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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秘密”档案给出了解答。关于两名日本人行动的报告递交给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Lord Morley），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根据这个文件，1908年9月加尔各答日本领事馆告知印度政府，橘瑞超是一名僧人，野村荣三郎是京都大谷伯爵佛寺的秘书。他们要从北京去中国新疆，然后去往印度“进行宗教相关考察”。文件继续指出：“然而我们有很多理由怀疑他们是秘密情报人员。”因为他们跟“第三名所谓的僧人”存在联系。此人名叫“Ama”先生。英国方面很早怀疑这个“Ama”先生是日本间谍，而且已经上报给莫利大臣，此人“来历复杂，尽管声称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佛教遗迹，然而对于有关知识可以说是才疏学浅”。1908年夏天他前往印度北部旅行，英方拒绝许可他去西藏边界的一些湖泊，他本该选一条最快的道路从列城返回斯利那加，然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特地绕远朝西藏那边行进”（尽管从列城去斯利那加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没有可能抵达西藏边境）。撰写这个文件的人觉得奇怪的“Ama”先生与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全是值得怀疑的特务，除此之外并未夸大他们想象当中的三者之间的关联。或许英国人最初怀疑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仅仅是因为发现他们与可疑的人有所往来，不过当他们经由荣赫鹏拿到沙特尔沃思报告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所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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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10日英国人发现了第一个线索。那个时候两名日本人在中国新疆已经待了快5个月。库车“白胡子”情报网络将他们来的事情上报给沙特尔沃思，而且加了一句，尽管他们声称是过来“考察佛教遗迹”，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进行速写与勘测。实际上这些行为不能说是与考古学者不符，但沙特尔沃思以及“白胡子”情报网络都没能意识到，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进行挖掘工作的人。斯坦因不仅对挖掘的每处遗迹进行测量，还勘测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中国新疆领土。像普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俄国旅行家同样做过类似的事，更别提赫定了。然而，中国新疆既是英国又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至于赫定，一个瑞典人能有什么危害？然而日本人不仅僭越到了这一带，又开始测量，这足以让人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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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线索这个时候也日渐显现，加重了对橘瑞超与野村的怀疑，觉得他们不仅不是考古学家，甚至压根都不是佛教僧人。首先是橘瑞超对待当地人的态度似乎跟俄国人讲述的更吻合，也就是说他并非如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个圣僧，而是个海军军官。叶尔羌的知府埋怨道，橘瑞超打中国下人，人们都很讨厌他。沙特尔沃思的情报员发现两名日本人随身携带很多与海军、陆军相关的英文书，这可不像是圣僧该看的书，更诡异的是两人都声称不会英文。这还不算完。橘瑞超在叶尔羌费尽心机要拿到城镇地图还有别的相关材料，这引起地方知府的怀疑。他们还在喀什寄走很多笨重的邮包。沙特尔沃思猜测其中也许有地图与报告。他经手发走这些邮包，却没悄悄拆开当中一个进行检查，这也是有些稀奇。假使拆开检查，事情早就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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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名日本人在喀什会合。沙特尔沃思不仅有机会直接盯住他们，甚至能邀他们到奇尼巴格赴宴。在给荣赫鹏的报告里面他讲道：“发现野村携带类似平板仪的工具在城墙周围画草图，橘瑞超对玛拉巴什（Maralbashi）到叶尔羌的道路进行速写……与此同时还有人看到他检查电线杆并且测量间距。”两名考古学家（倘若是真的）待在喀什的时候，没能真正让沙特尔沃思喜欢他们。沙特尔沃思的任务之一是转告他们，假使由印度回国，两人务必同行经过喀喇昆仑山口，不可以像他们要求的那样走别的线路。他接到加尔各答的这个命令之后汇报道：“橘瑞超这个厚脸皮的家伙……非得让我怒斥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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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他们真的和沙特尔沃思当时确信的一样是在进行间谍活动，那他们就给特务头目这个工作做了一个悲惨的广告。他们把钱用得精光，只好跟沙特尔沃思借2000两白银（大概360英镑）的领事贷款当作返程的差旅费。沙特尔沃思拒绝，表示他们身在中国领土，应该找道台商量。此外，他们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由于这是借公款，他觉得没道理拿这么一大笔钱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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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们没有提借钱一事，兴许事情就此结束。然而这刚好给了英国政府一个遍寻不着的由头。以前下令让沙特尔沃思跟踪两人的英国情报头目此刻和沙特尔沃思一样坚定不移认为橘瑞超与野村不是单纯的考古学家，同“日本政府情报部门关系紧密”。他们报给莫利勋爵的关于这俩人的机密文件里面做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他们也承认，关于日本人对位于中国如此偏远内陆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兴趣，他们还远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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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管日本人在意何事，从“政治与秘密”档案的通信里明显能够看出英国政府绝对不允许天皇政府在如此靠近印度边界的地方随意搞间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有多么不专业。因此，驻东京的英国大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呈送一份公函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伯爵，谴责橘瑞超与野村的专横行动，而且针对他们不先跟中国方面商谈而是直接管英国领事馆借钱这一点大做文章。尽管在外人看来外交活动从来都是令人困惑的，然而很难相信对这么不足挂齿的小事进行的抗议能引起外务大臣个人的注意。这看上去更像是为了警告日本情报机构离英国势力范围远一点而采取的外交策略，仅此而已。窦纳乐在照会末尾建言：“阁下能否告知我橘瑞超与野村两人有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特权或头衔，这对相关人员都有好处。”小村伯爵的回答简明扼要。他并不试图为同胞的活动而道歉，和这两人撇清了关系，宣称对这俩人“不关心也不认可”。对热衷于间谍文学的读者而言，他的话听起来很耳熟——政府是不会承认那些蠢到被逮住的间谍的。对想象力没那么丰富的人而言，回信看上去只是表达一位很忙的外务大臣对大使用这种无足轻重的抗议来打搅他表示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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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橘瑞超与野村当真是间谍，他们也不是那段时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唯一间谍。如果说同时充当间谍与猎宝人，他们同样并非唯一。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多年之后会扬名天下，这就是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男爵（Baron Carl Gustav Mannerheim）。他那个时候效力于沙皇军队，在日俄战争当中立下功劳，刚升为陆军上校。曼纳海姆是芬兰人，但当时芬兰仍是沙皇俄国统治之下的自治大公国。他在1906年秋天受命于俄国总参谋部，策马穿越中国新疆调研那边的政治和经济情形，与此同时开展他日记中所称的“军事性质的工作”。他善于把握机会，恰逢芬兰人打算新建一座博物馆，为此他也做了一个考古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工作计划。芬兰人跟匈牙利人有点像，其祖先是曾经居住在亚洲大草原上的好战部族，因此他们的学者们同样迫切希望对这个地区的民族和历史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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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纳海姆骑行的沿途对路线进行测绘，记录军事情报，除此以外还使用测径器测量人类头颅，搜集从粗制滥造的外科手术器械到擀面杖的所有东西，也收购古物还有写本。由于和阗古物市场现在已经很繁荣了，所以写本大多是从那边买来的。他也在吐鲁番购买了一些，他觉得这边的价钱高出和阗很多。他起初想要从一处遗迹搞走三幅佛教壁画，但后来不打算冒险去搞破坏，决定还是把它们留给那些他称之为“更有资格的收藏者”。他在吐鲁番完成考古工作，此后向东骑行，后来的事情和我们这本书无关了，然而并非没有历史意义。1940年斯大林部队侵略芬兰的时候，这名经历过五次战争的72岁老将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陆军元帅带领芬兰军队进行了英勇但徒劳的抵抗。33年之前他独自骑马穿越亚洲收获的文物如今依旧能够在赫尔辛基博物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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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列强争夺丝绸之路珍宝的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已经看到了赫定开了头之后，斯坦因、格林威德尔、冯·勒柯克、伯希和以及大谷伯爵的日本人怎样挨个参与“考古活动”。然而除了简要谈到毕里索夫斯基兄弟去过库车（那不过是趟采购之旅，而非考古学方面的探险），对俄国人我们鲜有关注。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原因。第一，没有哪个脱颖而出的个人；第二，虽然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近遗迹，但却并未找到让人震惊的东西；第三，他们搞走的东西数量不多；第四，尽管他们多年以来早就知道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失落的文化遗址，但他们动作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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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提到，知名的普热瓦利斯基上校是第一位报告在中国大漠发现被沙子掩埋的遗迹的俄国人。1876年（刚好是第一位看到这类遗迹的欧洲人约翰逊10年以后）这位俄国人报告称在罗布泊沙漠发现“一个大城市”。然而普热瓦利斯基首先是一名动物学家，对于考古学丝毫没有兴致。他没试图进行探索，而是继续他的行程。第二位找到消失的中亚文化（他准确地将其定义为佛教文化）的俄国人是植物学家阿尔贝特·列格利博士。1879年，他在东天山执行似乎是间谍任务的时候（当时沙皇俄国同大清帝国有边境摩擦），发现了有城墙的雄伟古城哈拉和卓。但因为中国人阻挡，他没能进一步考察。为了前往哈拉和卓，身在吐鲁番的他不得不趁警卫疏忽的时候跑掉。再次回到吐鲁番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已经被关押在吓人的竹笼当中接受惩罚，冯·勒柯克后来亲眼见过这样的刑具。回国之后他汇报了自己的见闻，然而19年过去，其间再无俄国人试图前往这一带开展考古学方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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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是德米特里·克莱门茨。1898年他带着自己的植物学家妻子，受科学院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派，前去考察一个沙俄陆军军官的报告。报告称整个吐鲁番地区遍布古代遗迹。克莱门茨院士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革命者，因为这个蹲过一段监狱（他之后想办法逃走），还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之后才安分下来，成为圣彼得堡科学界的著名人物。他在吐鲁番周围考察了一连串的遗迹，包括哈拉和卓、阿斯塔那（Astana）和交河故城（Yarkhoto），拍下很多相片，绘制了建筑地基平面图，抄录碑文，还收获了写本和古物的样本。他一共数出了130处石窟，其中很多有保存完好的壁画。他搞了一些小壁画下来，这是从这些寺庙墙壁上切下来并转移到欧洲的众多壁画中的第一波。他回到圣彼得堡后，科学院很快发布了关于他惊人发现的消息，在中亚专家和艺术史专家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消息对德国产生了最直接深远的影响。俄国人简直就是把吐鲁番当作礼物拱手让给德国人。克莱门茨的报告不仅用德文出版，之后的一本书同样如此，书中附带大幅折叠的地图，精确标出了他找到的所有遗迹，还有遗迹的照片（当时俄国人用德文或法文出版学术著作并不罕见）。如此一来，俄国人就将潜在的对手招呼到吐鲁番来收获这里丰富的宝藏，而且正是穿过俄国自己和中国的边界过去的，而他们自身却什么事情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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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05年毕里索夫斯基兄弟到了库车开始收购古物的时候，政府才成立了一个中亚与东亚调查委员会，开始亡羊补牢。就算是这样，他们依旧心不在焉。事实上，直到1908年（当时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日本人早已稳稳霸占丝绸之路）俄国人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到意义非凡的东西，也就是黑水城哈拉浩特（Karakhoto），别跟哈拉和卓搞混。哈拉浩特处在中国邻近蒙古国的地区，可以肯定它就是马可·波罗那长久湮没于历史中的额济纳城（Etzina）。这个地方是普热瓦利斯基的徒弟彼得·柯兹洛夫（Petr Koslov）发现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再次发现的，他当时正带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中蒙边界的部分地区。在戈壁沙漠的一个偏远之处，他和同伴吃惊地发现大漠里面坐落着一个庞大的要塞城镇。柯兹洛夫汇报道：“城墙被黄沙掩埋，一些地点的沙子高到能够顺着斜坡走上去进到城镇里面。”然而心里害怕的俄国人还是选择走了西边的大门。“我们找到一处四方形的地方，里面散落着高低错落宽窄不同的建筑物废墟，建筑物脚下全是各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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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上的人们告诉俄国人这城怎样遭到摧毁（如今我们了解到这发生在14世纪，也就是马可·波罗之后一百年左右）。这座城最后的统治者“黑将军”自恃手下军队所向无敌，觊觎帝位。中国皇帝派出一支大军，数战之后叛军被围困在城中。由于城垣高大厚实难以强攻，官军决定切断唯一的水源——弱水。他们用上万个沙袋筑坝，改变河流流向（柯兹洛夫为验证传闻实地参观了堤坝）。守城之人渴于无水，于是在城的一个角落挖了很深的井。然而井里不出水，他们只好最后与官军决一死战。黑将军感觉会败，遂将宝藏（据说有80车）统统沉到井底。他担心城破后亲人落到官军手里，于是亲手杀死两位妻子和一儿一女。最后他下令在北面的城墙打开一个口子，从这里身先士卒向敌人冲过去。他那曾经无敌的军队被扫荡一空，自己也葬身战场。官军摧毁了整座城，然后试图寻找宝藏，认为它们肯定就在附近。然而没找到，所有后来试图找宝藏的人也都失败了，相传这是因为黑将军在临死之前下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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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兹洛夫也许未找到这些皇室宝藏，然而他和伙计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发现很多写本、书籍、钱币以及“佛教敬拜用品”，足足塞满了10箱。但此行原本不是考古探险，当时他们在这里往南的地方还有其他任务，于是他们不得不动身。他们决定归程要再次经过这个地方，于是将发现的物品寄给圣彼得堡科学院。柯兹洛夫记述：“哈拉浩特遗迹对我们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我们每天都聊着那里。”来年夏天回程的路上，他们再次来到那边发掘了一个月。这一回他们在一个公主的墓葬里面找到很多保存精美的佛教绘画，画在丝绸、麻布或是纸上，总计25件，如今在列宁格勒①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仍能见到。他们还发现城墙上头摞着不少石堆，明显是打算在官军进入攻击范围内的时候扔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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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天柯兹洛夫与满载古物的驼队离开哈拉浩特返回的时候，第二支俄国探险队由圣彼得堡启程去丝绸之路，这次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古。这支探险队由谢尔盖·奥尔登堡院土（Sergei Oldenburg）带领，他是佛教艺术史及印度学的领军专家，在大概20年以后曾惹怒斯大林，结果活下来了。奥尔登堡更像是格林威德尔，他同样谴责转移走大量艺术品的举动，认为应当将东西留置原位，采用摄影、绘画以及测量的方式加以记录。1910年3月回到圣彼得堡以前，他花了六个来月参观喀喇沙尔、库车、柏孜克里克和其他丝绸之路北道的遗迹。虽然他否定转移艺术品的做法，但是并非空手而归。他谨慎地选择带走那些损坏的样本，因为起码能够将这些东西挽救下来用于学术研究。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克制，不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北京的考古黑名单里面俄国人并没有位列在前。奥尔登堡拿回去的大多是壁画还有造像，其中包括一幅冯·勒柯克觉得破损厉害而丢掉的壁画。这些东西，以及克莱门茨和柯兹洛夫取得的东西，再加上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收购的古物，如今都可以在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看到。除了奥尔登堡1914年前往敦煌的短暂旅行，这些就是俄国人从这个离他们如此之近的地方在考古方面的全部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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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天奥尔登堡回到圣彼得堡不久，日本人橘瑞超出人意料地又在丝绸之路出现。在他跟沙特尔沃思在喀什吵过一架而且英国政府官方谴责他跟野村之后，他本该躲着英国人。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这次甚至选了一位英国人同行。这个神秘英国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抛开姓名不谈），以及他同被怀疑是个间谍的日本人在一块到底要做什么，我尚不清楚。有一点能够确认的就是此人注定将孤独悲惨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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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继业在英国休完长假返回，沙特尔沃思结束了暂时的代理职务。1911年1月13日马继业收到两份电报，是从东面400英里的库车那边发来的。一份是汉语，由“白胡子”情报网络的人发出。电报指出有一位名叫霍布斯（A. O. Hobbs）的英国旅人在这边染上天花。另外一份由霍布斯亲自发来，是绝望的求救，他好像不清楚自己得的是天花。在电报中他非常难受地描述症状：“皮肤病折磨着我，影响了全身的器官，我每次睁眼只能坚持几分钟……嘴巴和喉咙里面全是黏液，任何东西都吃不了，只能喝下一点点水……十多天持续如此，我一直卧床不起。”不管是他的电报还是“白胡子”情报网络的电报，都没能让马继业（他以知道每个来到中国新疆的人的行踪为傲）猜出此人身份，或是他孤身到访如此偏远地方的目的。马继业让自己的印度医疗人员前往库车，还告诉霍布斯抢救人员已经出发。然而1月16日他收到一份库车中国官员的电报，告诉他霍布斯头天晚上已经离世，而且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那就是霍布斯是日本考古学家橘瑞超的同伴。似乎是大概四个月以前，两人通过俄国偷偷进入中国新疆，之后由乌鲁木齐去吐鲁番，在那边一起发掘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分开，约定在库车再度集合。橘瑞超赶赴位于遥远沙漠里面的楼兰旧址进行发掘，他当时不清楚自己的英国同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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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业跟当地官员合计将这位英国人的尸体送往喀什下葬，然而因为官僚主义的推脱（或者也可能是担心病菌传播），折腾了近三个月才最终搞定。随后立即举行了葬礼，马继业主持下葬仪式。仪式上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哀悼者——橘瑞超。他在库车听说同伴悲惨死去，就马上赶来喀什参加葬礼。马继业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如今保留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政治和秘密档案里面，其中的信息也只有这么多了。他是否从橘瑞超那边获知了（按理说他肯定这么做）霍布斯到底何许人也，还有他为何要跟一位声称不懂英语的人一块旅行，马继业没有提及。谈到橘瑞超的时候，他没有讲英国人对他的怀疑，仅仅称呼他为“日本考古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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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近70年前的密档，人们会感到纳闷，马继业这个如此经验丰富的半个东方人是否压根不了解橘瑞超的双面角色。但是这位年轻的日本人顺着丝绸之路南道继续开展猎宝行动并向他的最终目标敦煌行进的时候，马继业依然派了人跟踪。例如他了解到橘瑞超在和阗附近曾经朝南穿越昆仑山脉进入西藏，驮行李的牲畜统统死掉，用人擅自溜了。当和阗及克里雅的办事大臣劝说他按照驼队的线路走，而且表示倘若他走这个线路乐意提供协助时，橘瑞超却威胁他们，声称要郑重抗议他们的阻挠。如此看来橘瑞超依旧耍着他那恶心的花招，以令人厌恶的态度对待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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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圣诞节前夜，橘瑞超抵达敦煌。他在那边找到了正焦急等待自己的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由于1911年中国爆发革命，很快就波及了新疆，大谷伯爵派吉川前去寻找橘瑞超。当时橘瑞超离开家乡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日本人以为他走丢了，担心他或许早就沦为革命的牺牲品。两人在千佛洞待了近八周，从王道士的藏书室那里获得约莫600本宗教文书，大多是佛经。在军队的马车赶来把斯坦因以及伯希和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带去北京前不久，狡猾的守卫者把这些佛经藏在新造的佛像里面。此刻橘瑞超带着他的秘密（倘若真的存在秘密的话），通过乌鲁木齐乘泛西伯利亚铁路的快车离开了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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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最终把日本人放在一边（他们在丝绸之路找到的东西去向何处，我们后面的章节再讲）以前，必须考虑一下对这整桩离奇事情的一个可能的解释。赞助全部这三趟探险的大谷伯爵是日本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然而这并非表示他是个整天祈祷冥想、超脱红尘的和尚。他的宗教地位是继承自过世的父亲，回到国内担任宗教领袖以前，他花了很多时间游历欧洲还有其他地方。他同样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作为日本人，这在当时难以置信。存档于学会的一张照片里面，他穿着西装，两腿交叉从容端坐，是个淡定自若、很有风度的青年。即便他担负起宗教方面的职责后，仍会将他派去中亚的探险队拍的照片配上简要说明寄给地理学会。这表明尽管他的目的可能主要是寻找自己宗派起源的考古依据，但也对于为地理学知识做贡献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也确实做了贡献。我们知道，在1902年大谷第一支探险队动身以前，他的一名年轻的考古僧人曾在牛津钻研了一年的地理学，费用可能均为大谷负担。大谷显然特意培养一批懂得第一手中亚资料的西行探险家来给斯文·赫定、冯·勒柯克以及西藏专家奥康纳上尉（Captain O’Connor）等人充当东道主。他兴趣宽泛，证据之一是他不仅撰写了关于中国瓷器的著作，而且写了两本跟政治相关的书，一本关于中国，另外一本跟中国东北地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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