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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治为最小。至宋中叶以后，为西夏所据。明代闭关不与西域交通。一直要到清，西路才通，又成为清人往新疆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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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天宝时，敦煌一县，实有十三乡，即敦煌、洪池、悬泉、莫高、神沙、龙勒、玉关、洪闰、效谷、从化、寿昌、平康、慈惠（见P. 2738卷及P. 2803卷。按P. 2728卷，十乡有赤心而无洪池、悬泉、从化、寿昌），则古县已沦为乡镇者多矣。其时寺庙盖极兴盛，据P. 2738卷有龙兴寺、大云寺、报恩寺、灵修寺、圣光寺、乾元寺、净土寺、开元寺、永安寺、安国寺、大囗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连寺、周家兰若、官兰若、安淳于兰若、北（？）……保兰若、乐家兰若等。参与经卷题记中所有寺名，大约可信，可见当时佛教之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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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敦煌写本中，又可得知唐时敦煌有十二或二十个风景区，为诗人所歌颂。P. 2748卷的后面，有一卷《沙州敦煌二十咏》。其二十处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监、李庙、贞女台、安城袄、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其时为大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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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与本书关系少，不再去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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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二 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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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经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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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的地势，南高而北低，现在的南首岩根处，别有寺院，名为上寺。上寺之北为中寺（上中两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在北头将尽的佛洞处，又一寺院，名为下寺。上寺、中寺均为喇嘛住处，下寺为道士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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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莫高窟所发现的材料推知，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他乡，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在下寺旁石窟主群北头相近处的一个大洞，就是张大千氏的编号一五一洞。这个大洞原是唐大中五年沙门洪所建的。现在后面有三层楼阁，洞本身作“T”状，为莫高窟常见形式。甬道口宽一丈二尺七寸，长二丈二尺八寸，高约二丈。入内大洞长五丈二尺，宽四丈九尺，高约三丈。由洞口至内二丈二尺，为平地，系烧香礼佛跪拜周旋之地。其后三丈为神龛，龛高一尺三寸，长二丈六尺，宽二丈。台左右前后有五尺宽走道，可以左右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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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大洞甬道之北，距地三尺处，有一宽二尺五寸、高约四尺之甬道，后即一复洞，洞长宽均为九尺五寸，边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洞内四壁皆画，一幅画男女像各一，其衣饰极为别致，为千佛洞中极罕见之作品。由色彩形状，知为唐画。从前装满的经卷佛像等，现在是空无所有了。大概在宋时下寺僧众将经卷藏入后，用土基将复洞门塞闭，外以泥涂，再加粉画，就现存残形观之，是宋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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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时封闭后，逃避的僧人，大概一去不复回，后人也不复知有此复洞，更不知复洞中有这样多而且精的不世之宝。一直留到光绪二十五年的四月，让一个庸俗不堪的王道士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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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名元，是湖北麻城人，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退伍后无事可做，遂做了道士。来到敦煌，穷无所藏，投宿于一百四十三窟。此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独王元能诵道经，作中原语，以是人多求他礼忏，生涯渐渐好起来，因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就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间置一案，背壁坐。抄经之暇，吸旱烟，以芨芨草燃火，常以燃余之草插壁间裂缝中。一日吸烟余草稍长，仍插其处，乃深入不可止。以手击壁，其声中空，疑有他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其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较外大洞为小，约一丈左右（实为九尺），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幡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光绪三十三年《重修三层楼功德碑》（其实是木牌）云：“二十六年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像盈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立。”所记藏物，尚有铜像盈座，现在我们已不能知道这些铜像的去处了（据《王道士墓志》，是光绪二十五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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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藏发现后，王道士延城中官绅来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都说这些佛经流传在外，是造孽有罪的，嘱咐他仍还置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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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敦煌县长名汪宗瀚，字栗庵，是湖北人。他对古物有相当认识，因从王道士处，取去若干写经及画像。后三年，光绪二十八年，苏州叶昌炽作甘肃学台，叶对古物有特好，托汪宗瀚搜求，汪遂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送给昌炽（见《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昌炽遂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封存”。王道士用砖来砌断了这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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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卷的盗劫与清政府的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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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人颇有机智，自敦煌士绅对此宝物不加重视后，他曾载着一箱经卷，到酒泉去献给安肃道道台满洲人廷栋，廷栋以为这种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王道士又碰壁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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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个比利时籍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将回国，来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一部分赠送了他。这个比利时人，到新疆后，又将所得卷子，分赠给在新疆的长庚将军（亦满洲人）及道台潘某，并且说出得自敦煌的情形。这时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已在传说敦煌的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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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受英帝国主义印度政府之命，潜入新疆勘察，名义上是“考古”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正是第二次到新疆之时，听见了敦煌发见写得有古外国文字的写本书籍，于是他决定来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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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对敦煌一地，本来不陌生。原本他有个同乡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Professor de Loczy）曾潜入甘肃作地质学探险的间谍活动，他在1879年（光绪五年）曾到过敦煌，参观过千佛洞，曾把石室中的美丽的壁画与塑像，同斯坦因讲过，斯坦因受了这些鼓动，在1907年的2月，即石室藏经发现后的第八年，向敦煌出发，先到长城一带，搜求了一些木简（详后）。到5月21日，在那荒凉寂寞的郊野，扎下了他的帐篷，准备作长时期的耽搁。他开始打听这古代写本的消息，先由一小和尚借一长卷给他看，他访求到藏经的石洞，已被砖封断。也见到发现古写本的王道士，但他发现他的对手“极其机警，不可捉摸”。这个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于是用金钱来利诱王道士，但胜不过王道士对宗教的情感，与激于众怒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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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又耍出一种手段来，他利用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及他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过峻岭高山，荒漠大野，才来到此的经过，再加上些半神性的话，欺着了王道士。又经过他那从新疆带来的师爷，标准奴才的蒋某的折冲，花了一大笔钱，于是他的诡计得售，结果是王道士把门打开了，这个文化间谍从道士所掌的微暗的油灯中，发现了高达十呎的乱堆约有五百方呎这样多的宝藏，再从洞中起出几捆，到新建的佛堂中，用帘幕遮着，以防外人。有高达一呎，长至二十码以上，全部保存甚佳，大概与初入藏时无甚差异。纸质坚韧的卷子，一捆一捆地由王道士抱了出来，于是有用梵文写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写的佛经，也有印度波罗谜字写的，中亚细亚各种文字写的，及各种方言写的其他宗教经典与文书杂件之属。又有一大捆用无色坚韧的画布包着的古画（画在绢上或布上、纸上的），印有美丽花卉的许多绢绸（装饰用的），画有美丽佛像、稀薄透光的绢幡。颜色调和，鲜艳如新。又有纸画，同雕版印刷品、人物画绢、印花织物、地毡、丝织物、绣的佛像，以及各种装饰用的丝织品，大批中国字写的佛经、儒家经典、字书、韵书、《老子》、咸通九年的印本、摩尼等宗教经典，及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纸片。还有大概是西藏人带来的藏文佛经。到了半夜，由这位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送到了帐篷。如是者连运了七夜之久。三个人都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运来的东西，愈来愈重，至于不能用车辆载运。由于反动的封建政权昏蒙颟顸，以及王道士的贪财盗卖，这个帝国主义强盗竟满掠了我们的国宝，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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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个月后，所有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仔细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箱笼，全都运到伦敦放入不列颠博物院里。当我于1937年春天参观不列颠博物院时，这批宝物，被扬扬得意地在院中高高挂着，不能不令人忿忿于这个人类不光明的劫夺！斯坦因是第一个劫走敦煌宝藏的人，我们在本书里，选刊了他所劫去的各种艺术品与写本书若干幅，愿读者深深认识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劫夺行为。这一次他的盗窃行为的供状，是他写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umes V.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一书，书画详目，皆见此书，更附上一部标本选刊的《千佛洞图录》（The Thousand Budd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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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主义强盗，在1914年又来我国做第三次的罪恶活动，再一次到了敦煌。他在新疆沿途已收到了不少的石室散出的卷子。到敦煌后，又施用他利诱的故技，从王道士手中弄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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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1909年回到伦敦后，在许多专家的帮助下，整理了这一批材料，小翟理斯L. Giles为之编目——到1914年先编成，名曰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and other Archeological Object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K. C. I. E.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其中大部分的佛经，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禅师（Rev. K. Yabuki）的研究，其中很多为前人载籍所未著录及佚失的著作（这个目录，罗福苌曾译过一部分，载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向达氏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往眼目录》，载《图书季刊》复刊一号、四号，亦可参考）。他在整理了这批材料后，得了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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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写本内容的丰富，是解释自汉以来敦煌一隅之所以能成为各区域各民族以及各种信仰很重要的交流地方的重要资料。这许多经卷，又足以证明千佛洞以及曾为圣地的敦煌沙漠田的宗教生活，大都由中国僧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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