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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英国以后斯坦因的第一件事极其难办。他不得不去牛津探望赫恩勒，而且还要坦白地指出他被一帮半文盲的村民当成傻瓜耍了。当斯坦因得知这位卓越的研究者正在写之前承诺过的有关加尔各答藏书的第二部分报告，并要在当年出版的时候，就去信提醒他。然而如今斯坦因有个非常尴尬的任务，就是要面对面跟他讲实情。更尴尬的是，最鼓励斯坦因进行探险并且给予全部官方支持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专家，为此斯坦因理所应当对他表达无尽的感激。此外，赫恩勒是斯坦因个人的研究领域——印度及中亚语言学方面的领军研究者，斯坦因在加尔各答期间还和他是私下里的朋友。但是现在斯坦因的成功会令赫恩勒蒙羞。于是6月的一个早上，斯坦因乘坐火车去牛津的时候，不必说情绪肯定是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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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赫恩勒1841年在印度出生，是一个有着德国血统的圣公会传教士的孩子。他比斯坦因大21岁。从瑞士毕业之后，他来到伦敦，投奔古德斯塔克（Goldstucker）并在其门下花了数年研习梵文。他于1865年回到印度，起先在贝拿勒斯（Benares）一所学院教授哲学课。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学术生涯集中在印度－雅利安以及其他语言研究上面，以及解读古印度文书（他一共出版超过115部/篇著作、文章还有论文，其中包括耗时五年之久编纂的《印度北部方言语法比较》）。之后他搬到那个时候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成为孟加拉亚洲学会的领袖人物，并最终成了这个学会的领导，直到他退休以后去了牛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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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印度西北边境的一个村子发掘出残缺的古印度文字写本，对它进行的研究使得赫恩勒首次跻身于东方学研究者前列。这个写本在研究印度语言学的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好奇，然而它被交给赫恩勒以前，还没有人可以解读。与他同时期的一个人写道：“赫恩勒马上展开研究而且大获成功。尽管这些残片没头没尾，只有混乱的断章，而且没有一页是完好的，但他还是成功解读了大部分。”赫恩勒证明，这是一位无名作者写下的有关古代算术的文章。尽管这个写本没什么文学价值，然而从赫恩勒的解读可以看出他是位极具天分的文字学家。如此一来，十年以后势必由他来负责解读著名而且重要得多的鲍尔写本。因为在对这一写本的研究中赫恩勒成绩斐然，他被委派主持英国中亚文物收藏的事务，这间接导致了国际上对这一地区的写本与文物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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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清楚斯坦因与赫恩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斯坦因在《沙埋和阗遗址》这本书里面详尽叙述了有关探险的事情，然而对这次碰面却故意只字未提。事实上，这一圈子里的研究同行似乎团结起来，想办法不让赫恩勒太丢脸。除了赫恩勒自己关于加尔各答收藏的第二部分报告，那个时候的学术杂志和报纸里面均未谈及斯坦因揭露的震惊又让人尴尬的事情。1918年77岁的赫恩勒离世，《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登载六页悼文中也没说起这件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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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他们这次会面还是友好的，因为斯坦因在赫恩勒家中还待了几天。但是斯坦因戳穿的事给这名卓越的印度语言专家带来的冲击远远大过斯坦因在给他住在匈牙利的兄长恩斯特（Ernst）写的信中暗示的程度。斯坦因在信中写道：“可以理解的是，在听说阿克洪造假的事以后，他备感失落。令我欣慰的是最后他平静下来，免去了我的一场令人痛苦的讨论。”不可否认的是斯坦因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发现多多少少为难堪的赫恩勒带来一些安慰，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新东西上。实际上，赫恩勒对斯坦因的写本的研究使得消失已久的和阗语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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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有一个更紧迫的难题要由赫恩勒搞定。1899年他有关加尔各答藏书的报告里面讨论了“古书”造假的可能性，他对这种可能坚决否认。如今他如何摆脱这个羞耻的鉴定失误？他跟斯坦因坦言想要销毁那份报告。通过斯坦因给他兄长的第二封信，我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到此为止。然而这样的办法不能成功，势必再次让赫恩勒受挫。毕竟这一报告是作为《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的增刊发表，流通很广。全部销毁很明显不现实。而且第二部分的文章已经打出预告，同样是个麻烦。赫恩勒面对的唯有两个选项：要么坦率承认失误；要么敷衍过去，只求读者不会详细比对前后两部分。他终究是个普通人，他决定采用后面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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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处理得高明又老练，除非重新拿出1899年的原始报告细看，或是当年看过并记下，否则着实难以从第二部分发现赫恩勒以前遭人骗过。赫恩勒不承认自己最初曾经认为自己保管的写本和古书都是真的，对这个现在让人尴尬的断言闭口不谈。在第二部分里面，他巧妙地回避了之前的失误，说1899年撰写文件的时候，“造假的事情还没有定论”（这样看起来完全没问题，尽管任何看过他之前的断言的读者未必会这么想）。尽管他不承认是自己失误，然而为澄清事实，他必须指出：“……斯坦因博士已拿到可信的证据，表明1895年之后和阗发现的‘未知文字’的‘雕版印刷制品’以及写本全部都是阿克洪和几个同伙一起造出来的现代赝品。”对于有兴趣看看赝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赫恩勒给出了他自己投稿给《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的一篇配图论文，还给出了俄国学者德米特里·克莱门茨发表的著作（可能也是为了表示俄国人也同样上了当）。赫恩勒谨慎地防止有人留意这些配图的出处（他自己写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及其言之凿凿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他就说了这么多，可以理解的是，第二个报告大部分涉及的都是英国收藏的那些真写本、陶瓷以及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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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当时那个时代，赫恩勒无疑是走运的。毕竟倘若是现在，如此杰出的专家被一个中亚绿洲的半文盲愚弄，第二天早上估计半个新闻界的人都会堵在他家门口要求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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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首次探险的收获在当时欧洲的文物圈引发很大的反响。他的发现证明世界的后院有一种此前未知的佛教文化，这种文化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文学。那时，考古学研究者差不多全都在关注经典的古埃及以及与《圣经》相关的遗迹。中亚考古学仍旧是新事物。次年第十三届东方学家国际大会在汉堡召开，会议通过一项特别的决议，庆祝斯坦因取得的让人震惊的收获。于他而言，这有利有弊。这显然帮助他获得了印度当局对第二次探险的许可和费用支持（尽管经历了各种各样敷衍推托），但这也激起了巴黎、柏林还有圣彼得堡的东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兴趣。有一段时间，各地的研究者们纷纷敦促自己的政府派遣探险队去遥远的中国，而这次大会为他们提供了正想要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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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下一支不畏险阻再次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远征队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离这里更近的地方。事实上，它算不上正经的探险队，只是缺乏组织的一小队日本佛教僧人。他们于1902年8月前往中亚。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斯坦因的发现在德国引起广泛关注。斯坦因第一波真正的对手来自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汉堡大会结束仅两个月之后，一支由阿尔伯特·格林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带头的德国探险队出发去中国新疆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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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八章 激烈角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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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02年德国人和日本人到达现场，由此开始一场抢夺塔克拉玛干与戈壁沙漠里面佛教古物珍宝的“国际战”。这次纷争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自七个国家的考古学者都牵涉其中。他们攫取的数量巨大的古物分散于欧洲、美洲及远东的三十多处博物馆和机构中。通常来说探险队的角逐采用文明的方式（至少表面如此），然而偶尔也会出现情绪激动的情况。有一回为了争夺一个特定遗址的发掘权，德国人跟俄国人差点打起来，俄国人甚至愤怒地恐吓要用军事力量赶走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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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坦因则乐于偶尔讥讽对手，通常是在他的个人信件中。有一回他在信里告诉友人，“德国人经常结群狩猎”。德国探险队的规模很小（尽管并非指文物数量），称其为“群”明显很荒谬。然而如此用词也表明他对德国人的出现颇感厌烦。毕竟在他眼里，这片地方由他开拓，理所当然要有几年时间归他自己所有。实际上这片考古学未曾涉及的地方十分辽阔，有大量遗迹，足够容纳所有来访者。但是显然那些竞争的队伍花了很多时间互相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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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902年到1914年在中国新疆的四次探险中的第一次有三位欧洲人，均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员工。三个人是领队阿尔伯特·格林威德尔教授（博物馆印度部负责人，他写过一本很出名的关于佛教艺术的书），二把手是乔治·胡特博士（George Huth），他同样是艺术史家，主要由于探险途中经历的艰辛，从中亚回去之后很快去世了。最后是仪表堂堂又聪明的特奥多尔·巴特斯（Theodor Bartus），他在博物馆里面打杂，且参与了全部四次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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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德尔和印度部的同事已经对中国新疆关注了一段时间，也研究过其在考古方面的潜在可能。和斯坦因一样，他们根据这里呈现的迹象猜测这个地区没准就是古典希腊艺术与亚洲佛教艺术的古老交汇点。然而他们唯恐遭遇艰难险阻，所以不想轻率地去那边。之后他们听闻意志顽强的赫定安全返回且述说了自己远征中那些令人兴奋的事，很快斯坦因又带回大量吸引人的古物。此刻德国人终于下决心如今该是自己加入寻宝大军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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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目的地定在丝绸之路北道吐鲁番附近的地区。俄国学者克莱门茨约莫在五年以前已经造访过那边，将壁画、写本以及碑刻运回圣彼得堡，并报告称在那边起码发现130个佛教洞窟，其中很多有保存完好的壁画。德国人跟斯坦因不一样，斯坦因的第一次探险中赌的成分比较大，德国人觉得倘若可以相信克莱门茨的说法，那在吐鲁番四周他们一定能得到大批宝贝。不仅这样，跟斯坦因去的南道那些偏远的遗迹相比，他们要前往的地方更容易去，况且这边的遗迹显然较少被本地寻宝人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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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这个镇子在楼兰附近一处绝密地点以北150英里，那个绝密地点是中国测试第一代核武器的地方。吐鲁番绿洲丰茂，位于大概3万平方英里的巨大天然洼地中，地理学家认为此处是地球上大陆最低点之一。城镇四周是受地震摧残的小山，是不毛之地；还有就是同样荒芜的沙漠。北面是终年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意思是神之山），这座山比欧洲任何一座山都高，构成天山最东面的余脉。1935年冬季，英国的旅行家埃里克·台克满爵士曾途经这里，那荒芜而壮观的景色让他想起美国大峡谷。此地严寒，每日清晨他的旅队动身以前都需在车的引擎下面生火加热才能发动。他表示这的确“非常危险”，然而在那边却司空见惯。反之夏季的时候，气温经常达到约54摄氏度，连当地人都只好躲进特制的地下室。但是在这片贫瘠缺水的地方却散布着中国新疆最肥沃富饶的绿洲村镇。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期，这边始终为长安的皇室提供酒、蜜瓜还有鲜美的葡萄。这里使人惊讶的繁盛秘诀是当地的灌溉系统。这套灌溉系统最初源自波斯，可以把北面山上的冰雪融水通过很深的地下水渠运送到定居点，如果没有这些水渠，这些定居点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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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无畏的传教士盖群英和冯贵珠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曾经在这里生活数月。她们写下的著作《戈壁沙漠》中对绿洲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吐鲁番好像大漠中的一座绿色岛屿，周围环绕着砂石而非海水；荒芜的沙漠与肥沃的田野之间的分隔就好像海岸和大海一般分明。它的丰饶水平让人吃惊。当旅行者从荒芜缺水的地方进入吐鲁番富饶的绿洲时，这种感觉会压倒一切。”然而几百年来吐鲁番那些绿洲并非都是如此，不少早已废弃。1902年到1914年德国人从这些分散的废址中发掘了数量很大的古物；之后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才停止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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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德尔率队的第一次探险离开柏林一年，但在吐鲁番地区探索和发掘的时间不足五个月，其他时间都花在来回的路途上。由军火大王弗里德里克·克虏伯（Friedrich Krupp）主要赞助的第一次古物抢夺探险基本算是侦察。尽管跟之后三次相比，格林威德尔这一次取得的战绩（46箱）很一般，却极大惊动了德国亚洲学研究者，甚至引发了德皇的关注。他们发现的古物有佛教壁画、写本以及雕塑。因为首次远征的成功，德国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用来组织时间更长、野心更大的计划；除此之外也设立了一项基金对其进行资助，克虏伯与德皇以个人名义向基金捐了款。然而因为胡特不巧去世了，加上格林威德尔健康状况不好，意味着德国人需要一位过渡时期的领队。委员会选定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此人不论从哪一点看都像赫定或斯坦因那般优秀出众，且有同样顽强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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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9月8日冯·勒柯克在柏林出生，他是一位富有的胡格诺派酒商的儿子，常人以为他会步其父后尘，然而学生时代的他便卷进德国悼文作者所谓的“被禁的联盟”，之后因为“罪过轻”遭到开除学籍。他的父亲曾经在英国一家公立学校受教，为此非常生气，尽管之后怎么样，我们不太了解。悼文作者也小心地略过这一段，直接跳到他21岁的时候。此时他与父亲的关系好像缓和了。起初他被送去伦敦，接下来被送到美国接受关于家族产业的训练。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钻研医学。之后不止一次证明了这些学问格外顶用。他在27岁的时候回到德国加入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勒柯克公司卖酒，这公司是由他的祖父创建的。然而他的心思不在这里。13年以后他卖了公司再次搬到柏林。他在柏林的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几年东方语言，包括阿拉伯语、突厥语以及波斯语，也跟随皮舍尔（Pischel）学习梵文。42岁的时候，也就是1902年，他加入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部。起初他担任的是不拿薪水的志愿者。当时正好是格林威德尔率队前往中国进行第一次探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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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仅仅两年之后就轮到他了。探险队只有他本人和特奥多尔·巴特斯。1904年9月他们离开柏林以后先是去了圣彼得堡办理前往西伯利亚必需的官方通行证。他们还得到了俄国科学院专家的介绍信，不久之后俄国科学院同样派遣探险队前往这个地区。冯·勒柯克打算乘坐泛西伯利亚特快一路到鄂木斯克，在那里沿着额尔齐斯河乘船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之后搭上四轮马车去边界哨所巴赫特（Bakhty），从此处动身一直到乌鲁木齐，最终抵达吐鲁番。然而他们在莫斯科遭遇麻烦，站长拒绝让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超过一吨重）和他们一起走，坚持认为这样要加挂一节行李车厢才能全装下。冯·勒柯克在《新疆的地下宝藏》一书中饶有兴致地记述这件事的结局，由于他没工夫同俄国人协商，“……从背着的手中我抓出一张五十卢布，在这位为难我们的人跟前缓缓地摆动，晃了三四下后钱就没影了。紧接着站长讲：‘好，成，我给你办。’他果真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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