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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手不相信他有这般聪慧，才害他蒙冤。当了解其实他的确这样聪明的时候（可是已经晚了），他们仅仅是轻易以为他是个吹牛大王。一定程度上讲，伯希和同样需要反省。跟很多其他考古学家一样，他不肯坐下来将他的材料进行枯燥的分类以及发表工作。正如我们所见，抨击他的人摆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写本运回国家图书馆之后，在打包箱里面足足待了一年，伯希和压根不去编目。这使得攻击他的人可以宣称他肯定有所隐瞒——没准他已经惊骇万分地发现从敦煌买回来的东西全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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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他唯一一次卷进纠纷，但却是我们唯一关心的一次。伯希和作为法国一流的汉学家，还有辉煌的职业生涯要展开。他没有返回中亚再开展挖掘。我们重点讲述的四个人里面，他是唯一一位不曾返回去搜寻更多东西的人。然而这并非是因为他对此不感冒。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时任北京法国军事专员的伯希和告诉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手里有几个新遗迹”，但没有钱去搞。待资金到位，他却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将西方的考古学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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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四章 丝绸之路上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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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天，在伯希和开始把宝贝从中国新疆往法国运的时候，位于印度西姆拉的英国情报头目开始对丝绸之路上的两名日本年轻考古学家感兴趣。尽管这两名日本人自己并不知情，但他们从北京一到新疆就不断有人跟踪。他们好像小说《基姆》里一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总有穆斯林商人、当地仆人以及其他印度政府雇的人跟踪。他们由一处绿洲行进到下一处，偶尔一块旅行，大多时候两人相隔上百英里。在此期间，有关他们行踪的报告定期通过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在英国休假期间暂时代理领事馆事务的沙特尔沃思上尉（A. R. B. Shuttleworth）收集汇总。之后让递送官方邮件的信使穿过喀喇昆仑山口送给时任英国驻克什米尔代表荣赫鹏，再转交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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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两位来自京都大谷光瑞伯爵的寺院的学僧是到中国新疆探寻这里的佛教历史的。大谷是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这是一个庞大且很有影响力的日本佛教派系，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疆。的确，这并非大谷首次派人来此考察。早在1902年，大谷伯爵得知斯坦因第一次远征的发现后，就派遣两名僧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一些遗迹大肆发掘，他们把佛经、壁画还有造像的残片放在柳条筐里带回国。然而别的中亚学者压根不清楚他们去过什么地方，更别提西姆拉的情报人员。首先这是因为日本人不曾公开他们的进展或发现。其次是这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经过这场战争，列强才一夜之间意识到日本是亚洲新势力，对任何一个在这个地区有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国家而言，日本都是潜在的威胁。因此，对于1902年到1910年大谷伯爵三次派人到中国新疆进行的考古探险中的第一次，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而且仅仅是注意到了表面意义，觉得只是佛教僧人在虔诚又怪异地探寻自己宗教的起源。事实上，最早发现克孜尔艺术珍宝的正是他们，然而他们因为地震而被迫逃走，丢下了记录与照片。这让两年以后的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成为向世人公布此地宝藏的第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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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大谷第二次探险队出现时则遭遇了旁人完全不同的眼光。假使英国人怀疑他们有考古之外的目的（众所周知，开展间谍工作会拿考古作掩护），那么仍为自己栽在日本人手里而耿耿于怀的俄国人则更加坚信这一点了。在喀什与沙特尔沃思上尉从事一样任务的俄国人向他保证，两名日本人之一的橘瑞超其实是海军军官，另外一位野村荣三郎是陆军军官。然而他们除了发掘古老遗迹以及转移大批古物，究竟来做什么？这一疑问令英属印度的情报人员伤透脑筋，俄国人那边的情报机构无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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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两人从北京走陆路抵达乌鲁木齐，待了两周又动身去往吐鲁番。他们在这一地带的一系列遗迹里发掘了两个多月，其中有哈拉和卓。之后他们继续向西，抵达库尔勒与喀喇沙尔。他们在这里分头行动。橘瑞超动身去罗布泊，最初在楼兰和查克里克周边的遗迹挖掘，再顺着丝绸之路南道往西走，在尼雅、克里雅还有和阗挖掘。与此同时野村在库车发掘了近两个月，随后沿着古代商旅的北道一直朝西行进，最终抵达喀什，等待橘瑞超。根据197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大谷考察团带回的中亚文物》（Central Asian Objects brought back by the Otani Mission）中对这次探险的简述，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在路上分开了五个月，于1909年7月7日再次会合。由沙特尔沃思上尉获取的资料表明两人碰头的时间比这个日期迟了足足一周（除非矮小的橘瑞超偷偷来到镇上，没让英国人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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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业在每个重要的居民点都组织起“白胡子”情报网络，这使得针对日本人的长达几周、覆盖几百英里的监视工作变得容易了一些。“白胡子”通常是每个主要绿洲中做买卖的年长印度商人（因此也就是英国的人）。他们表面上的工作是确保侨民的生活福利以及品行良好，也协助任何可能经过他们领地的英国游人。然而就像沙特尔沃思的密报里面揭示的（现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谓“政治和秘密”档案里），他们偶尔也会参与“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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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09年6月12日，沙特尔沃思收到他在和阗的人，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的来信。这封信22天之前寄出，里面包括如下讯息：“一名日本旅人抵达克里雅，跟着的有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个库车穆斯林翻译。他的生活方式是欧洲人的样子，会讲中国话。斯坦因博士到访的全部地点，他都参观了一番。他还考察了不少市镇废墟。克里雅办事大臣安排斯坦因曾经的导游伊布拉欣过来提供服务。办事大臣嘱咐我将自己的房子准备好，倘若他到来就在这儿招待他。如果他去和阗，我会向你报告他的动向，告诉你他在镇上做了哪些事情。”由此看来，中国人丝毫不起疑，觉得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就跟从前的斯坦因还有别人一样，大抵是四处周游的研究者。那么为何英国人（以及俄国人）非但不这么想，反倒要求沙特尔沃思跟踪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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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秘密”档案给出了解答。关于两名日本人行动的报告递交给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Lord Morley），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根据这个文件，1908年9月加尔各答日本领事馆告知印度政府，橘瑞超是一名僧人，野村荣三郎是京都大谷伯爵佛寺的秘书。他们要从北京去中国新疆，然后去往印度“进行宗教相关考察”。文件继续指出：“然而我们有很多理由怀疑他们是秘密情报人员。”因为他们跟“第三名所谓的僧人”存在联系。此人名叫“Ama”先生。英国方面很早怀疑这个“Ama”先生是日本间谍，而且已经上报给莫利大臣，此人“来历复杂，尽管声称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佛教遗迹，然而对于有关知识可以说是才疏学浅”。1908年夏天他前往印度北部旅行，英方拒绝许可他去西藏边界的一些湖泊，他本该选一条最快的道路从列城返回斯利那加，然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特地绕远朝西藏那边行进”（尽管从列城去斯利那加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没有可能抵达西藏边境）。撰写这个文件的人觉得奇怪的“Ama”先生与两名日本考古学家全是值得怀疑的特务，除此之外并未夸大他们想象当中的三者之间的关联。或许英国人最初怀疑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仅仅是因为发现他们与可疑的人有所往来，不过当他们经由荣赫鹏拿到沙特尔沃思报告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所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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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10日英国人发现了第一个线索。那个时候两名日本人在中国新疆已经待了快5个月。库车“白胡子”情报网络将他们来的事情上报给沙特尔沃思，而且加了一句，尽管他们声称是过来“考察佛教遗迹”，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进行速写与勘测。实际上这些行为不能说是与考古学者不符，但沙特尔沃思以及“白胡子”情报网络都没能意识到，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进行挖掘工作的人。斯坦因不仅对挖掘的每处遗迹进行测量，还勘测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中国新疆领土。像普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俄国旅行家同样做过类似的事，更别提赫定了。然而，中国新疆既是英国又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至于赫定，一个瑞典人能有什么危害？然而日本人不仅僭越到了这一带，又开始测量，这足以让人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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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线索这个时候也日渐显现，加重了对橘瑞超与野村的怀疑，觉得他们不仅不是考古学家，甚至压根都不是佛教僧人。首先是橘瑞超对待当地人的态度似乎跟俄国人讲述的更吻合，也就是说他并非如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个圣僧，而是个海军军官。叶尔羌的知府埋怨道，橘瑞超打中国下人，人们都很讨厌他。沙特尔沃思的情报员发现两名日本人随身携带很多与海军、陆军相关的英文书，这可不像是圣僧该看的书，更诡异的是两人都声称不会英文。这还不算完。橘瑞超在叶尔羌费尽心机要拿到城镇地图还有别的相关材料，这引起地方知府的怀疑。他们还在喀什寄走很多笨重的邮包。沙特尔沃思猜测其中也许有地图与报告。他经手发走这些邮包，却没悄悄拆开当中一个进行检查，这也是有些稀奇。假使拆开检查，事情早就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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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名日本人在喀什会合。沙特尔沃思不仅有机会直接盯住他们，甚至能邀他们到奇尼巴格赴宴。在给荣赫鹏的报告里面他讲道：“发现野村携带类似平板仪的工具在城墙周围画草图，橘瑞超对玛拉巴什（Maralbashi）到叶尔羌的道路进行速写……与此同时还有人看到他检查电线杆并且测量间距。”两名考古学家（倘若是真的）待在喀什的时候，没能真正让沙特尔沃思喜欢他们。沙特尔沃思的任务之一是转告他们，假使由印度回国，两人务必同行经过喀喇昆仑山口，不可以像他们要求的那样走别的线路。他接到加尔各答的这个命令之后汇报道：“橘瑞超这个厚脸皮的家伙……非得让我怒斥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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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他们真的和沙特尔沃思当时确信的一样是在进行间谍活动，那他们就给特务头目这个工作做了一个悲惨的广告。他们把钱用得精光，只好跟沙特尔沃思借2000两白银（大概360英镑）的领事贷款当作返程的差旅费。沙特尔沃思拒绝，表示他们身在中国领土，应该找道台商量。此外，他们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由于这是借公款，他觉得没道理拿这么一大笔钱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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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们没有提借钱一事，兴许事情就此结束。然而这刚好给了英国政府一个遍寻不着的由头。以前下令让沙特尔沃思跟踪两人的英国情报头目此刻和沙特尔沃思一样坚定不移认为橘瑞超与野村不是单纯的考古学家，同“日本政府情报部门关系紧密”。他们报给莫利勋爵的关于这俩人的机密文件里面做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他们也承认，关于日本人对位于中国如此偏远内陆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兴趣，他们还远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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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管日本人在意何事，从“政治与秘密”档案的通信里明显能够看出英国政府绝对不允许天皇政府在如此靠近印度边界的地方随意搞间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有多么不专业。因此，驻东京的英国大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呈送一份公函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伯爵，谴责橘瑞超与野村的专横行动，而且针对他们不先跟中国方面商谈而是直接管英国领事馆借钱这一点大做文章。尽管在外人看来外交活动从来都是令人困惑的，然而很难相信对这么不足挂齿的小事进行的抗议能引起外务大臣个人的注意。这看上去更像是为了警告日本情报机构离英国势力范围远一点而采取的外交策略，仅此而已。窦纳乐在照会末尾建言：“阁下能否告知我橘瑞超与野村两人有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特权或头衔，这对相关人员都有好处。”小村伯爵的回答简明扼要。他并不试图为同胞的活动而道歉，和这两人撇清了关系，宣称对这俩人“不关心也不认可”。对热衷于间谍文学的读者而言，他的话听起来很耳熟——政府是不会承认那些蠢到被逮住的间谍的。对想象力没那么丰富的人而言，回信看上去只是表达一位很忙的外务大臣对大使用这种无足轻重的抗议来打搅他表示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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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橘瑞超与野村当真是间谍，他们也不是那段时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唯一间谍。如果说同时充当间谍与猎宝人，他们同样并非唯一。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多年之后会扬名天下，这就是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男爵（Baron Carl Gustav Mannerheim）。他那个时候效力于沙皇军队，在日俄战争当中立下功劳，刚升为陆军上校。曼纳海姆是芬兰人，但当时芬兰仍是沙皇俄国统治之下的自治大公国。他在1906年秋天受命于俄国总参谋部，策马穿越中国新疆调研那边的政治和经济情形，与此同时开展他日记中所称的“军事性质的工作”。他善于把握机会，恰逢芬兰人打算新建一座博物馆，为此他也做了一个考古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工作计划。芬兰人跟匈牙利人有点像，其祖先是曾经居住在亚洲大草原上的好战部族，因此他们的学者们同样迫切希望对这个地区的民族和历史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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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纳海姆骑行的沿途对路线进行测绘，记录军事情报，除此以外还使用测径器测量人类头颅，搜集从粗制滥造的外科手术器械到擀面杖的所有东西，也收购古物还有写本。由于和阗古物市场现在已经很繁荣了，所以写本大多是从那边买来的。他也在吐鲁番购买了一些，他觉得这边的价钱高出和阗很多。他起初想要从一处遗迹搞走三幅佛教壁画，但后来不打算冒险去搞破坏，决定还是把它们留给那些他称之为“更有资格的收藏者”。他在吐鲁番完成考古工作，此后向东骑行，后来的事情和我们这本书无关了，然而并非没有历史意义。1940年斯大林部队侵略芬兰的时候，这名经历过五次战争的72岁老将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陆军元帅带领芬兰军队进行了英勇但徒劳的抵抗。33年之前他独自骑马穿越亚洲收获的文物如今依旧能够在赫尔辛基博物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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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列强争夺丝绸之路珍宝的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已经看到了赫定开了头之后，斯坦因、格林威德尔、冯·勒柯克、伯希和以及大谷伯爵的日本人怎样挨个参与“考古活动”。然而除了简要谈到毕里索夫斯基兄弟去过库车（那不过是趟采购之旅，而非考古学方面的探险），对俄国人我们鲜有关注。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原因。第一，没有哪个脱颖而出的个人；第二，虽然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近遗迹，但却并未找到让人震惊的东西；第三，他们搞走的东西数量不多；第四，尽管他们多年以来早就知道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失落的文化遗址，但他们动作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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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提到，知名的普热瓦利斯基上校是第一位报告在中国大漠发现被沙子掩埋的遗迹的俄国人。1876年（刚好是第一位看到这类遗迹的欧洲人约翰逊10年以后）这位俄国人报告称在罗布泊沙漠发现“一个大城市”。然而普热瓦利斯基首先是一名动物学家，对于考古学丝毫没有兴致。他没试图进行探索，而是继续他的行程。第二位找到消失的中亚文化（他准确地将其定义为佛教文化）的俄国人是植物学家阿尔贝特·列格利博士。1879年，他在东天山执行似乎是间谍任务的时候（当时沙皇俄国同大清帝国有边境摩擦），发现了有城墙的雄伟古城哈拉和卓。但因为中国人阻挡，他没能进一步考察。为了前往哈拉和卓，身在吐鲁番的他不得不趁警卫疏忽的时候跑掉。再次回到吐鲁番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已经被关押在吓人的竹笼当中接受惩罚，冯·勒柯克后来亲眼见过这样的刑具。回国之后他汇报了自己的见闻，然而19年过去，其间再无俄国人试图前往这一带开展考古学方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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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是德米特里·克莱门茨。1898年他带着自己的植物学家妻子，受科学院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派，前去考察一个沙俄陆军军官的报告。报告称整个吐鲁番地区遍布古代遗迹。克莱门茨院士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革命者，因为这个蹲过一段监狱（他之后想办法逃走），还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之后才安分下来，成为圣彼得堡科学界的著名人物。他在吐鲁番周围考察了一连串的遗迹，包括哈拉和卓、阿斯塔那（Astana）和交河故城（Yarkhoto），拍下很多相片，绘制了建筑地基平面图，抄录碑文，还收获了写本和古物的样本。他一共数出了130处石窟，其中很多有保存完好的壁画。他搞了一些小壁画下来，这是从这些寺庙墙壁上切下来并转移到欧洲的众多壁画中的第一波。他回到圣彼得堡后，科学院很快发布了关于他惊人发现的消息，在中亚专家和艺术史专家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消息对德国产生了最直接深远的影响。俄国人简直就是把吐鲁番当作礼物拱手让给德国人。克莱门茨的报告不仅用德文出版，之后的一本书同样如此，书中附带大幅折叠的地图，精确标出了他找到的所有遗迹，还有遗迹的照片（当时俄国人用德文或法文出版学术著作并不罕见）。如此一来，俄国人就将潜在的对手招呼到吐鲁番来收获这里丰富的宝藏，而且正是穿过俄国自己和中国的边界过去的，而他们自身却什么事情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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