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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国学问的残篇，为以前所不知道的，也还不少。有好几百篇文书，对于当地的生活状态、寺院组织之类，可以显示若干光明。这些记录，自古以来未留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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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这些文书中，曾发现有咸通九年（868年）刻本的一卷经卷，是现知雕版书最古的一个标本。从其扉页上的画面所表现的完美的技术看来，可见印刷术在这以前已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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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关于各种宗教，在中古时期，在中国流行的情形。各种中亚细亚许多古代文书的发现，西藏文书的发现，及印度文书的发现，从这些文书中，对史地学、语言学上的重要，他说他对此事的简单叙述，也就足以为从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种民族和语言的奇异遗物作一个结束。“东方、南方、西方这三方的奇异的连锁，在亚洲的交汇点，即是敦煌。”其他我们将分别在下面去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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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坦因所劫去的经卷，现全部藏于不列颠博物院，全数当不下七千卷。至于所得敦煌壁画画幡之属，则绝大部分存于印度新德里中亚细亚古代文物博物院（New—Delhi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 Museum）。安德鲁士（F. H. Andrews）所编之Cataloq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及韦来氏（A. Waley）所编之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 in the B.M.and in the M.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二书叙述甚详，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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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坦因所劫这一批赃物到达伦敦后，他在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次报告，立刻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学术界。这时法国的汉学家，劫夺的野心，也不后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向远东进行中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以后，赶到了敦煌，住在中寺。一方面和王道士打交道，行贿购买经卷，大部分时间是到下寺来选择经卷；其余的时间，便和探险队中的团员Charles Nouette把全部莫高窟石洞中的塑像与壁画偷照了相，这便是他后来编辑，陆续刊行，到1924年，才在巴黎出齐的《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auang），共有三百七十五张照片，共分六集，用珂罗版印成，这要算目前所有关于敦煌壁画塑像保存最早而又最完齐的画录了。有许多我们现在已见不到了，因为又遭到了摄影以后人为的毁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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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对汉学很有修养，所知极多，他诱贿王道士在剩余的混乱堆中，选拔了一些中文写本，还有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上、考古学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以价一个元宝（重约五十两）一捆，选购了一千五百多卷，掠运巴黎，藏入国立图书馆写本部。我在1935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啊！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又伯希和所得的绘画之属，则另庋藏于巴黎之集美Musée Guimet（佛画佛像）及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版画绣帛工艺品绘画之类）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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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伯希和把这一千五百卷的宝物，运着从北京回巴黎，北京已传遍他带去许多重要的中文写本，当时罗振玉等人，都得看见一部分。清政府才正式为此消息所撼动，然后才动公事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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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伯希和走后，王道士把许多他认为可贵的经，装成了两木桶，名为“转经桶”，其余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学部才正式拨款库平六千两，命令敦煌县知县陈泽，尽其所有，一律搜买，护解省垣，其经桶原封未动，陈泽去点查一次，共计经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入录之本，计八千六百九十七号。民国十八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编目，又增残叶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九千八百八十九号，佛经凡四百四十余种，古佚经疏约数十卷，皆罕观之籍。又有晋、魏写本百数十卷，书法古拙，纸质坚韧，尤为可宝。其他经典与现在刊本颇多出入，可资校勘考证。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今皆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到民国十八年春，陈垣氏应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将八千六百九十七卷编为《敦煌劫余录》，义宁陈寅恪先生为之序，中国藏经既汇于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录，是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工具。但这一批劫余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经，原因是图像器物之属，及中亚古代语言，及其他古文写经，已大半为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遗留者，又因当时甘肃运京途中，为黠者所巧取。故最后所余，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夺分子劫窃之余的残品。然而就是这一点点残品，它所保留给学术界的遗产，已有如上所陈的可贵。民国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登报征求目录，欲汇编成一个总目，迄未见成，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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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运省送京，并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样。所以到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时王道士所弄的玄虚，即所谓“转经桶”，已被人识破。所以从宣统三年，民国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询过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终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过洞中仍有余经的事，也渐为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带，也不时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物品。其中还有一大批藏文佛经。所以到了民国八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到敦煌察看，将洞门挖开，余存番字佛经卷子，点验封存于该寺三层楼南面二层石洞中，计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零五斤；夹板成打者，共十一打，连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共计四百四十一斤半。其余四捆，及夹板十一打，移置劝学所内。除由察看人带省一捆四斤夹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肃图书馆外，其余三捆十五斤四两，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于该处劝学所。这算是一次比较详细的察看。从此算是扫数移存国家机关，王道士不能再卖，也再无人盗买了。这是敦煌经卷在国内入藏的情形（但民国三十几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柜中，见有藏文写经数十卷，不知是从前所遗，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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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法帝国主义者掠夺了敦煌宝藏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间谍也插手进来肆行盗劫。1902年至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脉东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经典、史料、西域语文书、绘画、雕刻、染织物、古钱等。佛典中之晋元康六年之《诸佛要集经》，西凉初之《法华经》，及善导大师《阿弥陀经》，共掠去四百多卷，写有目录，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其印记有报恩寺、净土寺、三界寺。其经文已印入《二乐丛书》。这批书以佛经为最多。罗振玉氏曾借录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图谱》，亦可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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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继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携归百余卷，其目尚未见。但他们编的《大正大藏经》，已把这些佛经材料，连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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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踪进行罪恶的盗窃活动，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术品为最多。他的自供，写成了《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Berlin，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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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恶的劫夺者，要算美帝国主义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部主任华尔纳（L. Warner）在1923年来华，盗走了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氏云：“据不完全的统计，1924年（按，1924应作1923）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按：应作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逊、傅振伦等三文，记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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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华尔纳还自己写了一本等于自供状的书，名《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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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汉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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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经藏的发现，与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画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极高价值。这些东西，都在敦煌的南或东的地带，以三危山为中心。但敦煌自汉以来，已是西北重镇，从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说，还应有其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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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报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书，也要算在敦煌县境内发现的，而发现的也正是那第一个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这是什么？就是名震世界的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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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纸张的发明，虽则早在汉代，然而边地的始用，是较迟一点的。纸发明以前的文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近世纪来在西北一带的考古事业中，往往发现简牍，有的是属于汉的，有的是属于晋以后的。但斯坦因这次在敦煌发现而劫去的，则是汉代遗留在边墙上的简牍，所以称为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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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听见敦煌有古物，从新疆由东向敦煌进行之时，进入了玉门关后，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终点河床旁边三哩之遥，他发现了一座碉楼遗址，又发现了横过低地的一道城墙，从疏勒河向东，至少有十六哩之长，没有间断。从这墙的遗址的外形、本质，及附近的遗物，他断定这是古长城。他在这个城阙墙顶苇秆捆中，发现了一块小绢，又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片，以及上书中国字“鲁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断定这许是汉代的东西。后来他调查这个断续的墙，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正是与中国载记相合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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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近碉楼的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许多中国字的木简，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是有年代的。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这些写本文书，是中国最古的写本，是无疑的了！后来由他的蒋师爷，把这些木简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关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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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片，就文书的观点来看，其年代很杂乱。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约有九吋半长，四分之一到半吋宽。每一行所写中国字，常有三十个以上，可见当时流行书法之异常干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或竹片外，并还有本地出产甚多而比较粗糙的红柳树，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种材料，截成无定的形式，用来抄写，当然是很好的。屯戍绝域的兵士，显然以此消遣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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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简上面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其来源不易，价值昂贵，于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从围绕着远戍绝漠的那些卫士的狭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杂乱遗物中，及研读木简的结果，所示屯戍的将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远役绝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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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防守长城西头的一座碉楼附近，得到一大块有字木简，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据简上说，当地名为大煎部。还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楼里，他都得到遗物。但最多的要算长城线后面二哩多，大概是个支部小驿站。在这室内得到的木简，大概是官员们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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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遗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仅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简三百片以上，应当是这位小官员的全部档案，是属于宣帝元康元年至五凤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间的东西。这些文书，有的只是重录或称引关于在敦煌地带建立屯田区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墙以保边的一些诏谕。此外是沿长城线军队的组织，各个不同的队名。也有关于长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报告同命令。有些文书说到“士官”名称，证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国人的夷兵。还有一段作为符节用的，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语的木简。还有许多片上书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诸年的精美历书，及一段中国有名的小学书——《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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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玉门关东五哩左右的一个遗址内，墙角处得了一堆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备衣服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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