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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船棺底部的铜铃，四川战国时期的铜铃大多用作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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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北方平原纵横，适合马匹奔驰；南方河道密布，有利舟楫航行。以船棺下葬，自然是南方滨水而居部族的习俗，他们生前在水边生活，死后也希望以一叶扁舟抵达灵魂的彼岸。中国船棺分布于福建、江西、四川，而在世界范围内，船棺在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美属萨摩亚群岛都有发现，在萨摩亚群岛，部落酋长死后被放入特制的船棺中，尔后推入海中任其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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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船棺可分为岩葬与土葬两种类型，岩葬流行于福建、江西山间，福建武夷山九曲溪沿溪岩洞中分布着几十具船棺，可能是古越人的葬俗。土葬船棺目前仅见于四川，说是土葬，其实往往也在河边下葬。墓地北部条形地带呈灰白色，与周围泥土颜色迥异，这是古河道的痕迹，船棺过去是葬在水边的。一场汹涌的洪水使得古河流改道，淹没河岸，船棺也就永远被封存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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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图4-6）这件珍贵的成都矛，似乎也验证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开明九世（一说开明五世）梦见城郭在移动，遂把都城迁到成都，把宗庙也迁了过来，并仿照周人迁都“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取名成都。从那以后，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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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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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蒲江盐井沟出土铜矛场景，令人惊奇的是，长达1.8米的矛杆尚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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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之最，第十次在蒲江发现船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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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4年6月在广元市昭化县宝轮镇发现船棺以来，船棺就跟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在成都市区、荥经县、大邑县、绵竹市、什邡市有所发现。有意思的是，船棺在其他地区只是零星出土，在蒲江县却如家常便饭，算上这次，已经是第十次了，这也使得蒲江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船棺最为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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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第一次在蒲江出现要追溯到1975年，鹤山镇飞龙村10组有农民种地时挖出船棺残片，并发现一把柳叶剑。1982年8月，同样在飞龙村，村民又发现两具船棺，其中2号墓为合葬墓，一具长7.06米，另一具长7.18米，墓中出土了铜钺、铜凿、巴蜀印章等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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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距离本次发掘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的工地上，工人施工时又发现3具船棺，出土了铜壶、铜敦、铜鍪、铜矛、铜刀、铜削、铜戈、铜盆、铜胄、铜铃、铜璜等数十件青铜器，以及木蓖、木梳、木案、木柄、竹编筐、竹编笆、圆漆盒等生活用具，还有块谷纹玉璧，带有楚国玉器特点。墓中还随葬一只木桨，长2.8米，通体髹黑漆，以红漆彩绘卷云纹，也许在墓主看来，带有漆桨的船棺更能驶向灵魂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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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16年8月，鹤山镇蒲砚村又发现5具船棺，船棺已破损不堪，但仍出土了铜钺、铜斤以及蜻蜓眼、琉璃装饰品。大约公元前10世纪，蜻蜓眼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种工艺品在琉璃上镶同心圆，如同蜻蜓的复眼，因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由商贾带入中国，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曾侯乙就是蜻蜓眼的狂热爱好者，他死后带入173只蜻蜓眼随葬，这些蜻蜓眼被认为是古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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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木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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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铜鍪与甑配套，用来烹饭，常常与兵器一起出土，在巴蜀船棺中极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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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前船棺在蒲江都是零星被发现，最多也不过5座，而此次船棺群的数目与规模都堪称蒲江之最。盐井沟船棺的年代，被定为战国晚期，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墓主的族属与命运亦渐渐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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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荆楚，逃亡部落的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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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底部与棺盖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膏泥。白膏泥是古时的黏土，由于黏性大、密封性好，有很强的防腐作用，常常被长江流域的楚人用来保护墓葬。考古学上，白膏泥的发现通常被认为与楚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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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偶然，楚文化的痕迹在四川历次船棺发掘中屡有发现，以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最为典型，大墓为木椁墓，椁室之中有具船棺，椁室由34根长楠木与12根短楠木叠砌而成，这是楚墓的常见做法，墓中的铜敦是典型楚国青铜器，一件铜鼎器盖上刻有“邵之食鼎”四字铭文，邵（同昭）与景、屈同为楚国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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