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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继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携归百余卷，其目尚未见。但他们编的《大正大藏经》，已把这些佛经材料，连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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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踪进行罪恶的盗窃活动，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术品为最多。他的自供，写成了《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Berlin，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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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恶的劫夺者，要算美帝国主义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部主任华尔纳（L. Warner）在1923年来华，盗走了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氏云：“据不完全的统计，1924年（按，1924应作1923）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按：应作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逊、傅振伦等三文，记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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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华尔纳还自己写了一本等于自供状的书，名《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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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汉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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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经藏的发现，与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画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极高价值。这些东西，都在敦煌的南或东的地带，以三危山为中心。但敦煌自汉以来，已是西北重镇，从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说，还应有其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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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报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书，也要算在敦煌县境内发现的，而发现的也正是那第一个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这是什么？就是名震世界的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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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纸张的发明，虽则早在汉代，然而边地的始用，是较迟一点的。纸发明以前的文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近世纪来在西北一带的考古事业中，往往发现简牍，有的是属于汉的，有的是属于晋以后的。但斯坦因这次在敦煌发现而劫去的，则是汉代遗留在边墙上的简牍，所以称为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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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听见敦煌有古物，从新疆由东向敦煌进行之时，进入了玉门关后，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终点河床旁边三哩之遥，他发现了一座碉楼遗址，又发现了横过低地的一道城墙，从疏勒河向东，至少有十六哩之长，没有间断。从这墙的遗址的外形、本质，及附近的遗物，他断定这是古长城。他在这个城阙墙顶苇秆捆中，发现了一块小绢，又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片，以及上书中国字“鲁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断定这许是汉代的东西。后来他调查这个断续的墙，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正是与中国载记相合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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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近碉楼的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许多中国字的木简，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是有年代的。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这些写本文书，是中国最古的写本，是无疑的了！后来由他的蒋师爷，把这些木简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关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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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片，就文书的观点来看，其年代很杂乱。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约有九吋半长，四分之一到半吋宽。每一行所写中国字，常有三十个以上，可见当时流行书法之异常干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或竹片外，并还有本地出产甚多而比较粗糙的红柳树，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种材料，截成无定的形式，用来抄写，当然是很好的。屯戍绝域的兵士，显然以此消遣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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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简上面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其来源不易，价值昂贵，于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从围绕着远戍绝漠的那些卫士的狭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杂乱遗物中，及研读木简的结果，所示屯戍的将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远役绝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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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防守长城西头的一座碉楼附近，得到一大块有字木简，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据简上说，当地名为大煎部。还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楼里，他都得到遗物。但最多的要算长城线后面二哩多，大概是个支部小驿站。在这室内得到的木简，大概是官员们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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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遗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仅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简三百片以上，应当是这位小官员的全部档案，是属于宣帝元康元年至五凤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间的东西。这些文书，有的只是重录或称引关于在敦煌地带建立屯田区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墙以保边的一些诏谕。此外是沿长城线军队的组织，各个不同的队名。也有关于长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报告同命令。有些文书说到“士官”名称，证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国人的夷兵。还有一段作为符节用的，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语的木简。还有许多片上书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诸年的精美历书，及一段中国有名的小学书——《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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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玉门关东五哩左右的一个遗址内，墙角处得了一堆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备衣服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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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几百件木简的解释，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每一片木简上文句的解释，及其有关史地的考证，据我所知，有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的《考释》一书，在1913年印行于伦敦（沙畹释竹简之作，先见于斯坦因第一次报告附录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Chavannes）。而王国维、罗振玉两人，又为之重行考订，成《流沙坠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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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木简外，同时同地斯坦因还得了些其他古物，此处也有附带介绍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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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早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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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长城的一段烽燧尘封堆集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有些用绢包裹，有些用绳缠着，是一些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他们显然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的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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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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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一座烽燧遗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绢，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子上备具产地及每一匹的大小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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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杂军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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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个烽燧遗址中，找到一个束扎着的小盒，中置带破干残羽的铜箭镞一枚。用同近代军事术语相合的当时公文语气来说，是“破箭一支，归库，另易新者”。古长城所得文书中，记及换发新弩，归还敝损者甚多。他又在城墙及烽燧附近，拾得许多青铜箭镞。还有一个盒子上面有一块木简，写明“玉门显明燧蛮兵铜镞百完”。还有一个小箱，箱盖上写明“显明燧药函”，这是军用药箱，可以见古代行军及医药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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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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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又得到一件量器，形同鞋匠足尺，上刻汉代尺度。又有一些木印盒，上有小槽排列的形式，可以用绳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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