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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reland (19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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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情境，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更容易被理解，即它们可以得到‘深描’。”（Geertz 19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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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匹和大象从印度运至斯里兰卡和东南亚。”（Ray 199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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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人和物的纠结，最近的详细讨论见Hodd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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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1957年日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本学术报告中，连接欧亚大陆的草原（和海上）路线被归入“丝绸之路”的范畴（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1957和Whitfie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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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hitfiel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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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器物、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见Ryan and Durni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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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chlützs and Lehmkuhl (2007: 114). 如果我们接受定居民族的文献记载，把他们归为“匈人”，他们还可能迁徙到欧洲边境。对这一假设的评论，见Kim (2016: 114) 和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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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贵霜年表，见Falk（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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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Holcombe (1999: 285). 对于匈奴联盟和其他北方民族，中国史书的记载和考古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亦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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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并不是轻视在该领域工作和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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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见第五章。接受这样的描述，亦见Watt et al. (2004) 和Whitfie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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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第一章 草原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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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耳环（彩图1）出土于一座公元前2世纪的女性墓。1墓主人可能是匈奴政治联盟下某一部落或属国的贵族，这一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北方草原。2这对耳环的质地为黄金，镶嵌有半宝石和透雕的椭圆玉石，展现了匈奴和汉两大文化中多种文化的艺术和审美。匈奴和汉，长期以来是东亚邻国，两者的关系是理解丝绸之路东段早期历史的核心，却经常被简化为一种对立关系。这对耳环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与外交、贸易、通婚，以及技术和文化交流有关。它正处于这些文化重新谈判领土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时期，这一过程导致了长距离欧亚贸易路线，即丝绸之路的扩展。这对耳环还反映了整个丝绸之路地区上，沿着欧亚大陆生态界线分布的内欧亚民族和外欧亚民族相遇的故事，以及他们与其他物质或器物之间的交流。3除此，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对耳环可能是某个人的珍贵财产。我们不可能通过她的眼睛来看待这对耳环，但作为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学者，我们要努力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塑造了她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和反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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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匈奴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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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居住在欧亚北部的游牧民族没有书写的需求，4因此，他们的历史均由在他们南边定居的邻人来记载。邻人是游牧社会外部的人，他们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解释游牧社会。5在这些早期社会中，并没有专业的人类学家从游牧民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6而且在这些历史记载中，他们还往往被看作对定居民族的一种威胁。因此，考古学很重要，它为理解这样的社会及其复杂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尕兹（Begash）遗址发现的农作物小麦和粟，推翻了早期游牧民族没有农业文化这一较早观点。由此，迈克尔·弗兰凯蒂（Michael Frachetti）得出结论：“草原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已经有了农作谷物。”并说：“这可能在小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粟传入西南亚和欧洲的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7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城址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草原居民都住在帐篷里，他们也并不是终生不断地迁徙的。换言之，这片土地上存在很多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这些都是由环境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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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证据显示，中国最早的文明就已和草原存在联系，而且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这可以在宗教中看出，比如甲骨占卜，又可见于引进的农作物小麦、商代（约前1600—前1046）晚期墓葬中发现的马车，以及环首兽头刀和铜镜。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注意到早期中国存在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玛瑙珠，她认为这些玛瑙珠是由草原民族带过去的。8正如吉迪恩（Gideon Shelach-Lavi）总结道：“我们不应该低估草原民族在向中国社会传播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会有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贵族身份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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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发生了变化。此时，一种对立的情况开始出现在汉文史书中，即历史上所谓定居的、文明的汉文化与其邻近的草原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主要依靠考古资料，认为在匈奴作为游牧骑兵于公元前1千纪晚期兴起之前，汉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威胁。10直到那时，生活在汉朝北边的主要还是有文字的、徒步作战的农耕民族。有人则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那时的汉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一些半游牧民族，11与匈奴部落联盟的相遇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各个统治国家的贵族的看法。在此之前，贵族们似乎都认为，只要被文明的力量征服，天下所有人就都能被开化。但此后，他们的看法愈发倾向于一种二元论观点：匈奴成了“他者”，一个“天性”就与汉人迥然各异的民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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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书对他者的强化，无疑是出于将带来巨大威胁的民族妖魔化的需要，如金鹏程（Paul Goldin）所述，这也回应了秦帝国（前221—前206）构造的“汉民族”概念，“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称自己为汉人，也就意味着称别人为非汉人。新的王朝不得不虚构一个无法和解的对手，而匈奴恰好就在这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13谢尔盖·米那耶夫（Sergey Miniaev）注意到，中国早期史料对北部邻人的称谓很多，第一次提到匈奴是在《史记》中，但其中记载的公元前318年的相遇很可能不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或“‘匈奴’也可能是对畜牧部落的统称，这在当时很常见，毫无任何民族文化意义”。14塔玛拉·金（Tamara Chin）认为，司马迁避免了“人类学修辞”，没有把汉人对他者的征服写进汉人“在文化和道德上具有优越性的叙述”中去。15她认为，这种修辞是在秦之后，随着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开疆拓土而出现的。成书于1世纪的下一部史书《汉书》，则将汉人的征服牢牢地置于其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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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居者的文化也不得不通过给他者命名或贴标签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从这些史书中，我们对定居者文化的了解难免要多于他者。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使用了斯基泰（Scythian）一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则把他们的草原邻居称为塞种（Saka）。早期的汉文史书对他们北边的民族也有数个称呼。由此，围绕这些被如此称呼的民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人们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匈奴方面的讨论焦点在于，匈奴可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说的匈人。17然而，许多学者仍持怀疑态度。如金鹏程所言：“‘匈奴’是一个政治术语，没有理由证明它曾指代一个具体的族群，相反，的确有很多理由证明它不是……通过在匈奴统治区域的发掘，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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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书记载了居住在黄河大拐弯（位于今鄂尔多斯一带）东北部及其腹地的定居民族、游牧民族和骑兵。19许多学者提出，正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与这些民族的相遇，使得赵国（前403—前222）的一位统治者将他的步兵变革为骑兵。20在此之前，马一直被用来拉车或驮载货物，尽管有育养计划，但中国始终没有足够的马用于军事。21骑兵的采用，也使服饰改革和武器改革成为必要。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马成为中国北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在文学艺术上，马也是常被颂扬的对象（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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