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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模拟考古，试图解读大石墓的建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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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垴一号墓的巨石，全部为坚硬的玄武纪花岗岩，这种石料只有几公里外的螺髻山才有。要将石块从遥远的螺髻山开采下来，再运送到安宁河谷，在今天即便动用吊车、挖掘机仍是巨大工程，而将近两千年前，大石墓曾经密布安宁河流域，邛人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巨大的石块垒成墓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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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墓背后有一连串由高而低的石块，如同蝌蚪尾巴一般，连接着背后的山坡，这些“尾巴”起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从埃及金字塔得到启发。为了搬动重达十余吨的巨石，古埃及人专门修建了一个斜坡，用降低坡度的方法减轻重力，金字塔越高，斜坡也就越长。大石墓的“尾巴”，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邛人先建造大石墓墓身，尔后修筑“尾巴”，利用“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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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巨石运上墓顶。看来人类的思维，实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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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迁徙者与南方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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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垴大石墓发掘结束后，我来到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小六所大石墓群就在永兴村村口，与当地百姓相处甚安。午后的永兴村难得安宁，罗朝友倚在一座大石墓上，悠闲地打着盹儿；两头牛拴在榕树上，嚼着干草，甩着尾巴；大石墓上生长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榕树，阳光从茂盛的枝丫间透出来，在松软的土地上洒下碎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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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友告诉我，村里老人称大石墓为“月鲁坟”，说是元末明初月鲁帖木儿将军的坟墓，不过这个月鲁为何这么多墓，却谁也答不上来。永兴村几百号人的先祖是清代“湖广填四川”才迁到安宁河流域的汉族，迁来时大石墓已经在这里了。这些迁徙者对大墓颇为虔诚，在墓上栽上了一株株寓意安详的榕树，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最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榕树也已经百岁高龄，与大石墓盘根错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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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凉山喜德县，当地彝族同胞说，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留下的石头房子，跟他们祖先没有关系。彝文典籍记载，彝人最早以放牧为生，“濮苏乌乌”从事农耕，彝族先祖迁入大凉山时，与“濮苏乌乌”有过冲突，并最终占领了他们的地盘，“濮苏乌乌”丢下这些石头房子迁徙到了远方。所谓“濮苏乌乌”，可能是濮人的一支。最早的濮人生活在江汉流域，部落众多，故有“百濮”之称，西周年间，楚人来到这一区域，并日益强大，濮人不得已，举族向西南迁徙，成为滇人、夜郎、邛人等西南夷的主体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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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证据显示，邛人的族属与羌人不无关联。大石墓出土了大量双耳陶罐，而双耳陶罐的出现往往与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陶罐上的“水波纹”，在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陶罐上也能看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是，羌人历来有修建碉楼的传统，碉楼以碎石堆砌而成，与大石墓墓室修建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联系恰好验证了一条史前民族迁徙走廊的存在——根据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古羌人各支系曾从西北高原而下，成为中国西南诸多民族的祖先，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颇为壮观的一次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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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ﾠ德昌县六所乡，当地人在大石墓上种上榕树，以为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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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南临云贵高原，无论是人类学上的半月形传播地带，民族学上的藏彝走廊，历史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安宁河流域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走廊。对此，林向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安宁河流域是北方的氐羌文化与南方的濮越文化的交流地带，北方的小米文化与南方的稻米文化在这里走到了一起，邛人或许是北方迁徙者与南方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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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人的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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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流域地处川南山区，两侧为山地，中间形成一个宽约40公里的槽形谷地，这便是素有“川南粮仓”美誉的安宁河谷平原，土地肥沃、日照充沛的平原适合农耕，邛海和安宁河则为邛人提供了充足的鱼类资源。大石墓中屡有石刀、石砍砸器、铜刀、铜镰等农具出土，石刀用于收割庄稼，石砍砸器则用于清理荆棘，考古工作者在坝河堡子大石墓中还发现了稻壳痕迹，看来邛人已事农耕。在这里，这群迁徙者最终停下了脚步，他们自由游荡，大声歌唱，因此，《后汉书》中的邛人又给人留下了“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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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用太多时间，邛人就占据了整个安宁河流域，并分化成七支部落，“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七支部落就是七支部队，战争来了，邛人举族皆兵，这种靠亲情、血缘维系的军队组织在战场上往往令敌人闻风丧胆。有意思的是，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大概可以分为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普格七大区域，每个区域相对集中，各区域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对应着邛人的七支部落。七支部落平时沿河而居，一有战争，就成了七支军队，也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七部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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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西南夷一样，邛人亦醉心于拓殖疆土，他们一直试图往大渡河流域渗透，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过一个故事：邛来山原名邛笮山，是邛人与笮人的分界线，邛人屡屡试图翻越此山，故更名为“邛来山”。在这里，他们遇到剽悍的笮人，北上始终未能有更大进展。云南祥云、宾川县发现过一种奇怪的大石墓，规模比安宁河流域小，墓主却似乎比邛人富裕得多，出土了铜山字格剑、铜矛、铜戈等诸多兵器，头骨呈五的倍数、整整齐齐堆放在一起，可能与古人“尚五”习俗有关。这种大石墓与邛人的南下究竟有无关联，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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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谷虽托名“安宁”，其实潜伏着太多的危险与杀机，这里北临蜀国，南有古滇，东接夜郎，西望笮都，西南则是恐怖的昆明人，将邛人团团包围。春秋战国年间是青铜大量投入战争的时代，考古发掘显示，环绕安宁河流域的古滇、笮人、夜郎、昆明人地域，是中国西南出土青铜兵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仅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1002件青铜器中就有647件兵器。相比之下，大石墓中却仅有零星的青铜兵器出土，邛人的七部营军再剽悍，也难以抵挡锋利的青铜兵器。大敌当前，邛人的扩张草草收场，无奈只有退守安宁河谷，昆明人、笮人、古滇、夜郎一直觊觎着邛人广袤丰茂的领土，此后的邛人如同一个落魄的地主一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土落入他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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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窘境直到西汉元光五年（前130）才有所改变，不过更大的灾难却悄悄来临。这一年，汉武帝拜蜀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通灵关，桥孙水，以通邛都”，打通从蜀地通往安宁河流域的灵关古道。面对突然吹入的中原文明之风，一些邛人开始尝试使用铁农具，汉人的五铢钱也出现在了大石墓中，不过他们似乎对汉王朝始终怀有戒备之心，大规模的铁器时代迟迟没有来临；几乎与此同时，一批批汉朝军队进驻安宁河谷，中央王朝的压制与周围部族的掠夺，如魔咒一般，缠绕着内忧外患的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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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鼎五年（前112），一位汉朝使者从长安策马来到安宁河谷，带来汉武帝上谕：征发邛人攻打南越国，同样的上谕也送到了笮人、且兰国（同为西南夷部落，治今贵州凯里一带）头领手中。且兰国君联合邛人、笮人反叛，叛乱很快以失败告终，且兰国、邛人、笮人头领皆成了刀下鬼，汉武帝建立越雟郡，一批又一批汉朝百姓迁徙到安宁河流域，与邛人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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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领虽亡，邛人的血性却依旧澎湃。新莽时期，越雟郡郡守枚根任命邛人长贵为军候，更始二年（24），长贵攻杀枚根，自立为邛毂王，后降于东汉。东汉建武十六年（40），威武将军刘尚奉诏讨伐益州夷，途经安宁河谷，长贵怕益州平定后，汉军会将矛头对准自己，密令部下备下毒酒，准备借机毒杀汉军，不意为刘尚识破，长贵伏诛，族人也被流放至成都。叛乱最终给邛人带来灭顶之灾，东汉年间，邛人在安宁河谷留下数百座大石墓后神秘消失，再不见于史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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