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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斯坦因的经历如出一辙，三名法国人抵达敦煌千佛洞的时候，写本的大门上了锁，王道士也不在。然而他们很快在镇上找到了这位道士。他绝对被伯希和流利的汉语迷住了，当即决定准许他们看一下他发现的东西。考虑到斯坦因与蒋师爷在拿到写本以前费尽周折，伯希和如此轻而易举不免让人有些吃惊，事实上他的敌人觉得难以相信。就像之前王道士再三嘱咐斯坦因还有蒋师爷那样，他最担心的还是事情败露。现在，由于这个欧洲来的新访客压根未谈及斯坦因（伯希和还没意识到他的对手早就抢先进入密室了），王道士觉得英国人信守诺言了。看到这帮“洋鬼子”都死守这个秘密，这肯定令他很安心。何况他早已用斯坦因的“布施”开展了他那花哨的修复工作，现在无疑他又要寻求另外一笔新布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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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希和同样在等候机会。他在一封1908年3月26日写于敦煌的信中提道：“王道士很晚返回，还声称钥匙落在敦煌城了。我只好再等等。”恰在此刻伯希和大为失望地获悉斯坦因早就到访过这间密室，但斯坦因仅仅待了三天而已，这又让他放心了。假使他得知斯坦因实际在这边耗费的时间，或许对自己的前景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他担心的是，藏经室被发现八年之久，里面不少东西可能早已不可避免地不见踪影，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如何，辅国公载澜在相距400英里的乌鲁木齐拿给他看的写本不太可能是从石窟中流落在外的唯一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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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钥匙从敦煌拿了回来。在抵达这边的石窟群近一个月后，伯希和终于获准进入密室。他写道：“我呆住了。”他粗略地计算，窟里面的写本大概有1.5万～2万件。他意识到，倘若把每本都翻开认真检查一下，起码要耗费6个月的工夫。然而他马上打定主意。他写道：“就算是草率浏览，也务必检查一遍整间藏书室。我至少要翻看每一份，了解其内容，看看是否有新东西。”他打算分为两组，一组是精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到；另外一组想要，但并非一定要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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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仅仅一枝微弱的烛光，蹲在一块不舒服的逼仄空地里，伯希和度过了漫长而可怕的三周，挑选落灰的一卷卷写本，这块空地其实就是斯坦因运走大量文书之后腾出来的地方（伯希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位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展室里面，有一张努埃特帮他在密室照的有纪念意义的工作相片。从中能够看出，他蹲伏着，身后是紧紧堆积成山的一捆捆写本。伯希和给巴黎的塞纳尔的一封长信中提道：“开始的十天里面，我每天大概得阅览一千卷写本。这肯定是一项纪录了……”他或多或少有些炫耀地把自己比作赛车一般的语言学家。他的批评者很高兴能将这个比喻作为口实来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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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洞窟里面每度过一大段时间，便要跟两位搭档聚聚。几年以后，瓦扬追述：“外衣里面全塞着他最感兴趣的发现……喜悦溢于言表。某天夜里他带了一本景教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还有一回是可以追溯到800年的手稿，讲述一个在敦煌南边高高的沙丘上面的神秘的小湖；另外有一回是关于寺庙账目的。”伯希和清楚自己没办法让王道士将所有藏品转手，毕竟找到藏经室这件事在当地众所周知。瓦扬解释说：“来这边朝圣的蒙古人和西藏人会来诵读部分珍贵的文书，作为朝拜的一部分。”然而，伯希和最大的担忧是遗漏或没能辨认出任何一本关键文书。他记述：“我认为我没有漏看任何关键的东西。我不仅看了每个写本，甚至看了每一张纸片——天晓得总共有多少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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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最紧张的时刻到了，伯希和必须说服小道士把挑选出的两堆写本卖给自己。俩人的谈判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瓦扬回忆道：“我们被迫对藏经室高度保密，在私人信件当中也得保密。”最终花了500两白银（大概90英镑）完成交易，这些宝藏被小心谨慎地打包以便通过船运转移到法国。瓦扬写道：“直到努埃特将满载我们精选物件的箱子带上轮船出发，伯希和才公开谈论，还带了一箱子写本样品去北京。”他继续讲：“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件事出其不意。他们甚至不敢相信有如此重大发现。”结果北京方面马上发电报给敦煌当地的官员，下令封锁窟里面剩下的东西，禁止再往外转移。瓦扬略带嘲讽地讲道：“想必这名单纯的道士不好过了，后悔收了伯希和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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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拿到敦煌写本是伯希和个人的大获全胜——先不用管其他人怎么看待如此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差不多在四个月里面，他的两位搭档也并非闲来无事。但凡伯希和觉得有价值的物品，努埃特均对其拍照，黑白照片足有数百张，之后出版了六卷本。尽管伯希和没有费工夫去撰写相关的说明，但是这六卷本相片资料如今依旧是关于那些壁画和造像的主要信息源，主要是因为仅仅几年以后，被关在洞里的白俄士兵就对这里进行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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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24日伯希和终于回到巴黎时，他已经离开三年了。人们欢呼英雄归来的同时，他发觉有麻烦了。后面还发展成恶性运动。攻击对象除了他本身，还波及沙畹教授与河内的远东学院。在敦煌他第一次见到那些古物时欣喜至极，随即给塞纳尔写了一封长信，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封信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表在远东学院（他的正式工作单位仍是这里）一份拥有很多读者的刊物上面。倘若他事先知道对手要把这信件当作攻击他的黑料，或许他会换个写法，并且他几乎肯定会删去那些坦率却偶尔肆无忌惮的论调。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伯希和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一些人也发现了），这导致他在学界树敌颇多。他给塞纳尔写的信件刚好成为绝佳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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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也牵涉沙畹和远东学院，这并非我们关心的部分。然而这件事情让人们对沙畹的学术能力以及这个著名学校所有职员的业务水平产生了怀疑。起先这场运动仅仅在暗中进行，但很快就在报纸还有期刊上面传播，特别是跟印度支那相关的刊物。伯希和的过错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作为远东学院的一名汉语教授，和这里的其他员工一样，被一般性地指责为有精英主义立场；更严重的是，他们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依赖地方译员协助出版作品。不过除此之外，作为获得高度成功的中国新疆探险队领队的伯希和发现自己受到了额外的“关照”。归根结底就是如此年轻的人大获胜利，不可避免地致使一些其他法国东方学家嫉妒他。那些人可能认为当初应该选自己当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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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几个主要抨击者里有一位资深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工作，伯希和将敦煌写本保存在这个部门的一间屋子当中，只有他自己有钥匙。这位管理员觉得这明摆着是不让自己进去，无疑感到非常气愤（想来也情有可原），为此他给法国报纸写了一封尖酸刻薄的信，不仅质疑伯希和写本的真实性，还质疑了这位青年学者作为汉学家的能力。这名图书管理员为了维护作为图书馆东方写本（锁在屋子当中的那些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保护员的个人名誉，宣称不再对伯希和在敦煌购买的东西负任何责任。与此同时，探险队带回来的其他艺术品（画作、造像、丝织物、木雕以及赤陶）正在卢浮宫的一个特别命名为伯希和厅的地方公开展示。这也遭到了他的攻击者的贬损。有人写下：“这不免让人们疑惑，哪怕卢浮宫的这间展室再小，也不该展览这么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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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这场被一位法国学者称为“恶毒运动”的活动达到了顶峰，一份名为《土著评论》（La Revue Indigène）的反殖民主义期刊对伯希和、沙畹以及远东学院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其中的一篇多达23页的假意奉迎又冷嘲热讽的文章扬言要剖析伯希和的“丑事”。作者费尔南德·法捷耐尔（M. Fernand Farjenel）是个中国通，自己也会说汉语，他先攻击沙畹，声称他翻译的东西“就算不是每个单词都不准确，也至少是每一行都有错”。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伯希和。他批评这位“年轻的冒险家”浪费公款，在“闲逛”了两年以后丝毫没获得有意义的事物。他暗示伯希和抵达敦煌时急于为自己的任务正名，所以大大损害了他重要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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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法捷耐尔引用伯希和给塞纳尔的信，在信中，伯希和承认进入王道士的密室时因眼前所见而“呆住了”。法捷耐尔指出正是因为他“呆”了，才会“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道士蒙人的瞎话。显然他根本没意识到斯坦因不久之前刚从屋里转移走“29箱写本还有画作”。法捷耐尔议论“没准这里早就搬空了”。可是伯希和“则得意扬扬以为自己找到了无价珍宝，丝毫没有防备，完全没有核实道士说的话是真是假”。显然法捷耐尔的结论是，地方上的人了解到欧洲人乐于收购这样的物件，因此将伪造的没有价值的写本又填满洞窟。他提醒读者记住远东那边有不少机智的骗子。斯坦因拆穿的阿克洪就是一个例子。自称一日之内要翻阅数千卷写本的学者（根据法捷耐尔测算，相当于一分钟看两本）是这类造假者的天然受害人。实际上目前这些写本依旧锁在屋里不准其他东方学研究者接触，这只能徒增他人的疑虑。探险队“花掉大量资金”，为此他要求伯希和马上对抨击他的那些人做出交代。然而伯希和没有回应。他相信批评他的人们早晚要收回先前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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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法国民众难辨谁对谁错。假使斯坦因那会儿把密室搬空，那么后来那些写本又是哪儿来的呢？不管怎样，为何将写本锁在图书馆的屋里，一整年都不准其他研究者看？直到1912年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出版，人们对伯希和的批评才最终消失。倘若法捷耐尔信心满满大放厥词之前阅读了这本著作，想必他会三思而后行。斯坦因一开始便清楚地指出，那会儿他仅能收购敦煌藏经室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大批写本”依旧放在那边。而且王道士不准他随便挑，这跟伯希和不一样。他见到的很有限，也就是王道士拿给他的那些。此外，斯坦因和“大大受益于对汉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卓越掌握”的伯希和不同，他因不懂中文而严重受限。斯坦因得知这场运动意在破坏他那年轻的法国同行的名声，于是他挺身而出赞扬伯希和出色的才学，还表现出了对他的挖掘方法的钦佩，后者的证据是斯坦因在库车亲眼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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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旨在破坏伯希和名声的学界运动最终完全失败，不过攻击伯希和的那帮人是否真相信他们强加的那些罪状？还是试图要将这个他们明显厌恶，而且可能还嫉妒的人打压下去？70多年过去了，如今所有的见证者早就不在世，这个事情没法说清了。或许瓦扬当时的评论提供了答案。他在远行途中讲道：“伯希和记录的简短文字以及评论寄到法国之后，其内容的准确详细令接收者没有不吃惊的。他们不可思议的是在距离图书馆那么远的荒野，他是怎么想起特定的论据还有原文的……超凡的记忆力让他不需要任何参考材料。”其他人也印证了这点，“伯希和阅读一本书之后，所有东西都存在这里”，一位同事指了指额头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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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手不相信他有这般聪慧，才害他蒙冤。当了解其实他的确这样聪明的时候（可是已经晚了），他们仅仅是轻易以为他是个吹牛大王。一定程度上讲，伯希和同样需要反省。跟很多其他考古学家一样，他不肯坐下来将他的材料进行枯燥的分类以及发表工作。正如我们所见，抨击他的人摆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写本运回国家图书馆之后，在打包箱里面足足待了一年，伯希和压根不去编目。这使得攻击他的人可以宣称他肯定有所隐瞒——没准他已经惊骇万分地发现从敦煌买回来的东西全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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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他唯一一次卷进纠纷，但却是我们唯一关心的一次。伯希和作为法国一流的汉学家，还有辉煌的职业生涯要展开。他没有返回中亚再开展挖掘。我们重点讲述的四个人里面，他是唯一一位不曾返回去搜寻更多东西的人。然而这并非是因为他对此不感冒。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时任北京法国军事专员的伯希和告诉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手里有几个新遗迹”，但没有钱去搞。待资金到位，他却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将西方的考古学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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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四章 丝绸之路上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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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天，在伯希和开始把宝贝从中国新疆往法国运的时候，位于印度西姆拉的英国情报头目开始对丝绸之路上的两名日本年轻考古学家感兴趣。尽管这两名日本人自己并不知情，但他们从北京一到新疆就不断有人跟踪。他们好像小说《基姆》里一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总有穆斯林商人、当地仆人以及其他印度政府雇的人跟踪。他们由一处绿洲行进到下一处，偶尔一块旅行，大多时候两人相隔上百英里。在此期间，有关他们行踪的报告定期通过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在英国休假期间暂时代理领事馆事务的沙特尔沃思上尉（A. R. B. Shuttleworth）收集汇总。之后让递送官方邮件的信使穿过喀喇昆仑山口送给时任英国驻克什米尔代表荣赫鹏，再转交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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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两位来自京都大谷光瑞伯爵的寺院的学僧是到中国新疆探寻这里的佛教历史的。大谷是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这是一个庞大且很有影响力的日本佛教派系，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疆。的确，这并非大谷首次派人来此考察。早在1902年，大谷伯爵得知斯坦因第一次远征的发现后，就派遣两名僧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一些遗迹大肆发掘，他们把佛经、壁画还有造像的残片放在柳条筐里带回国。然而别的中亚学者压根不清楚他们去过什么地方，更别提西姆拉的情报人员。首先这是因为日本人不曾公开他们的进展或发现。其次是这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经过这场战争，列强才一夜之间意识到日本是亚洲新势力，对任何一个在这个地区有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国家而言，日本都是潜在的威胁。因此，对于1902年到1910年大谷伯爵三次派人到中国新疆进行的考古探险中的第一次，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而且仅仅是注意到了表面意义，觉得只是佛教僧人在虔诚又怪异地探寻自己宗教的起源。事实上，最早发现克孜尔艺术珍宝的正是他们，然而他们因为地震而被迫逃走，丢下了记录与照片。这让两年以后的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成为向世人公布此地宝藏的第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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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大谷第二次探险队出现时则遭遇了旁人完全不同的眼光。假使英国人怀疑他们有考古之外的目的（众所周知，开展间谍工作会拿考古作掩护），那么仍为自己栽在日本人手里而耿耿于怀的俄国人则更加坚信这一点了。在喀什与沙特尔沃思上尉从事一样任务的俄国人向他保证，两名日本人之一的橘瑞超其实是海军军官，另外一位野村荣三郎是陆军军官。然而他们除了发掘古老遗迹以及转移大批古物，究竟来做什么？这一疑问令英属印度的情报人员伤透脑筋，俄国人那边的情报机构无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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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两人从北京走陆路抵达乌鲁木齐，待了两周又动身去往吐鲁番。他们在这一地带的一系列遗迹里发掘了两个多月，其中有哈拉和卓。之后他们继续向西，抵达库尔勒与喀喇沙尔。他们在这里分头行动。橘瑞超动身去罗布泊，最初在楼兰和查克里克周边的遗迹挖掘，再顺着丝绸之路南道往西走，在尼雅、克里雅还有和阗挖掘。与此同时野村在库车发掘了近两个月，随后沿着古代商旅的北道一直朝西行进，最终抵达喀什，等待橘瑞超。根据197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大谷考察团带回的中亚文物》（Central Asian Objects brought back by the Otani Mission）中对这次探险的简述，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在路上分开了五个月，于1909年7月7日再次会合。由沙特尔沃思上尉获取的资料表明两人碰头的时间比这个日期迟了足足一周（除非矮小的橘瑞超偷偷来到镇上，没让英国人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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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业在每个重要的居民点都组织起“白胡子”情报网络，这使得针对日本人的长达几周、覆盖几百英里的监视工作变得容易了一些。“白胡子”通常是每个主要绿洲中做买卖的年长印度商人（因此也就是英国的人）。他们表面上的工作是确保侨民的生活福利以及品行良好，也协助任何可能经过他们领地的英国游人。然而就像沙特尔沃思的密报里面揭示的（现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谓“政治和秘密”档案里），他们偶尔也会参与“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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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09年6月12日，沙特尔沃思收到他在和阗的人，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的来信。这封信22天之前寄出，里面包括如下讯息：“一名日本旅人抵达克里雅，跟着的有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个库车穆斯林翻译。他的生活方式是欧洲人的样子，会讲中国话。斯坦因博士到访的全部地点，他都参观了一番。他还考察了不少市镇废墟。克里雅办事大臣安排斯坦因曾经的导游伊布拉欣过来提供服务。办事大臣嘱咐我将自己的房子准备好，倘若他到来就在这儿招待他。如果他去和阗，我会向你报告他的动向，告诉你他在镇上做了哪些事情。”由此看来，中国人丝毫不起疑，觉得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就跟从前的斯坦因还有别人一样，大抵是四处周游的研究者。那么为何英国人（以及俄国人）非但不这么想，反倒要求沙特尔沃思跟踪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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