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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以万佛寺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让后人一睹“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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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永明元年为公元483年，这也是四川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造像碑。尤为重要的是，我国早期佛教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造像多着袒右袈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早期造像莫不如此。南北朝年间，受世俗服饰影响，一种着宽袍、系阔带的“褒衣博带”式袈裟逐渐兴起。永明造像碑的无量寿佛、弥勒佛，皆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褒衣博带”造像实例。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雷玉华女士认为，褒衣博带袈裟此后在四川大量流行，并迅速风行全国，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这种汉族式的佛装首先出现在川西地区，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在佛教东传及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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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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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南朝造像的意义却远远未竟于此。“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一个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庙宇楼阁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个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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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北朝菩萨立像，南北朝时期的成都地处南北两朝之间，造像风格也兼有南北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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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北方羽檄纷飞、金戈铁马，百姓民不聊生，佛教恰好在那个嗜血的年代走进了中国人的心灵，那些马背上的部族，也试图借佛教巩固统治，并留下了诸多石窟造像与壁画，比如西秦乞伏部鲜卑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创立北凉王朝的卢水胡捐资的武威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时至北魏，僧人昙曜在文成帝支持下兴建云冈石窟，著名的“昙曜五窟”更是象征着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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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之盛一点也不落下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无不大兴寺院、供养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院当杂役，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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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北朝造像与壁画；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有少量龛窟外，在中国已不多见，而万佛寺石刻诸如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等题记，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时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从某种程度而言，成都的南朝石刻同样让我们走近南朝，走近那些羸弱、却清谈不已的士大夫，走近那个动荡不安却梵音缭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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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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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唐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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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人陆游在嘉定能仁院看到一尊大佛，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乐山大佛的蓝本。几次文物普查中，许多巴蜀大佛陆续显山露水，荣县大佛、资阳半月山大佛、潼南大佛、骑龙坳大佛、阆中大佛、黄桷大佛……难道真如陆游所言，当年为了开凿乐山大佛，曾在巴蜀开凿了诸多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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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大佛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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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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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蓝本之谜 巴蜀大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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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时间 \ 201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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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寨大佛，深山中的半身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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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阁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宋乾道九年（1173），诗人陆游出任嘉州刺史，闲暇之余游历至能仁院，看到一尊高约数米的石像，当地人告诉他，唐代为了开凿乐山大佛，曾尝试一些规模略小的大佛作为蓝本，经过多次试验后方才动工。陆游感叹成功不易，故写下这首《能仁院前有石像丈余，盖作大像时样也》，又在诗序中说，“前有石像，高丈余，盖作大像时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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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当年的能仁院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尊大佛也是踪迹全无。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文物普查，在四川境内发现了诸多大佛，它们规模都比乐山大佛小，每到一处，老乡总会告诉我，“这是乐山大佛的哥哥”“当年乐山大佛就是照这个样子雕出来的”，宋代蜀人对陆游说的话，至今仍飘荡在我耳中。难道当年为了开凿乐山大佛，曾在巴蜀开凿了诸多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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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寿县的牛角寨大佛，因未完工，也就更具有蓝本的意义。大佛地处双流县（今成都市双流区）与仁寿县交界的牛角寨，高15.85米、宽11米，依山而凿，嘴唇微闭，双目平视东方，头有螺髻，千百年的风吹雨淋在大佛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痕迹，眉角爬上厚厚的青苔，鼻子、嘴角也由于岩层风化脱落形成“白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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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体量的大佛却直到1982年才为世人所知。那年夏天，仁寿县文管所工作人员邓仲元到高家乡做文物普查，老乡告诉他，自己有次到牛角寨割猪笼草，扒开枯藤，发现里面居然藏了个大佛头。邓仲元找了几个村民，将岩壁上的枯藤、枝丫清理一空，一尊大佛在那个傍晚重见天日。当时大佛眉角爬满了厚厚的青苔，身躯被荒草与枯藤遮得严严实实，仿佛穿着“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