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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据汉文史书记载,约公元前209年,随着秦军势力扩展至鄂尔多斯的北部和西部,秦朝边境上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汉文史书称这些部落为匈奴。22在冒顿的带领下,他们向周边扩张,将北方的其他部落(位于今蒙古国境内)也纳入联盟中。匈奴向西迁至塔里木,将被汉人称为“月氏”的民族赶走,并对塔里木的一些绿洲国家实行统治。23向南,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新建立的汉朝(前206—220)的军队,将他们从秦朝先前占领的土地上驱逐出去。24汉朝派遣使节协商和约,与汉人那时和其他邻国缔结的和约一样,其中包括汉人公主与外族首领的和亲。25汉匈双方都接受了和约,承认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并以汉朝和前朝修建的长城划定部分边界。此外,汉人还同意定期向匈奴提供包括丝绸和粮食在内的物资馈赠。汉人史官记录了匈奴首领的话:“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26金云缙(Hyun Jin Kim)认为,这表明此时的汉朝成为匈奴联盟的附属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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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这种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他成功实现了领土扩张,向东北进据今天的朝鲜一带,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向南征服南越国(前204—前112;见第二章)。汉武帝计划与被匈奴驱逐出塔里木的月氏结盟,攻打匈奴。他的战略是,月氏从西侧、汉军从东南侧共同发动攻击。然而,派去磋商此事的使者张骞并没有成功——张骞在途中被一个匈奴人抓获,在匈奴生活多年,但亦因此获得了很多情报。28尽管如此,汉朝仍发动了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汉朝而言,战争的最终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守住草原地区。匈奴联盟崩溃后,公元前53年,汉朝与已经分裂的匈奴的其中一支,即南匈奴缔结和约,南匈奴的首领对汉朝称臣。至此,汉匈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尤锐(Yuri Pines)认为,游牧民族自身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并且他们不愿意接受汉人的定居生活方式,于是使得汉人与游牧民族的相遇“成为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和民族史上最具意义的事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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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时期的欧亚大陆上,这样的相遇绝不仅见于匈奴和汉人之间,其互动的方式也并不单一。定居民族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简化成冲突或对立,事实上这些关系要复杂得多。与汉人一样,罗马人也建造了用于抵抗外族入侵的边墙、堡垒等防御体系。30在希腊的史书中,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典型的“他者”。被称为斯基泰的民族,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从希罗多德到拜占庭的史书中。31再往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一群从东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打败,这群游牧民族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帕提亚人成功地采用了一种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甚至对罗马边境造成威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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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对耳环属于匈奴,还是汉呢?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它有意义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匈奴和汉背后的复杂联系,以及墓葬(发现耳环的西沟畔墓)所揭示的这些关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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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西沟畔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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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畔位于鄂尔多斯的东北边缘,黄河在此处开始向南拐弯。它的纬度与在其东边的北京大致相同。33西沟畔墓发掘于1979年。遗憾的是,其考古报告比较简略,大多数墓葬没有图,出土遗物也缺乏详细介绍。墓葬的位置分散,这表明它们可能分属不同的葬地,年代上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其中最早的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或可能更早,更晚期的墓葬和居址则被考古学家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正处于匈奴联盟时期。34公元前2世纪的9座墓葬中有4座没有被盗,35其中M4因其随葬品最为丰富而引人注目。这里讨论的耳环就出自该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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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位于遗址南部,距离一个可能是居址的遗迹不足1千米。36这座墓葬没有图示,但据描述是一座土坑墓,墓主为女性,仰身葬,头向东北。随葬品中金器最多,此外还有用银、铜、玉、石和玻璃制成的装饰品,其中有用琥珀、玛瑙、水晶和青金石制成的项链,舞人纹、虎纹和龙纹石佩饰,三翼式铜镞和青铜马。耳环则是置于墓主头部的精巧头饰的一部分(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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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包含草原耳环的头饰复原图。采自田广金、郭素新(1986,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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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耳环由两块卵形的透雕玉佩制成。37这两块玉佩并非完全相同,但上面均刻画有蜷曲的动物,一个头朝侧面,一个仰面向上(图2),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龙。玉佩周边包有联珠纹薄金边。玉佩之上,有环将之与金牌饰相连,金牌饰周围也饰以联珠纹,内部镶嵌有石鹿。另有方形镶嵌金串珠,用精美的链子连接成串,垂于两侧。大多数的镶嵌物都已经脱落,留存下来的有蚌壳、水晶、玛瑙、琥珀和玻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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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耳环玉佩上的纹饰。采自A.Kessler (1993: 62, fi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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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有鹿形图案并在其中镶嵌绿松石的金片是被锤揲成形的,且以金珠点缀。锤揲是金器制造中最简单的工艺,早在这一时期之前的草原地带和定居的人群中已有发现。联珠纹即在平面上将金珠连在一起的装饰,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也见于很久以前的草原地带和定居社会的边缘地区,如希腊和古代中国的边疆。39孙志新根据南越王赵眜(南越国的第二任君主,前137—前122在位,卒于公元前122年)墓出土的联珠纹金饰,认为历史上可能存在一条经由南亚进入中国的海路。40南越国是占据现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和越南北部的一个国家,有证据显示,南越有一条海路连接南亚,甚至更西的地方(见第二章)。此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比这些文明更早的草原地区都发现有联珠纹,这表明可能还有很多条传播路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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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4一样,M2也有包括腰带牌饰(图3)在内的金银器,以及残缺的马头、羊头和狗头骨。遗址内其他公元前2世纪墓葬的随葬品则没有这么丰富,一般是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以及动物骨骼。在遗址地表发现的农具以及其他遗物,表明此处可能是一个居址,进一步说明这里曾经存在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半游牧社会。M2和M4随葬品的丰富程度表明它们是贵族墓葬,而在其他墓葬中,随葬之贫乏则说明了明显的社会分化。42狄宇宙指出:“晚期游牧社会的复杂性在该遗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3这对耳环的形制、质地和纹饰,以及其他随葬品,仅是这个复杂社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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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2出土腰带牌饰上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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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铜镜和腰带牌饰:贸易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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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生态界线分布的墓葬中发现的两类物品——铜镜和腰带牌饰,很好地说明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身份认同、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铜镜长期以来就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腰带牌饰则与草原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有人提出了更加复杂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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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人都认为铜镜独立起源于中原的商(殷)文化。经过仔细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铜镜是从中亚传至中原的。44在这一经过修正的观点中,张莉提出草原和中原之间存在两条早期的路线。45第一条路线,以河西走廊上的齐家文化(约前2200—前1700)为媒介。河西走廊位于今天的中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铜镜从中亚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actrian-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向北传至阿尔泰,然后向南沿着古弱水(今黑河)到达其在祁连山的源头。祁连山形成了河西走廊的南界,样式和工艺就从这里传入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00),即今天的洛阳附近,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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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一条新的传播路线出现了,张莉认为它取代了弱水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作“北方地带”,范围包括鄂尔多斯地区及其以东、以南的周边地区。贺兰山将这条路线与弱水路线分割开来,张莉进而认为中原与河西走廊这一周文化(前1046—前256)的发源地在此时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46她注意到,其他文化通过北方地带横穿草原地区,然后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见于该路线上的墓葬出土物,也可以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器物(即商代青铜器)中看到,同时商墓中也有来自草原的器物。然而,铜镜在此时的中原地区消失了,直到商文化之后的周文化时期才重新出现,并且很可能又一次由草原传入,但这次的风格与之前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传播及其影响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清晰地看到从草原到中原的文化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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