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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道士建立一定联系之后，斯坦因开始出第二张牌。“这位有点奇怪，极富宗教热忱、天真无知又极其执着于其目标的道士”让他想到古代沿丝绸之路前往西方朝圣的佛教僧人。斯坦因觉得如果提及自认的主保圣人玄奘（他同样受到广大中国人的敬爱）的名字，没准能够引起王道士的共鸣。道士眼里马上“放光”。两人很快都表现出对玄奘的崇敬之情，尽管各自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王道士显然视玄奘为某种“神仙”。但观点不一致丝毫没有关系，毕竟斯坦因已经得到所需的东西，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这位矮小的道士的信任，之后想办法去藏经的石窟里面。当然这得耗费很多时间和耐心。斯坦因用其“半吊子的中文”跟王道士说他如何崇拜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接下来随着话题的深入，斯坦因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追随玄奘的脚步，从印度出发行进万里，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峦大漠，在这趟朝圣之旅的路上到访很多仍然留存的遗迹，还有不少玄奘曾经朝圣过的寺庙，无论这些地方有多么难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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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马上奏效。当时这名身材矮小的道士面露傲气，带斯坦因往外走，去看最近才建造的廊道。道士早已跟当地艺术家交代，要用传说中这位伟大行旅僧人的一生功绩来装饰走廊。王道士热情地讲解每一处壁画——玄奘制服一条龙，让它吐出吞下去的马驹；还有他通过诵经从妖怪那里自救。但是，这里面一个插曲让斯坦因觉得没准是个有帮助的好兆头。里面一幅画描绘玄奘在湍急的河岸边站立，马匹驮着佛经站在旁边。巨大的乌龟游向他，协助他带着神圣的典籍平安渡河。斯坦因记述：“显而易见画作讲的是历史上这位旅行家靠二十匹矮马从印度平安驮回佛经的事迹。然而这个故事能否让这位虔诚的保护人受启发，并愿意积积德允许我们将他无意间获得并守护的那些写本中的一部分带去佛教的发源地呢？”斯坦因打算暂且留着这张牌，伺机而动。他把蒋师爷留在道士那边，试图叫他劝说这位同胞，好歹借几本让他们研究一下。可是王道士依旧举棋不定，仅仅答应之后再谈。蒋师爷返回后报告了斯坦因。斯坦因由此写下：“我再无他法，唯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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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事情出现转机。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蒋师爷悄悄去斯坦因的帐篷，兴奋地从衣服里面掏出几份写本。斯坦因一下认出这些卷轴非常古老。蒋师爷又把写本藏于衣服中（由于道士坚持要保密）跑回道士的小屋，这个小室坐落于崖壁开凿出来的大佛脚下。后半夜蒋师爷一直在钻研这些写本，希望认出里面的经文并确认年代时间。天刚擦亮，他面带“获胜并且吃惊的神情”返回斯坦因的帐篷中，兴高采烈地汇报，根据后面的题署可以判断，这些就是玄奘亲自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出来的佛经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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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个令人震惊的预兆，斯坦因称作“近乎神圣的暗示”，即使敏感的王道士也几乎没能察觉到这一点。他在秘密的房间里拿走这些写本的时候，也不可能晓得这与玄奘有关联。蒋师爷立即跟王道士说了，让他相信唯一有可能的解释是，已经在阴间的玄奘选定此刻向斯坦因展示这些神圣的佛经，这样一来“从那么远的印度到来的信徒和追随者”就可以将这些经文送去它们来的地方。蒋师爷根本不必特意指出，虔诚的道士很快就有所领悟。挡着珍藏写本石窟的那扇门几个小时内便拆掉了。天黑以前，靠着王道士粗陋的油灯的一点光亮，斯坦因得以一窥藏经的密室。这个场面叫人想起约莫15年后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凭借摇曳的烛光一睹图坦卡蒙坟墓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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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目睹这些的时候倍感惊讶，他回忆说：“这间小房子中的景象令我大开眼界。在道士的小油灯微弱的亮光下，隐约能够看到许多写本一捆捆一层层杂乱无序地堆起来，大概10英尺高。之后测算接近五百立方英尺。”借发现乌尔的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的话来说：“这是考古学从来没有过的重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其为：“几乎没有一位考古学家曾找到比这更令人震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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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立即发现，他和蒋师爷两人要想在密室中直接查看卷帙浩繁的写本就算不是完全办不到，至少也是十分困难的。他称这个地方为“黑洞”，这里极窄，两个人同时挤进去都难，更别提开展工作。显然，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全部写本搬到庙里面稍微宽敞的屋里，在那儿仔细查看。可是王道士马上指出，任何信徒只要凑巧在这边朝拜的话就有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寺庙重建的钱就是这些信徒们捐的。这么一来立刻就会谣言四起，说庙里神圣的典籍被外国人亵渎了。于是王道士执意由他自己亲手来搬，一次从密室里拿出一捆，暗地里送到旁边一所小室里，斯坦因同蒋师爷可以在那儿安心阅览，不会暴露。在这个马拉松一般的艰巨任务开始之前，斯坦因寻找了这个古老图书馆的守护人何时将这个地方砌在墙里的线索。通过曾经覆盖密室入口的残存壁画的风格，他谨慎地判断这里被封起来的时间不晚于12世纪。深入研究标注日期的写本之后发现封上的时间应该更早，约1000年前后。但藏经室封上的时间是一码事，封上的原因则是另外一码事。这可能是为了避免神圣的典籍落到野蛮人手里，当时他们正威胁要占领敦煌。也许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不过还有其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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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一旦发现斯坦因的调查不会有暴露的风险，他的胆子就变大了。他开始从“黑洞”（如今研究者简称为第十七窟）一批批地将写本送到斯坦因称作“书房”的地方。斯坦因原本计划将所有写本进行编目，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里面他解释说：“这得有一整个饱学的书吏团队才能妥善处理得了这么一大堆。”他查看这些卷本，看看是否有受潮的迹象，潮气是人类众多书面记录的大敌。所幸丝毫没有受潮的迹象。斯坦因发现没有比毫无湿气的沙漠中的密闭石窟更好的存储文书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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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日复一日的工作继续着，其间不断找到数不清的使用汉文、梵文、粟特文、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还有未知文字书写的手卷，此外还有很多佛教绘画。里面有些东西顶端是三角形，还有飘带，斯坦因很快意识到这是庙里的神幡和还愿的旗子。这些全部画在极其细致精美的绢或纸上。很多都被压得很厉害，九个世纪以来上面一堆堆的书稿把它们压出了死褶。这些绘画的重大意义并非其质量，而是年代久远，稀有罕见。能得到这些后来证明属于唐朝的绘画实属不易，即便它们出自地方上的小作坊之手。大部分这些绘画都在9世纪中期的灭佛运动中被毁，这场运动使得全国约莫四万间佛寺被封或者被毁。所幸781年敦煌落到了吐蕃人手中，他们统治了这里六十七年。敦煌的庙宇因此逃过中国其他地方庙宇的那种被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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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的那些写本里面发现的一些丝质旗子展开之后很长，由此，一些研究者推断，这种旗子只能是专门设计出来挂在敦煌崖壁顶部的。斯坦因发觉，大多数绘在丝绢上的画在数百年间早已经被上边的写本压成了一块块又硬又脆的东西，难以展开。之后他们在大英博物馆的实验室中先用化学方法处理，然后经过类似脑外科手术一样的技术成功展开。这个过程花了接近七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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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跟蒋师爷在这段时间里每天晚上都照例将精挑细选的部分写本与绘画搬到斯坦因的帐篷中，以便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对于这一点王道士没有异议。后来他竟然肯将某一类别的写本标记并转让给“大英国一处钻研典籍的寺院”以换取给他自己寺院的一笔可观的捐赠。斯坦因坦言：“我们逐渐引导着他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我们紧盯不放，不让他有太多时间考虑。”然而某天夜里，王道士似乎觉得整个事情有点不对，他匆忙把寺庙的门锁起来往敦煌城去了。斯坦因同蒋师爷在这令人焦虑万分的一周里琢磨王道士到底想要做什么，会不会他返回以后态度就起变化。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显然这位矮小的道士与施主沟通后发现自己的秘密并未暴露，此外如同斯坦因所说的，“其宗教上的影响力未曾减弱”。那之后事情进展愈发顺利，斯坦因拿到更多写本，里面有之前王道士坚决不肯示人的汉语佛经。后来《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出版，斯坦因提到这段插曲的时候追述：“王道士归来时好像意识到我为了西方学术研究来拯救所有这些古代佛教文学和艺术文物的行为十分虔诚，不然这些东西早晚会因为地方上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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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这段传奇的经历接近尾声，然而王道士还是讲了最后的条件。为了自保，王道士坚持只要斯坦因还在中国，对交易的事情就一定要保密。斯坦因十分愿意许下这样的诺言，毕竟他渴望得到更多王道士秘藏的写本。在和谐的氛围中，王道士与来访客人握手告别。斯坦因留意王道士又“恢复了那种羞怯而自满的平静神情”。诚然，英国人的小心细致令他很有信心。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同蒋师爷又一次到这边时，他依旧愉快地同意再拿200捆写本给他们。虽然这样，只要宝贵的战利品还在中国，斯坦因就没法放心。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记述：“大概十六个月以后，所有二十四箱写本以及五箱小心包装的绘画、绣品以及类似的艺术文物安全放置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时，我才真正舒了一口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得意地说这只花了纳税人13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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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的第二趟探险远没完结。尽管到目前，他早已有很大的斩获：米兰美丽的壁画；万里长城向西延伸的一部分；如今在千佛洞又买到大量古物。对大部分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已经十分令人满足了。可是斯坦因仍然没有懈怠。他在长城一带有更多重要工作等待完成；南山的大片地区亟待测绘；需要沿丝绸之路北道探索新的遗址，也许还得开展挖掘。这是斯坦因访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遗迹的第一个好机会，他特别想要看看德国对手们在吐鲁番那些受到高度赞誉的伟大遗址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最终他到了吐鲁番盆地来查看格林威德尔、冯·勒柯克和巴特斯清理的遗址时，他们使用的野蛮办法让斯坦因震惊不已。在公开出版物中，斯坦因并未指责这样的做法，但是在私人的信件里面他没有放过德国人。他跟英国的一位密友抱怨，这帮德国人“用有学问的寻宝人的方式来发掘大型寺庙，并没有用任何考古学的缜密方法进行探索。看上去极有可能有‘发现’的地方也都是这么搞的……”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讲道：“考古并非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宿怨。”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里面，斯坦因一边礼貌地称格林威德尔是“一位佛教艺术权威”，称冯·勒柯克是“卓越的东方学家”。另一边他就指出（明显是冲着吝啬的加尔各答说的）对手们的挖掘工作“在国家丰厚的资助下开展”，更别提德皇个人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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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遭受损毁的遗迹，斯坦因打算放弃。但他在小阿萨古城（Kichik-hassar）找到一小群庙宇，德国人没碰这里。他从里面弄走了壁画以及装饰雕像的残片，此外还有汉文、维吾尔文和藏文写本。之后他朝西边转移至喀喇沙尔（Karashahr）。距离这个镇子西南方向大概15英里是锡克沁（Shikchin），他对这处德国人以前简单搜索过的明屋进行了最卓有成效的探访。他再次对眼前景象感到大为震惊。他写信给友人讲道：“他们扔下的遗迹多么让人心痛啊，精美的灰泥雕像的残片丢在外面，有的扔到垃圾堆里；难以运走的大型造像暴露在外，遭受风吹日晒和路人的肆意损毁。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何要用如此不足的人手来此地开展挖掘，为什么又这么冷漠，对剩下的古物不管不问。”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自认是品德高尚之人，在被他称作“真正的沙漠”进行挖掘工作期间，尽管物理上的困难比这里大得多，但是之后还是会花时间和人力收拾现场。有人怀疑这处看起来像是“肇事逃逸现场”（借用斯坦因传记作家珍妮特·米尔斯基的说法）的遗迹事实上或许是打杂的巴特斯独自劫掠时留下的。虽然如此，斯坦因依旧收获颇丰，他带着十箱沉甸甸的古物满意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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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处石窟群被称为“明屋”（Ming-oi，“千间屋”），这样的称呼容易导致混乱，因为这里只是考古学家在沙漠附近挖掘的几处“明屋”之一。冯·勒柯克解释说压根不存在叫“明屋”的地方，突厥语中的“明屋”一词要和离得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点连在一起使用，比如克孜尔明屋、库木吐喇明屋、舒尔楚克（Shorchuk）明屋，等等。没有人能在中国新疆的地图上找到一个叫“明屋”的地方，尽管大英博物馆似乎仍然确信存在这样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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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两年半的远行，尽管到目前尚未结束，但没有功夫逐一来谈。我们在这里仅说最为重要的几件事。一件是他大胆地往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比反向穿越要艰难很多。赫定当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最初是顺着朝北流的克里雅河走，这样可以解决进入沙漠以后的用水难题。他知道之后只要一直往北走，早晚会遇到往东流的塔里木河。然而，若想成功由北向南越过大漠，必须刚好抵达克里雅河口，这种沙漠旅行中的导航技巧需要极其精确才行。在穿越的最后几天，他简直度日如年，必须严格控制用水。这趟探险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个人的灾难。第一件是他忠实的印度助理之一拉姆·辛格突然得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剧痛而且失明。斯坦因在和阗打包搜集到的物品时，派拉姆·辛格去米兰拍照并弄走更多的壁画，尽管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拉姆·辛格仍坚强地忍着剧痛进行工作。之后他彻底失明时，才表示不行了，被人带到惊恐的斯坦因那边。虽然他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为了不破坏种姓制度，仍然坚持自己做饭，直到到了和阗，斯坦因雇了一位印度厨子给他为止。拉姆·辛格再没能恢复视力。在斯坦因施压之下，最终印度政府奖励了他一笔特别养老金，但是不到四个月拉姆·辛格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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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幸的事情该轮到斯坦因了。有一回他在华氏零下16度时在昆仑山高处测绘冰川，忽然觉得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很快又剧痛，他明白这是冻伤。他的医学手册建议他用雪摩擦患处进行应急处理。他知道假如这个办法不能恢复血液循环的话，会产生坏疽，到时候不得不接受外科手术。用雪治疗的方法在左脚起了效果，但是右脚没有起色。斯坦因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马上暂停测量，骑上牦牛，然后是骆驼，最后坐上两匹矮马之间扛着的临时赶制的担架匆匆赶去拉达克。历经几日在山间的痛苦跋涉，他最终到达列城，在那儿摩拉维亚教会医生把他右脚的脚趾切掉了。此刻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无比焦虑。对他而言，身体上的疼痛并非大事，他顽强的意志力众所周知。但手术挽救了他的脚吗？还是意味着探险事业告终？最初他的伤口没法愈合，过了惴惴不安的好几周之后，斯坦因得知手术十分及时，这让他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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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疼痛还是忧虑，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对于他的凯旋而言付出的这些代价不算太大。英国国王授予他三等印度帝国勋章（两年之后提为爵级司令勋章）；皇家地理学会为他颁发金奖章；牛津大学还有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德国（当然不清楚他批评冯·勒柯克的言辞）提供一笔巨款以示祝贺。斯坦因在布达佩斯被捧为立功的好儿女。另外让他更为高兴的是智斗王道士的蒋师爷也收获了奖赏，正是他协助斯坦因从敦煌密室里面取得大量古物。蒋师爷如愿以偿当上英国领事馆在喀什的中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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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到现在，斯坦因的工作仍然没有完结。他不但需要招募有合适资格的研究者围绕他挖掘的以及从王道士那里购买的上千卷写本和书籍（这些东西中包括六七种不同的语言）展开工作，还需要寻找修复古物的人清理从千佛洞获得的上百件幡旗和唐代绘画。很快18位国际著名专家——包括赫恩勒、沙畹和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对敦煌的文学瑰宝展开了翻译以及鉴定工作。斯坦因最优先的事情包括在搜集到的物品中精选最棒的古物筹备一场在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协助在他那些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以及加尔各答的赞助人之间分赃；最后是动笔写作两卷本的《中国沙漠中的遗址》，讲述跟这回探险相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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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三次探险期间（第三回仍有待进行）斯坦因从中国搬走大批其他艺术瑰宝，但是他的名字永远不可能与敦煌藏经室分开。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点显而易见，是由于古物的性质惹人关注——人们向来将这次发现与死海古卷相比，后者也是在石窟里面找到的。第二点是斯坦因得到这些古书的方法很有争议，他就像埃尔金爵士一样永远面临指摘。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也迫使大英博物馆忍痛抹除关于他的记忆。斯坦因与其他考古英雄不同，比如莱亚德（Layard）和拉萨姆（Rassam），他们的付出得到认可。为此在中亚艺术品展览厅里面，访客无法看到斯坦因的肖像，哪怕是简略的介绍也没有，现在那里展示的也仅仅是他发现的文物中很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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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谈斯坦因取得敦煌写本的对错，伟大藏经室里面最出彩的物品依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里面最著名的非《金刚经》莫属。它的名声跟经文本身丝毫没有关系。毕竟这个佛教经典的版本数不胜数（仅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就有500多种，或完好或残缺）。然而，斯坦因收获的这本是已知最早的印刷书籍，是1000多年之前雕版印制的。对此1961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印刷史的著作描述道：“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作者补充道：“这卷举世闻名的唐刻本，已于50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④如今它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距西方最出名的书籍《古腾堡圣经》仅有几步之遥。这一敦煌卷本大概16英尺长，上面不仅注明了日期——868年5月11日，还有委印人以及发行者的姓名。这个人并非人们所说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商，而是已知最早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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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道士密室里面找到的大量中文卷本里面，完好无损的大概7000本，还有6000份残卷。编目（仅仅计算完好的那些）花了半个多世纪。翟林奈博士进行这项艰难的工作，在专题论文《敦煌600年》（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里面他算出自己要涉猎大概10～20英里长密密麻麻的卷本。因为斯坦因不会汉语，蒋师爷又不懂佛教文学，所以他们搬走的典籍里面不少是重复的。比如《莲花经》的副本或残页有1000多本，里面大多数被公认为古时书法的精品。虽然如此，写本里面不仅包括消失已久的经文和现存经文的各种变体，还包含不少用西方学者已知或未知文字书写的全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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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帙浩繁的书库当中众多有趣的东西里有一份是1000年之前的汉语道歉信“模板”，是醉酒的客人写给主人的。翟林奈翻译的大意是：“昨天喝了太多的酒，我忘乎所以了，但是我口出狂言完全是无意的。第二天听人说到此事，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整个人很混乱，无地自容……”信里补充道作者很快会因自己的过错前来道歉。文书中还给被激怒的主人拟出了一份恰当的回复。翟林奈翻译的大意是：“昨日，先生贪杯，大大逾越了礼制，有违君子的称呼。以至于我不愿同你再打交道。但是由于你现在表现出羞耻及歉意，我提议我们再见面友好地谈谈……”（翟林奈还找到一份足球赛的邀请函，那时的足球还被称作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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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国东方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千佛洞搜集到的26首中国民歌和民间故事编辑成册，题为《敦煌民歌故事选》（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尽管他很乐意利用斯坦因盗走的写本，同时他又表达了对偷书行为的否定，觉得这跟“抢掠敦煌藏经室”没有差别。他深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代表大英博物馆以及印度政府”的斯坦因把写本转移到欧洲如此气愤。他指出：“要想真切了解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感情，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如果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到了英国，找到废弃修道院里面藏着中世纪文书的密室，贿赂守卫，将那些珍宝搬去北京，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想。”然而韦利忽略了一件事，即这些东西如果还在王道士“那位老骗子”那里，最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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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敦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不管怎么样，除了斯坦因的花言巧语，王道士还要面对其他考验。接下来步英国人后尘的是更难对付的法国人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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