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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织出更加复杂的图案，需要不只一套或一层经线和纬线，由此产生了复合织法。可能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的织工就能够织出锦——多彩经面复合平纹织物。38这一时期织出的主要纹样是重复的小型几何纹和动物纹。39公元前5世纪后，锦就已经很常见了。到2世纪时，中国出现了三大丝绸织造中心，此时云纹和动物纹是最常见的纹样，汉文吉祥语也偶尔出现在丝绸上。塔里木地区就发现有许多这样的锦。操作带踏板的织布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当时的一段文字反映了这一点：“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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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北部诺彦乌拉的一座墓葬出土了多彩经面复合平纹丝绸，这引起了学界对织机类型的讨论。其结论是，这是一种多综多蹑织机，也就是提花机的前身。41这种织机需要350个综杆，织工使用这些杆提出纹样。这件丝绸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中国很可能在此后不久就发明了提花机，不过我们所知的最早相关史料的年代在2世纪。42提花机需要一至两名助手来代替踏板，使用提花束综提起经线（图26）。43他们就是后来的挽花工。一篇2世纪的汉赋《机妇赋》描述了挽花女工爬上织机顶部操作束综的场景。44但在这一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的早期阶段，纹样复杂的丝绸可能还是由脚踏提综织机和多综多蹑织机结合提花机织造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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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一台中国提花机。采自《御制耕织图》（16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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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在中国的塔里木地区、中亚和远在西边的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发现了纬面复合平纹织物，即平纹纬锦。它们大部分由羊毛和亚麻织成，纹样复杂。由于羊毛和亚麻的线比中国的丝绸短，所以其织机也与中国的不同，纹样一般都在纬线上。塔里木地区织物上的人物、葡萄藤和玫瑰花等纹样表明，它们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西边的邻国，而不是中原。赵丰认为它们是在中亚（巴克特里亚或犍陀罗）织成的。46在杜拉-欧罗普斯的发现中，有一小块几何平纹纬锦，这是西亚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块。47它表明当地的织工在仿制中国织造的丝绸。但我们不知道杜拉-欧罗普斯的织工使用的是当地生产的丝线，还是其他地方的丝线。另一件叙利亚平纹纬锦则是用羊毛织成的，上有狩猎场景。48赵丰认为两者都是在模仿中国锦，但图案在纬线而非经线上。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纹样复杂的织物都是用一台提花机完成的，但因为纹样是纬面提花，所以这种提花机的类型和产地与中国所发明的不同，如上文所述，经常被称为西方提花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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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3世纪时，我们看到东亚、中亚和西亚都使用提花机生产复合平纹织物。中国织物是经面提花，中亚及其以西的织物则是纬面提花。此时的纹样仍然以几何纹、花卉纹或云中的小动物为主，显示出主要受到中原的影响。但也有一些更大的图案，例如狩猎场景，可能受到了印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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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说希腊语的东部成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大约在330年，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拜占庭迁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因此首都也叫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堡城。仅仅几十年后，基督教成为帝国宗教。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包括环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部分陆地，包含了早期生产仿中国丝绸复合织物的地区。此外，帝国还统治着北非和阿拉伯北部的省区，因此控制了红海北部的港口。他们和阿克苏姆王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是盟国，后者也从红海派遣商人（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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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蚕技术传入拜占庭的流行说法是，550年前后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派遣基督教徒作为使节前往中国。与罗马帝国类似，3世纪的中国也分裂了。中国北方，包括塔里木和与中亚交界的地区，由来自东北草原的鲜卑民族统治。据说，基督教徒设法得到了蚕卵，并把蚕卵装入空心的手杖中带回国，由此开启了拜占庭的丝绸工业。然而有证据显示，在此前的5世纪，拜占庭已经开始栽桑养蚕。50我们无法得知这些技术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也不知道他们种植的是黑桑树还是白桑树，但考虑到拜占庭对丝绸的需求，那时应该存在强大的经济动力，促使他们掌握养蚕技术。51拜占庭可能接收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的熟练织工，这从发现于杜拉-欧罗普斯的纺织品中可以看出。另外也有证据表明，北非存在纺织中心。安提诺波利斯（Antinoopolis）的墓葬出土了15万余件纺织品，有的年代在3世纪晚期。52其中大多数是用亚麻或羊毛织成的，此外也有平纹纬锦复合织物。尽管没有发现丝绸，但织物纹样也明显更多地受到罗马和科普特元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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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萨珊的情况不一样。224年，萨珊王朝从帕提亚人手中接管了拜占庭和中亚之间的土地。萨珊文献记载，沙普尔二世（309—379在位）治时丝织业已经开始了。沙普尔二世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雇用熟练的织工，并在库兹斯坦（Ḵūzestān）建立了纺织中心。53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萨珊人通过控制与中国的海陆贸易接触到丝绸，而此前这在帕提亚人的控制下。6世纪中期，萨珊人垄断了塔普罗巴奈的中国丝绸贸易。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请他的盟国阿克苏姆向塔普罗巴奈派遣海商，挑战萨珊人的垄断地位。他建议他们与萨珊人低价竞争，买断所有的丝绸，并打算让他们以优惠的价格将丝绸卖给他。然而，阿克苏姆商人并没有成功，萨珊人仍然控制着从海路进口的中国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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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人似乎还控制着早期从陆上运来的丝绸。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一位6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商人，曾在印度游历（因此，他的名字意为“科斯马斯，印度的航海家”）。他在550年注意到，波斯的丝绸主要是通过陆路而不是海路获得的。54这一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565年，中亚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粟特商人在他们的邻居突厥人的安排下与萨珊人接触，请求从萨珊境内通过，直接与拜占庭人进行丝绸贸易。萨珊人不仅拒绝了他们，还焚毁了粟特人带来的丝绸。与萨珊的第二次外交失败（粟特使节被毒杀）后，粟特人转而请求突厥人的同意，通过突厥领土从更北的草原路线前往拜占庭。突厥人同意了，粟特商团大约在568年到达查士丁尼二世的宫廷。55通过这条线路，粟特人与拜占庭人建立了直接的贸易。此时，突厥人向汉人提供马，后者以丝绸回报，粟特人的许多丝绸又都是从突厥人手里获得的（见第六章）。与此同时，人物和动物图案逐渐代替了典型的中国纹样。图案有时被圆框环绕，有时独立呈现，这表明来自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始进入中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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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献证据表明萨珊有丝织业，包括记载了沙普尔二世从叙利亚雇用织工的文献，但遗憾的是该地区几乎没有纺织品的考古遗存被发现，更不用说丝绸。57萨珊的养蚕业发展也存在疑问，但这一产业可能在6世纪时出现在里海沿岸，后来被移到伊朗的中心地区。10世纪的一位旅行者，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Eṣṭaḵrī）在他的记录中表示，那时伊朗高原的大多数区域都生产丝绸。然而，蚕卵仍然需要从木鹿运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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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萨珊王朝被向东越过伊朗的阿拉伯哈里发打败，阿拉伯人接管并发展了丝绸作坊，开始生产带有他们的独特纹样的丝绸。这也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纬面复合斜纹织物，即织锦。这种织物开始在拜占庭帝国占主导地位，而且相应的织法也用在本章所讨论的猎人丝绸上。赵丰解释道：“从技术上说，它可以被认为是从平纹纬锦发展而来的……其基础织法从平纹组织变为2∶1的斜纹组织，也可能从斜纹锦发展而来……即将经线和纬线的方向都旋转90°。”59同时，随着养蚕和纺织中心在北非和亚洲建立，贸易、外交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也继续通过陆路和海路维系，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纹样和主题的传播速度也相对较快。与中亚织锦不同，典型的拜占庭织锦有两根主要的经线，而前者的经线以三或四根为一组。两者都采用Z捻，中国的织物则用两或三根S捻经线。很多织锦的纹样都是典型的萨珊纹样，即动物被置于圆框中。在塔里木发现的最早的织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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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特修斯重新评估了此前被断定为6—7世纪、被归为“亚历山大里亚丝绸”的单经斜纹织物，其中包括这件莫扎克（Mozac）猎人丝绸。她得出结论，它们可能是在地中海东部的不同中心织造的，至少有一部分生产于拜占庭的皇室作坊，并且这些作坊“可能在这类丝绸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0索菲·德罗齐埃（Sophie Desrosiers）最近对这件丝绸的再次检查显示，它属于织锦的一种，这种织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Z捻的红色经线连接起来。61德罗齐埃赞同穆特修斯关于这件猎人丝绸制作于君士坦丁堡作坊的观点，但她认为这种技术直到9世纪早期才出现，所以对这件猎人丝绸的断代要比穆特修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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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件猎人丝绸诞生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养蚕业和丝织业已经在亚洲出现，而欧洲还没有。62尽管中国丝绸在亚洲还有市场，但工艺已经传入别的地区。拜占庭宫廷作坊及其用成对经线呈现复杂图案的织锦，对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中亚的织工采用他们的织布机、图案和色彩方案仿制拜占庭丝绸，就像几个世纪前他们仿制中国锦那样。63织锦的织造也在西亚和中亚广泛流行。拜占庭皇室织工用的是家蚕丝，还使用可能带有综线的复杂提花机。考虑到猎人丝绸的复杂工艺和纹样，它可能是在这些拜占庭皇室作坊中织造的。64丝线产自哪里尚不确定，它可能是在当地生产，也可能是进口的。但染色很可能在当地完成，因为明亮的红色、蓝色和黄色等色彩方案具有典型的拜占庭风格。65而对这件丝绸的染料分析尚未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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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主题和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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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工艺在欧亚大陆传播一样，主题和纹样也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猎人丝绸上的联珠纹无论是出现在拜占庭、中亚还是中国的织物上，它都通常被认为起源于萨珊。这种设计发现于金属器、印章等其他质地的萨珊装饰艺术上，一些较晚的毛织品上也有这类装饰。联珠纹也见于萨珊图像中的衣服，尤其是在塔伊波斯坦（Tāq-e Bostān）和安提诺波利斯4世纪的石雕上。但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认为，“这种神秘的联珠纹仍然代表着萨珊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织物制作领域内”。66卡罗尔·布朗伯格（Carol Bromberg）认为建筑的装饰元素就可以证实萨珊人使用联珠纹，但这不能通过织物来证明。67然而，联珠纹在索格底亚那、中国、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被广泛应用于织物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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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围绕的是一个狩猎的场景，而不是静止的单个或成对动物。这也被认为是萨珊的风格，但同样得到广泛传播。69再一次强调，这是一种见于萨珊和中亚金属器、岩画和印章等装饰艺术上的主题。70在古代世界，狩猎是很普遍的，而猎人丝绸描绘了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所说的“政治狩猎”。这种活动不仅是为了保证额外的蛋白质来源，也与皇家权力的展示和外交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对能源的投入，而不是获取能源的手段。71猎人丝绸上的骑马者都是皇族，这从他们以珠宝装饰的衣服和脸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脸型与钱币上的皇族形象类似。72因此，这是对皇家狩猎的刻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猎人丝绸上的图像象征着皇权，当然狩猎主题也反映了狩猎这项活动本身的流行。此时，皇家狩猎已经融入整个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中。73它不仅是皇权在国内消费生活中的象征，也是国际外交的一部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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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主题很常见，但马克西米连·杜兰德（Maximilien Durand）认为，两个着检阅服的皇帝形象与另一件丝绸，即冈瑟裹尸布（Gunther’s Shroud，又称Gunthertuch）上的形象最为相似，后者被认为描绘的是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Jhon I Tzimiskes，969—976在位）971年征服罗斯后凯旋的场景。75他认为这件莫扎克的丝绸很可能是在庆祝965年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Nikephoros II Phokas，963—969在位）两度打败阿拉伯军队，或庆祝1017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在位）打败保加尔人。76这使得这件丝绸的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甚至10世纪，比此前穆特修斯（认为是8世纪）和德罗齐埃（认为是9世纪）的观点要晚。但杜兰德也注意到，赞同这一观点的人很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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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猎杀的狮子在这一时期具有很复杂的象征意义，丝绸之路上的很多文化都有这种图案。“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牲畜的掠夺者，以及具有传奇力量的敌人，狮子一直被神话包围。”78它可以代表国王的权力或者国王最强劲的敌人——无论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艺术家们一直在描绘人类的君主与无所畏惧的野兽之王之间类似宗教上的联系，这在阿卡德印章中的吉尔伽美什纹样、赫梯人的狮子大门和表现国王与狮子搏斗的亚述浮雕中都有体现。”79尽管亚洲狮在1千纪之初就已在欧洲灭绝，但从南欧、地中海沿岸，到阿拉伯半岛，东至波斯、中亚和印度都发现有它的踪迹。狮子王座出现在贵霜钱币、萨珊钱币和岩石雕刻上。80虽然在东亚和东南亚没有发现狮子，但人们在1千纪初就开始描绘狮子的形象。佛教很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在佛教中，狮子是孔武有力的护法的象征。它被描绘在佛寺的入口处或佛像侧边。而在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狮子象征着动乱，杀掉狮子就意味着维护政治稳定和平定内乱。在基督教的语境下，圣人被描述为摧毁这种叛乱力量的猎人。“最初看似世俗的贵族形象被加入一个经升华了的宗教和保护主题。”81拜占庭人与所有这些文化都有密切关联，他们继承了狮子的象征意义。毫无疑问，他们还将它改造，以适应自己的文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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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猎人丝绸上表现的其他场景也有一些讨论。第六章讨论了丝绸之路上马在很多文化中的重要性，此处我不再重复。但我注意到，这件丝绸上的马具与于阗木板画的类似。于阗的马尾被系上了，这里的马尾上也系有一条丝带。这种饰以丝带的动物可以在萨珊金属器和印章上看到，不过丝带通常系在脖子上。另外，猎狗在欧亚大陆十分普遍。它们常见于皇家狩猎和鹰猎的图像中，尤其是灰猎狗（Greyhound）和萨卢基狗（Saluki）。这件猎人丝绸上的两只狗看起来并不是这两个品种，83它们可能与中世纪的欧洲猎獒阿兰（Alaunt或Alans）相似，这种猎狗以能抓住所有猎物而著名，据说被阿兰人从北高加索带至欧洲。阿兰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中的很多人在4—5世纪时西迁至法国、西班牙和北非，因此这种狗在欧洲被称为阿兰。84诺里奇的爱德华（Edward of Norwich，约1373—1415）翻译了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1331—1391）对这种猎狗的记载：“猎獒会欢快地奔跑，会咬伤马。它们会朝牛、羊、猪跑去，也会向所有其他野兽、人类或其他猎狗跑去。人们看到猎獒会咬死它的主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猎獒是奸诈且邪恶的，比其他品种的猎狗更愚笨、更鲁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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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丝绸的图像中最突出的是马镫。4—5世纪，东部草原、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骑马者在描绘中都佩有马镫（见第六章）。86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首次提到马镫。一些学者认为该书著于6世纪晚期。《战略》表明马镫是随着草原上的阿瓦尔人（Avar）传播的。87但穆特修斯指出，尽管如此，其他保存下来的展现狩猎场景的丝绸上都没有马镫。88除了普尔-伊·瓦孟银盘（Pur-i Vahman plate），马镫在表现狩猎场景的萨珊金属器中也很罕见。89这种情况可能是延续旧有的狩猎纹范本导致的。伊尔凡·沙希德（Irfan Shahid）认为，有证据表明熟练的骑乘者也许不需要马镫，无论是为了骑乘时稳定身体还是为了上马，因为他们可以跳上马背。90在这件丝绸制作的时期，现实世界可能开始影响到这些传统的主题，因此纹样上出现了马镫。这或许也可支持猎人丝绸年代较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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