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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卷的第二份文献也是基于观测的，两份文献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42它完整地呈现了从中国观测的天空，包括1339颗星和257个星官，描绘了整个天空中一连串的星图。43其中的12张时角图（图32）采用伪圆柱投影法，1张环极星图（图33）采用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法接近于9个世纪之后由荷兰地图制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发明的“墨卡托投影”，这种投影方法从此被用于绘制全球地图。这些星图非常重要，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绘星图，而且精确度很高。44与云气形状相同，这一部分也参考了中国3位古典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和巫咸的著作，他们是早期的天空观测者，创作了描绘星象的参考书。三位天文学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色/黄色）来标记，而且旁边写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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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一张时角图。大英图书馆Or.8210/S.332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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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环极星图。大英图书馆Or.8210/S.332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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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我们认为第二份文献是科学的，而把云气占卜的文本归于迷信的范围内，但第二份文献在当时也是用于占卜的工具，作者和其他人会认为两份文献属于同一类型。除了赤道带，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数量众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与实际物体和中国的人物有关。从古典天文学家的时期开始，这些名字就被用于占星术了。三位早期天文学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共同流传于整个汉代，后来被三国时期的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整合到一起。出于占星的需求，将每个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学派的传统被保存下来。每张时角图中的左侧文字描述了中国年的12个月份，而且给出了相关的星象预测。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齐之分也”。这并不妨碍这份文献具有科学价值，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认为，“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占星，但科学的度数符号显示它们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尽可能地追求精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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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希腊的很多故事与星座相关一样，中国古代的星官也有许多故事可讲。很多故事广为人知，有些还成为节日的核心。46所以，尽管普通民众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但很多人还是能够辨认出天空中的一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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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件版印历日一样，星图也有潜在的颠覆性。它们的制作都由中央控制，并且中央对天文知识的控制很可能比在历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过840年颁布的法令显示这种控制出现了漏洞。此前彗星数次出现，其中还有哈雷彗星。47法令要求从事天文工作的官员和他们的属官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政府的其他人员。尽管历日是不受政府许可的文献，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制作是为了出售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而星图的制作还存在很多谜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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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纸和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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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件版印历日，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它是纸质的。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汉人发明了纸这种材料，9世纪时造纸术得到完善。此时造纸的技术已经沿着贸易路线西传至塔里木，最远到达阿拉伯世界。在四川、敦煌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塔里木的于阗国很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造纸中心。但制作精良的纸由不同桑树的长纤维加上大麻、苎麻和其他能在当地找到的纤维制成，通常还是出自中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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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纸用模子抄造的方法制作（图34）。50纤维被捶捣至变软，然后和水混合形成纸浆。这一过程有时会添加浆料，如浆粉，使纤维保持悬浮以增加它们的黏合强度。浆粉还是完成后的纸张的填料。长方形抄纸帘的框架由窄木条或竹条制成，上有用纤细的竹条、芦苇、麦秆垂直编成的帘子，并用大麻或马鬃制成的线固定。造纸工人将抄纸帘斜向下放入纸浆中，捞起后摇动抄纸帘使纸浆均匀分布在帘上，待多余的液体流走、剩下的纸张变干后，纸就被揭起制成了。竹条或芦苇，以及系带的纹样会在纸上形成压痕，分别叫作条纹印痕（laid line）和纬线印痕（chain line）。这些印痕在把纸张举起来对着光时可以看到。6或7世纪时，中国的造纸工匠在帘上加了一块精细的丝布，避免了压痕的形成。另外，由于造纸过程中纤维被捶捣变软，所以不同类型的纸很难被区分，即使在显微镜下也是这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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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绘有造纸过程的版画。采自《天工开物》（16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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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纸的一面经常被拍打，然后经砑光形成光滑的表面，即纸张的正面，以便于书写。有时纸张会被染色。此时最常见的染料之一是以小檗碱为主要成分的染料，由黄檗（Phellodendron amurense）的树皮制成。52它不仅能给纸张上色，还具有防水、防虫等特性。印度、中国用的墨是碳墨，它耐久、耐腐蚀、不易溶解。抄本上的文字通常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有时也使用木笔替代毛笔，尤其是在较晚的时期。一些好的抄本是由抄写员在缮写室中准备好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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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印刷，首先抄写员要在一张非常薄的纸上写上文稿。然后一块硬木板会被切割成与纸张相同的大小，纸张被打湿并将有字的一面朝下放在木板上，墨就会透过纸张渗透在木板上。随后技艺高超的刻工把汉字以外的部分挖掉，使汉字以反字和浮雕的形式呈现，木板则成为雕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在雕版上印刷了，即在雕版上刷上墨，再把一张新纸置于雕版上，用干刷子轻轻地刷印，这样汉字上的墨就转移到纸上了。这个过程可以多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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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技术看起来效率较低，与活字印刷术相比缺乏灵活性，但对汉字这种非字母文字而言，它实际上更高效。刻一块板子所花费的时间比寻找和放置活字所需时间要少。54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活字印刷术也被用于印刷采用回鹘文书写的古突厥语。55回鹘文采自粟特文，后者以阿拉米语的辅音字母为基础。传统认为，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人发明了泥活字，但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名大英博物馆的观众王云五（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看到了印刷的历日，并认为来自四川的历日残片是使用泥活字印成的。56然而，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之后，我们又发现了14世纪朝鲜使用的金属活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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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诏令下，971—983年间《大藏经》在西南地区被首次雕刻印刷，证明了西南地区作为印刷中心的重要性。此次印刷共使用了13万块雕版。58但那一时期的雕版并没有保留下来，现存最早的一套雕版是13世纪受高丽王朝（918—1392）委托在朝鲜半岛印经时使用的，现在被保存在韩国的海印寺。它由81,258块雕版组成。而现存最早的印经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年代很可能在8世纪早期（751年之前），它被存放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59发现于1966年。60该经文印在一张桑皮纸经卷上，宽8厘米，长630厘米。另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770年前后在日本印制的，部分尚存至今。这份经卷在孝谦天皇（749—758在位）的命令下被印成100万份，每一份都保存在一座小型木塔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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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像许多其他技术一样在整个欧亚大陆广为传播。与在中国类似，历日和宗教文献在欧洲也是最主要的两种印刷品。占星术也在欧洲流行，尽管遭到基督教的严厉谴责。62德国的印刷术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8—1468）在印制他的著名的《古腾堡圣经》之前印了一本历日。16世纪，存有法国占星家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chel de Nostradame，1503—1566）的历日的书商曾被刑事起诉，因为诺特达姆的预测被认为会对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的统治造成威胁。但这些历日仍然很流行。在英国，圣经和历日是最畅销的印刷品。1649年，最受欢迎的年历，即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的《英国梅林》（Merlinus Anglicus）被印制3万份。631775年，一起反对王室垄断年历印刷的案件在英国法庭上胜诉了。64如同中国的历日，欧洲历日中也有包含日历在内的各类信息，大多数与占星术、预测未来和其他流行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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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章所讨论的这件历日是通过雕版印刷印在纸上的，印刷者很可能受到利益的推动，为了售卖而印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历日，如果历日是由私人印制的话，那么制作雕版所花费的精力和金钱成本也必须被销售利润覆盖。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成本金额。现在的问题是，该历日是在哪里印制的？它是在敦煌制作还是被一名旅行者带去的？如果是在敦煌印制的话，那么纸张和木头也是当地的吗？为什么此时的敦煌没有更多这件历日的印本或其他印制的历日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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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林奈（Lionel Giles）首先将这件历日的年代定为877年，并由此推测它是在876年末为新年而制作的。66那时的敦煌被张氏统治，张氏于848年从吐蕃人手中夺取了敦煌——吐蕃人统治敦煌将近一个世纪。该地区仍然使用多种语言，以藏语为通用语。67851年敦煌使节到达唐朝都城，敦煌和中原的联系得以恢复。68但当时统治中国的唐王朝因叛乱而衰落。914年，曹氏从张氏手中夺取政权。现存的10世纪在敦煌印制的祷文和佛经，正是由当时统治敦煌的曹氏赞助的，有的还署有雕版刻工的姓名“雷延美”。69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前当地有印刷品。此外，如华澜（Alain Arrault）指出，制作我们这件历日中的日历所使用的方法与敦煌制作日历的方法不同。因此，这件历日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生产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敦煌只是一个相对狭小和遥远的边缘地区。吐蕃统治这片地区期间，没有证据显示有藏文文本的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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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件历日是在哪里印制的呢？如上文所述，我们在敦煌发现有来自都城长安和西南地区的印制文献。后者的地位更重要。在西南地区制作的手抄经卷也被带到敦煌，例如上文提到的《陀罗尼经》。《陀罗尼经》的印刷本在藏经洞中也有发现，其年代为868年。这本经书展现了非常复杂的印刷技术，它很可能是在西南地区生产的。835年的官员奏议提到，该地区印刷的历日数量激增。这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观点。但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例如对纸张的分析结果，一切仍然只是猜测——这件历日也可能制作于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