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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大良城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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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山城面前，蒙古铁骑失去了速度优势，且山城之间以舟楫往来，又令不善水战的蒙古人吃尽了苦头。忽必烈幕僚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一文中如是评价：“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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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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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元年（1241），大汗窝阔台病逝，此后蒙古陷入长达十年的混战之中，无暇南顾；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也使得蒙古铁骑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来去自如。四川战场局势日趋胶着，而淳祐年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又触动了宋朝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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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州都统王夔历来恃功骄恣，不受节制，且为人贪财，每得富裕人家，即以酷刑敛财，蜀人苦不堪言，称其“王夜叉”。王夔还有个敛财高招，平时将军中战马圈养起来，遇到战事则高价卖给将士，朝廷虽然知晓，却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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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对王夔所为素有耳闻，一天深夜，他派人召集王夔来帅府议事，趁机将其诛杀。宋朝军队有个陋习，将领离任后往往由驻军自行举代，这一次，利戎司推举统制姚世安继任。余玠为革除军中弊病，派一金姓都统前往云顶城任职，姚世安闭门不出，公然违背帅令，此事遂不了了之。姚世安从此惴惴不安，当时云顶城云集了诸多官吏、百姓，丞相谢方叔子侄也在山中避难，姚世安以重金结交，暗地里搜罗余玠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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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经略西蜀多年，喜好结交官员，上奏给朝廷的奏折语气轻慢，令宋理宗颇为不快，王夔之死又给他留下独断专行的印象，这比蒙古人更令他如坐针毡。在参知政事徐清叟建议下，宋理宗一连发出几道庚牌，急招余玠回临安，庚牌刚刚发出，四川制司就送来余玠病重的消息。宝祐元年（1253），余玠郁郁而终（《宋季三朝政要》记为“饮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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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余玠死于姚世安的谗言，倒不如说他死于宋朝对武将的态度。诚如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将，而非偷生邀宠的文生。宋朝军队一向羸弱，少有胜绩，武将也大多萎靡无能，一旦出现王德用、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即想方设法防范，害怕“尾大不掉”。宋朝名将大多难得善终，余玠之死，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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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城瓮城门至今犹存，一棵榆钱树与城门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苍虬的树根暴露在黄土之中，经年的风吹日晒，城楼已经垮塌，残存的券拱之上，“皇宋淳祐己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几个楷体大字历历在目。淳祐己酉是1249年，此时的姚世安依旧负责云顶城防务，对余玠的诋毁也源源不断从这里送到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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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元年（1253）六月，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四川宣抚使。余晦令都统甘闰在紫金山筑城，不料被蒙军偷袭，几个月后即被狼狈地召回临安。《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当年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宣抚使，连徐清叟都觉得太不恰当，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儇浮薄”，此举必定会招来蒙古人的耻笑。宋理宗的回答倒很是直白：“数十年来未见执政缴回成命者。卿若固执，15-9 金堂云顶城瓮城门，姚世安当年筑城题记历历在目则庙堂之间、同列之义皆有不安，诏令已颁，决能反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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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既下，岂能更改？与他的历代先祖一样，宋理宗相信，本朝的武将远比蒙古人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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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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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年6月，托雷之子蒙哥在忽里勒台（即部落大会）被推立为大汗，这位好战的大汗一上台便调兵遣将，出征四方。蒙哥感于祖辈在南征北战中创立了不朽基业，意图剿灭南宋提高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声望，于1258年2月发布伐宋的号令，一时间，诸王穆哥、穆都哥，驸马君不花，万户八里赤，阿速氏部将拔都儿、阿答赤，薛亦氏部将哈八儿秃，率领蒙古铁骑云集六盘山，北方四大汉将史天泽、张柔、郑温、董文蔚也率部应召。这也是蒙古侵宋以来，在四川战场最大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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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蒙哥亲率十万蒙军由宝鸡入大散关，经汉中入蜀，浩浩荡荡杀将而来，山城防御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山城被攻破的不多，投降的倒不少，运山城便是这样一座山城——它不乏宋人的血性，更多的却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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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山城地处蓬安县河舒镇，创立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1246年夏天，余玠视察运山城，发现城池守备不严，责令守将杨大渊加固。运山城曾有块《南宋移治碑》，原碑已毁，从明正德《蓬州志》收录的碑文来看，运山城“自东至南门，西至北门，宏创敌楼，辅以更楼，凡五十余座。明年筑大蓬坎之基，三敌楼雄架其上。又明年，改辟东门。悬峭千尺环城，装势具矣”。更楼是古时击鼓报更的建筑，这里似乎解释为窥视敌军动向的城楼更合适，运山城有敌楼、更楼五十余座，可谓戒备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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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十年（1250），蒙军大将汪德臣与其弟汪直臣屯兵运山城下。汪德臣之父是金朝大将汪世显，金亡后归降蒙古，汪德臣十四岁时陪太子游猎，矢无虚发，征蜀以来所向披靡，是蒙军有名的急先锋。汪德臣亲率大军攻城，宋军飞石、流弩密如流星，汪德臣坐骑被飞石击中，汪直臣则在运山城下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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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二年（1254）秋，宋将张大悦接替杨大渊镇守运山城，蒙军再次在运山城东门外扎下大营，许是看到城坚兵强，主将指挥得当，悄然退军。此事传至朝廷，见到西蜀居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爱将，宋理宗金口一开，令工匠勒石记功，这块石碑，便是著名的《宝祐记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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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是这样一位被南宋王朝寄予厚望的守将，却在1258年以运山城投降蒙军，封咸安郡侯。此事在南宋朝廷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运山城从宋军的方城变成蒙军的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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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门旁的岩壁上，《宝祐记功碑》至今尚存，我站在碑下，凝视着这块尴尬的宋碑：“宝祐甲寅秋八月，今制使西清蒲公檄三泉，张侯大悦摄蓬郡，民安其政。越明年夏，复值鞑侵入伺东门弥旬，意叵测。侯不恃险而忽备，惟整禁以待之，竟不果犯，引去……”张大悦初到运山城整理战备，颇得军民支持，碑文也不吝赞美之词，不知披上了蒙军盔甲的张大悦，再看到运山城中这块为他歌功颂德的碑文，该会做何感想？《宝祐记功碑》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南宋王朝面红耳赤。（图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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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1256年，南宋军民在运山城东门刻下《宝祐记功碑》，记载了宋将张大悦守城的故事，不想几年后张大悦即转投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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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258年，青居城，宋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投诚；大良城，守将蒲元圭献城出降；运山城竟与青居城、大获城、大良城一起，并称蒙军“四大帅府”。云顶城守将姚世安未见什么战功，勾心斗角、阳奉阴违的本事倒不少，稍遇进攻便开城请降，《元史》轻蔑地记录了这次投诚：“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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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诚与背叛如同瘟疫一样在四川战场蔓延，守将叛逃者数不胜数。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得于行伍，坐上龙椅后即以“杯酒释兵权”瓦解武将权力，对武将颇为猜忌，重文轻武思想早已侵入骨髓。宋朝的国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抑制了五代的赫赫武风，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武将的集体萎靡，武将得不到认同感，稍遇挫折，即纷纷走上投诚之路。病态的国策，最终令宋人噎下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