船棺分布于福建、江西、四川,而在世界范围内,船棺在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美属萨摩亚群岛都有发现,在萨摩亚群岛,部落酋长死后被放入特制的船棺中,尔后推入海中任其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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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船棺可分为岩葬与土葬两种类型,岩葬流行于福建、江西山间,福建武夷山九曲溪沿溪岩洞中分布着几十具船棺,可能是古越人的葬俗。土葬船棺目前仅见于四川,说是土葬,其实往往也在河边下葬。墓地北部条形地带呈灰白色,与周围泥土颜色迥异,这是古河道的痕迹,船棺过去是葬在水边的。一场汹涌的洪水使得古河流改道,淹没河岸,船棺也就永远被封存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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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图4-6)这件珍贵的成都矛,似乎也验证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开明九世(一说开明五世)梦见城郭在移动,遂把都城迁到成都,把宗庙也迁了过来,并仿照周人迁都“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取名成都。从那以后,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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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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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蒲江盐井沟出土铜矛场景,令人惊奇的是,长达1.8米的矛杆尚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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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之最,第十次在蒲江发现船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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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4年6月在广元市昭化县宝轮镇发现船棺以来,船棺就跟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在成都市区、荥经县、大邑县、绵竹市、什邡市有所发现。有意思的是,船棺在其他地区只是零星出土,在蒲江县却如家常便饭,算上这次,已经是第十次了,这也使得蒲江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船棺最为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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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第一次在蒲江出现要追溯到1975年,鹤山镇飞龙村10组有农民种地时挖出船棺残片,并发现一把柳叶剑。1982年8月,同样在飞龙村,村民又发现两具船棺,其中2号墓为合葬墓,一具长7.06米,另一具长7.18米,墓中出土了铜钺、铜凿、巴蜀印章等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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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距离本次发掘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的工地上,工人施工时又发现3具船棺,出土了铜壶、铜敦、铜鍪、铜矛、铜刀、铜削、铜戈、铜盆、铜胄、铜铃、铜璜等数十件青铜器,以及木蓖、木梳、木案、木柄、竹编筐、竹编笆、圆漆盒等生活用具,还有块谷纹玉璧,带有楚国玉器特点。墓中还随葬一只木桨,长2.8米,通体髹黑漆,以红漆彩绘卷云纹,也许在墓主看来,带有漆桨的船棺更能驶向灵魂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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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16年8月,鹤山镇蒲砚村又发现5具船棺,船棺已破损不堪,但仍出土了铜钺、铜斤以及蜻蜓眼、琉璃装饰品。大约公元前10世纪,蜻蜓眼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种工艺品在琉璃上镶同心圆,如同蜻蜓的复眼,因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由商贾带入中国,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曾侯乙就是蜻蜓眼的狂热爱好者,他死后带入173只蜻蜓眼随葬,这些蜻蜓眼被认为是古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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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木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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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铜鍪与甑配套,用来烹饭,常常与兵器一起出土,在巴蜀船棺中极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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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前船棺在蒲江都是零星被发现,最多也不过5座,而此次船棺群的数目与规模都堪称蒲江之最。盐井沟船棺的年代,被定为战国晚期,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墓主的族属与命运亦渐渐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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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荆楚,逃亡部落的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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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底部与棺盖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膏泥。白膏泥是古时的黏土,由于黏性大、密封性好,有很强的防腐作用,常常被长江流域的楚人用来保护墓葬。考古学上,白膏泥的发现通常被认为与楚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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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偶然,楚文化的痕迹在四川历次船棺发掘中屡有发现,以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最为典型,大墓为木椁墓,椁室之中有具船棺,椁室由34根长楠木与12根短楠木叠砌而成,这是楚墓的常见做法,墓中的铜敦是典型楚国青铜器,一件铜鼎器盖上刻有“邵之食鼎”四字铭文,邵(同昭)与景、屈同为楚国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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