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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05年毕里索夫斯基兄弟到了库车开始收购古物的时候，政府才成立了一个中亚与东亚调查委员会，开始亡羊补牢。就算是这样，他们依旧心不在焉。事实上，直到1908年（当时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日本人早已稳稳霸占丝绸之路）俄国人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到意义非凡的东西，也就是黑水城哈拉浩特（Karakhoto），别跟哈拉和卓搞混。哈拉浩特处在中国邻近蒙古国的地区，可以肯定它就是马可·波罗那长久湮没于历史中的额济纳城（Etzina）。这个地方是普热瓦利斯基的徒弟彼得·柯兹洛夫（Petr Koslov）发现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再次发现的，他当时正带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中蒙边界的部分地区。在戈壁沙漠的一个偏远之处，他和同伴吃惊地发现大漠里面坐落着一个庞大的要塞城镇。柯兹洛夫汇报道：“城墙被黄沙掩埋，一些地点的沙子高到能够顺着斜坡走上去进到城镇里面。”然而心里害怕的俄国人还是选择走了西边的大门。“我们找到一处四方形的地方，里面散落着高低错落宽窄不同的建筑物废墟，建筑物脚下全是各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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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上的人们告诉俄国人这城怎样遭到摧毁（如今我们了解到这发生在14世纪，也就是马可·波罗之后一百年左右）。这座城最后的统治者“黑将军”自恃手下军队所向无敌，觊觎帝位。中国皇帝派出一支大军，数战之后叛军被围困在城中。由于城垣高大厚实难以强攻，官军决定切断唯一的水源——弱水。他们用上万个沙袋筑坝，改变河流流向（柯兹洛夫为验证传闻实地参观了堤坝）。守城之人渴于无水，于是在城的一个角落挖了很深的井。然而井里不出水，他们只好最后与官军决一死战。黑将军感觉会败，遂将宝藏（据说有80车）统统沉到井底。他担心城破后亲人落到官军手里，于是亲手杀死两位妻子和一儿一女。最后他下令在北面的城墙打开一个口子，从这里身先士卒向敌人冲过去。他那曾经无敌的军队被扫荡一空，自己也葬身战场。官军摧毁了整座城，然后试图寻找宝藏，认为它们肯定就在附近。然而没找到，所有后来试图找宝藏的人也都失败了，相传这是因为黑将军在临死之前下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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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兹洛夫也许未找到这些皇室宝藏，然而他和伙计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发现很多写本、书籍、钱币以及“佛教敬拜用品”，足足塞满了10箱。但此行原本不是考古探险，当时他们在这里往南的地方还有其他任务，于是他们不得不动身。他们决定归程要再次经过这个地方，于是将发现的物品寄给圣彼得堡科学院。柯兹洛夫记述：“哈拉浩特遗迹对我们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我们每天都聊着那里。”来年夏天回程的路上，他们再次来到那边发掘了一个月。这一回他们在一个公主的墓葬里面找到很多保存精美的佛教绘画，画在丝绸、麻布或是纸上，总计25件，如今在列宁格勒①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仍能见到。他们还发现城墙上头摞着不少石堆，明显是打算在官军进入攻击范围内的时候扔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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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天柯兹洛夫与满载古物的驼队离开哈拉浩特返回的时候，第二支俄国探险队由圣彼得堡启程去丝绸之路，这次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古。这支探险队由谢尔盖·奥尔登堡院土（Sergei Oldenburg）带领，他是佛教艺术史及印度学的领军专家，在大概20年以后曾惹怒斯大林，结果活下来了。奥尔登堡更像是格林威德尔，他同样谴责转移走大量艺术品的举动，认为应当将东西留置原位，采用摄影、绘画以及测量的方式加以记录。1910年3月回到圣彼得堡以前，他花了六个来月参观喀喇沙尔、库车、柏孜克里克和其他丝绸之路北道的遗迹。虽然他否定转移艺术品的做法，但是并非空手而归。他谨慎地选择带走那些损坏的样本，因为起码能够将这些东西挽救下来用于学术研究。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克制，不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北京的考古黑名单里面俄国人并没有位列在前。奥尔登堡拿回去的大多是壁画还有造像，其中包括一幅冯·勒柯克觉得破损厉害而丢掉的壁画。这些东西，以及克莱门茨和柯兹洛夫取得的东西，再加上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收购的古物，如今都可以在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看到。除了奥尔登堡1914年前往敦煌的短暂旅行，这些就是俄国人从这个离他们如此之近的地方在考古方面的全部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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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天奥尔登堡回到圣彼得堡不久，日本人橘瑞超出人意料地又在丝绸之路出现。在他跟沙特尔沃思在喀什吵过一架而且英国政府官方谴责他跟野村之后，他本该躲着英国人。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这次甚至选了一位英国人同行。这个神秘英国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抛开姓名不谈），以及他同被怀疑是个间谍的日本人在一块到底要做什么，我尚不清楚。有一点能够确认的就是此人注定将孤独悲惨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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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继业在英国休完长假返回，沙特尔沃思结束了暂时的代理职务。1911年1月13日马继业收到两份电报，是从东面400英里的库车那边发来的。一份是汉语，由“白胡子”情报网络的人发出。电报指出有一位名叫霍布斯（A. O. Hobbs）的英国旅人在这边染上天花。另外一份由霍布斯亲自发来，是绝望的求救，他好像不清楚自己得的是天花。在电报中他非常难受地描述症状：“皮肤病折磨着我，影响了全身的器官，我每次睁眼只能坚持几分钟……嘴巴和喉咙里面全是黏液，任何东西都吃不了，只能喝下一点点水……十多天持续如此，我一直卧床不起。”不管是他的电报还是“白胡子”情报网络的电报，都没能让马继业（他以知道每个来到中国新疆的人的行踪为傲）猜出此人身份，或是他孤身到访如此偏远地方的目的。马继业让自己的印度医疗人员前往库车，还告诉霍布斯抢救人员已经出发。然而1月16日他收到一份库车中国官员的电报，告诉他霍布斯头天晚上已经离世，而且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那就是霍布斯是日本考古学家橘瑞超的同伴。似乎是大概四个月以前，两人通过俄国偷偷进入中国新疆，之后由乌鲁木齐去吐鲁番，在那边一起发掘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分开，约定在库车再度集合。橘瑞超赶赴位于遥远沙漠里面的楼兰旧址进行发掘，他当时不清楚自己的英国同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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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业跟当地官员合计将这位英国人的尸体送往喀什下葬，然而因为官僚主义的推脱（或者也可能是担心病菌传播），折腾了近三个月才最终搞定。随后立即举行了葬礼，马继业主持下葬仪式。仪式上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哀悼者——橘瑞超。他在库车听说同伴悲惨死去，就马上赶来喀什参加葬礼。马继业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如今保留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政治和秘密档案里面，其中的信息也只有这么多了。他是否从橘瑞超那边获知了（按理说他肯定这么做）霍布斯到底何许人也，还有他为何要跟一位声称不懂英语的人一块旅行，马继业没有提及。谈到橘瑞超的时候，他没有讲英国人对他的怀疑，仅仅称呼他为“日本考古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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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近70年前的密档，人们会感到纳闷，马继业这个如此经验丰富的半个东方人是否压根不了解橘瑞超的双面角色。但是这位年轻的日本人顺着丝绸之路南道继续开展猎宝行动并向他的最终目标敦煌行进的时候，马继业依然派了人跟踪。例如他了解到橘瑞超在和阗附近曾经朝南穿越昆仑山脉进入西藏，驮行李的牲畜统统死掉，用人擅自溜了。当和阗及克里雅的办事大臣劝说他按照驼队的线路走，而且表示倘若他走这个线路乐意提供协助时，橘瑞超却威胁他们，声称要郑重抗议他们的阻挠。如此看来橘瑞超依旧耍着他那恶心的花招，以令人厌恶的态度对待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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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圣诞节前夜，橘瑞超抵达敦煌。他在那边找到了正焦急等待自己的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由于1911年中国爆发革命，很快就波及了新疆，大谷伯爵派吉川前去寻找橘瑞超。当时橘瑞超离开家乡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日本人以为他走丢了，担心他或许早就沦为革命的牺牲品。两人在千佛洞待了近八周，从王道士的藏书室那里获得约莫600本宗教文书，大多是佛经。在军队的马车赶来把斯坦因以及伯希和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带去北京前不久，狡猾的守卫者把这些佛经藏在新造的佛像里面。此刻橘瑞超带着他的秘密（倘若真的存在秘密的话），通过乌鲁木齐乘泛西伯利亚铁路的快车离开了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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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最终把日本人放在一边（他们在丝绸之路找到的东西去向何处，我们后面的章节再讲）以前，必须考虑一下对这整桩离奇事情的一个可能的解释。赞助全部这三趟探险的大谷伯爵是日本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然而这并非表示他是个整天祈祷冥想、超脱红尘的和尚。他的宗教地位是继承自过世的父亲，回到国内担任宗教领袖以前，他花了很多时间游历欧洲还有其他地方。他同样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作为日本人，这在当时难以置信。存档于学会的一张照片里面，他穿着西装，两腿交叉从容端坐，是个淡定自若、很有风度的青年。即便他担负起宗教方面的职责后，仍会将他派去中亚的探险队拍的照片配上简要说明寄给地理学会。这表明尽管他的目的可能主要是寻找自己宗派起源的考古依据，但也对于为地理学知识做贡献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也确实做了贡献。我们知道，在1902年大谷第一支探险队动身以前，他的一名年轻的考古僧人曾在牛津钻研了一年的地理学，费用可能均为大谷负担。大谷显然特意培养一批懂得第一手中亚资料的西行探险家来给斯文·赫定、冯·勒柯克以及西藏专家奥康纳上尉（Captain O’Connor）等人充当东道主。他兴趣宽泛，证据之一是他不仅撰写了关于中国瓷器的著作，而且写了两本跟政治相关的书，一本关于中国，另外一本跟中国东北地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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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或许都是特务头目的华丽掩护而已。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这位老辣又政治上敏感的贵族可能为了自己搞些私人情报工作，甚至可能将搜集到的线报情况提供给姐夫——天皇，似乎也并非牵强。然而反过来讲，他没准就是一位热心的日本贵族，通过接触欧洲而对地理痴迷，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事实上探险的经费令他差点破产，被迫出售别墅，散走一些宝贝。但是只有日本人公布秘密情报档案，或是大谷的亲人肯说出关于他的一切，不然的话他对中亚的真实目的将一直是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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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寺庙以及被沙漠掩埋的城市一时平静无事，但没持续多久。位于斯利那加和柏林的两个老对手斯坦因（如今成为爵士）与冯·勒柯克，早就热心筹备再一次的古物争夺。斯坦因特别顾虑的是德国人抢先一步抵达米兰，转移走他1907年找到的壁画，那个时候由于拉姆·辛格突发失明，导致他未能运走那些东西。斯坦因在奇尼巴格写信给一位友人，焦虑地讲：“他看上去一定要拿到那些米兰壁画……”不过他不用操心德国人了。冯·勒柯克的探险一开头就困难重重，有中国方面的干扰，巴特斯遇袭，经济窘迫还有差点让他送了命的疾病。这是冯·勒柯克最后一次到访中亚，而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探险被缩短了。1914年德国人的探险队伍出乎意料的撤走让斯坦因（当年已是52岁，超过了服役年龄）独占丝绸之路。当时他的对手全部撤离了那里，尽管他们的痕迹尚未彻底消失。然而他抵达米兰以后大为诧异，彩色灰泥残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很多年之后，在《西域考古记》里面，斯坦因批评“一位光有考古兴趣却缺乏相应的准备、技能和经验的日本青年”。但愿年轻的橘瑞超在从事间谍活动方面（倘若他的确做这行）比从事考古工作方面更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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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米兰大失所望，但他这次旅程的其余部分得偿所愿。在敦煌他又从王道士那些拿不完的“藏品”里面运走五箱写本（数月之后奥尔登堡在那边不仅弄到不少彩色造像，而且又从他那儿榨出两百余卷写本）。斯坦因转移至哈拉浩特以后发觉柯兹洛夫上校的工作并不彻底，尽管由造像和壁画的损坏迹象判断他挖掘的兴致是很高的。拜俄国人粗枝大叶所赐而留下来的东西让斯坦因十分惊喜。接下来他朝西行进，穿过戈壁沙漠来到吐鲁番。上一回他在这边停留的时间短暂。他预想没准德国人早就把这边全部挖空了。不过两个月后，他带了100多箱壁画动身离开这里，其中很多来自柏孜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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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的事情尚未结束。还有一处遗迹的秘密等待他去发现，这就是从前一直作为吐鲁番地区埋葬死人的地方的阿斯塔那大坟场。此地的存在能够追溯到7世纪，包括一系列埋在地下16英尺的墓葬群。每个墓葬都有一个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地沟通向地底墓道，墓道终点便是墓室。大部分墓葬里面即便藏过贵重物品，多年之前也早就被盗空了。由于斯坦因没有被当地盗墓者视为竞争对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雇了一名业内行家，也就是他所谓“叫人不寒而栗的行当”，带着他走进这座地下死人城开始了可怕的挖掘。不少墓葬就连棺木都被人盗取了，可能是在这个现在缺乏树木的沙漠区域当作燃料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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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觉得最有意义的东西未被盗走。他首先找到了中文墓志，上面有每个棺材的墓主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生平。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很多由尸体穿着的非常古老的纺织品，大多是丝绸，极其繁多的样式中，既有纯中国风格，也有显然源自中东的风格。对纺织历史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墓志推断纺织品的准确年代。古老精美的丝绸被无礼但仔细地从尸体上面割下来，这为斯坦因重新发现丝绸之路的生涯画上了恰如其分的句号。但是1915年他用45匹骆驼装上壁画以及其他珍宝，花两个月去喀什的时候，他压根不曾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趟从中国运走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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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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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五章 兰登·华尔纳尝试难以置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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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天，两个来自美国的旅行者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蹒跚而行，他们顶着瓢泼的大雨，蹚过满是淤泥的河流，有时泥浆都没到他们骑的骡子的肚子了。当两人到达一间路边客栈时，全身早已紧紧地糊了一层中国中部的黑泥，他们不得不让仆人用树枝才能刮干净。但是，这还不够惨，他们还要时时面对遭到强盗抢劫甚至被杀的危险，这危险不仅非常现实，而且正在不断迫近。全身沾满污泥的这两个美国人都是东方学家，一位是兰登·华尔纳，来自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另一位是霍拉斯·翟荫（Horace Jayne），来自宾夕法尼亚博物馆。这俩人加上一位随行的翻译王秘书，以及四辆破旧的双轮大车，构成了美国第一支中国新疆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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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一队武装警卫人员一路护送他们抵达了西安。这座古城曾是通向罗马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他们从西安开始，就不得不靠自己了，身边只有一支霰弹枪和一支自动手枪。兰登·华尔纳听从了一位友好的中国军阀的劝说，决定在队伍里的每辆车上都插上一幅星条旗，这样可以预防车辆被中国地方军队征收，而且运气好的话，也能避免强盗们的骚扰。华尔纳和翟荫雇了四个中国裁缝赶制了星条旗，但是，他们俩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国旗上到底有几颗星。还好裁缝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旗子面积有限，只能有六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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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带着大量的珍宝最后运离中国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到这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只探险队之间，没有考古学家从中国新疆搞走任何东西。这部分是因为战争使得各国中止了所有新探险（战争开始时斯坦因已经在新疆了），部分是因为中国随后发生的政治危机。中国爆发了抵制所有外国人的运动，并且在1925年达到高潮，不仅如此，各地军阀为了争权夺利不断混战，导致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几乎全面崩溃。尽管如此，美国人依然决定试一试。本来，首次远征的目标并不是运走大量的文物（他们只是抱着希望），但华尔纳和翟荫也不打算空手而归。华尔纳把这次行动定义为“侦察性的旅行”，也就是说，行动的目的是探究六国考古者发掘过的地方，看看之前的人把文物搬走之后有没有剩余，能剩下什么东西。他们还希望能为艺术史上的一些难题找到答案。难题之一是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确定唐代壁画大师们究竟是用什么颜料进行创作的，以及这些颜料是从哪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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