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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48 这件历日又是如何到达敦煌的呢?或许一位旅行者在它印制的那一年把它带到敦煌;或者它被用作之后历日的制作范本或教学模板;又或者它只被当作废纸。和许多古物一样,它的历史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只能够依靠推测来填补一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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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50 几乎可以确定,它在最初生产时只被视为短暂流行的产品,因为它只能使用一年。此后的大多数历日应该都被丢弃了。我们看到纸张被重复利用,例如,用来修复其他流行时间较长的文献,或给一些物品做衬里,如经书封皮和鞋底。日常生活中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重复利用的方式,例如用于清洁或者用作厕纸。而这件历日得以保存下来,就在于它被发现时的存在形式:它不是一件完整的物品,而是两个不完整的部分,被分别粘到另外的纸片上。这些纸张的另一面上有字迹,包括一份契约的卷尾,上面写有一名“雇人”和两名“见人”的姓名。这两个部分都提到一个叫“翟”的男人,其中一份文本的一行字用黑墨写着“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写为”,最后一个字用朱书修改了,原字为“书”。后面有一短行也是红字:“报麴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另一份文本有四行,其中一行为“翟都头赠送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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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52 “翟”几乎可以确定是翟奉达(约883—966),一个10世纪早期负责制作日历的当地官员。在敦煌发现了几件由他制作的日历,但都是写本。70他可能使用一些经他书写的草稿残片来延长一本已被翻阅了很多遍的历日的生命。这份历日是在他出生前6年制作的,他得到它之后就让它脱离了被摆放在书架上的命运,并将它当作一本参考书保管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并没有解释它是怎么样从877年保存到翟奉达发现它的那一年的。不过我们知道翟奉达奉命制作历日,或许他的老师首先注意到这件历日,把它当作参考书收藏,并在之后将该历日传给了这位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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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54 有一些证据显示,敦煌藏经洞里有僧人自己的写本。可能翟奉达的藏书也在他死后被放在这里,也就是藏经洞被封闭前的数十年。71因此,与历日放在同一捆中的其他文献可能也属于翟奉达,其中包括一张印有佛像的纸和梵文《陀罗尼经》。72尽管翟的历日只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印本应该也有制作,或许丢失已久,又或许他更喜欢将该工艺用在自己使用的日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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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56 翟的其中一份日历写本很可能是956年的,被送给当时的敦煌统治者曹元忠(944—974在位)。73如上文所述,此时敦煌印本受曹氏资助。有趣的是,《金刚经》以册子本而不是经卷的形式装订,更像近代的书籍。这是此时敦煌在书籍装帧上的发展。这种版式的使用可能反映了曹氏对技术变革的兴趣。但这也是一种相对小的版式,其尺寸为14厘米×10厘米,需要较小的雕版和比印经卷要小的纸张(经卷的纸张大小为30厘米×56厘米)。74纸张很粗糙,几乎可以确定是当地生产的,其印刷质量远不及868年的《金刚经》。所有这些都表明敦煌此时已经有了印刷术,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还落后一大截。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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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58 接受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要有需求和技艺。技艺往往是外来的,有时需求也一样。雷延美可能曾经在某一个印刷中心(例如西南地区)当学徒学习雕版印刷,之后来到敦煌,在曹氏的资助下担任官方的雕版刻工。或者他可能是当地人,受教于一位外地的雕版刻工。祷文的印制相对容易,每张纸只需要两块雕版。历日则比较复杂,或许翟奉达希望通过被他保存的一份历日的范本,来说服曹氏委托雷延美把技艺用到历日的印制上。但是,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一样,曹氏很可能希望限制人们接触历日,因此并不想鼓励它们的印刷和传播。如果他的办公场所只需要一份历日,并且只有另外少数几份需要分发的话,那么花费金钱和精力来制作雕版几乎没有意义。76印本历日的不足可能表明敦煌缺乏私人印制,至少表明政府机构更加严格控制它们的产量。77曹氏资助的历日印本与写本的同时存在或许表明了这一点,但这也说明了技艺和技术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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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60 我们这件版印历日的年代是翟奉达将他的日历送给统治者之前80年,但这件历日很可能是由翟奉达自己保管和修复的。这一时期的印刷术尚未成熟,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此前敦煌有印刷品,这表明这件历日不是在敦煌制作的,而是在一个8世纪时印刷术已经较为成熟的地区印制的。那么,其产地就应该是中原地区或西南地区。它是何时、通过什么方式到达敦煌的呢?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但它由于翟奉达的兴趣而被保存下来。可能是在他去世的966年前后,它与翟奉达的其他写本和文献一起被放置在城镇东南的佛教石窟——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仅仅过了几十年,藏经洞就被封存了。它一直在那里,直到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并重新开放。从那以后,它的经历就比较容易探查了,但它带我们走上的欧洲和皇家收藏之路有时也是曲曲折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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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66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向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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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68 1900年6月,王圆箓(1849—1931)偶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他自命为保卫者和保护者。此事经常被学界讨论。78另一件事却很少被提及,那就是王圆箓和他的工人在藏经洞被发现后的几年内把洞中的东西搬出来至少三次。第一次是为了“寻宝”,第二次他们搬走了石刻,第三次他们把材料送到政府妥善保管。791907年,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是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第二次。此前,藏经洞中的材料已经被扰乱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材料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摆放的。由于没有更早的记录,我们只能推测它们最初的排序。王圆箓最早给斯坦因看的是一堆文献中放最上面的材料。“成捆的多种语言的文书、帛画、还愿文,还有各式各样的纸张,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特别的价值。这些文献显然是由于不再使用而被存放起来的。通过观察它们不规则的形状和捆扎的方式,我很快就能将它们与形制统一的汉文或藏文佛经写卷区分开来。幸运的是,正是它们的不规则形状,才让这位道士(王圆箓)在堆放我称之为‘图书室文件包’的书堆时将它们放在顶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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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70 斯坦因说服王圆箓至少对藏经洞做第四次清理,把成捆的文件放在走廊外面,以便斯坦因和他的中国助手蒋孝琬(1858—1922)把这些文件都浏览一遍,找出非汉文和非佛教的材料。然而,他们只有几天时间,几天之后王圆箓已经把成捆的文件搬回藏经洞,他们只能满足于已挑选出来的材料。一笔钱易手了,之后被王圆箓用来修缮藏经洞外边的客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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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72 这些材料被打包成12箱。斯坦因最初计划把这些箱子安放在敦煌的衙署,他则继续向东探险,回程时再取回箱子。但当听说当地发生了动乱,而且可能还会有军事介入时,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他带着这些箱子去到邻近的安西(今酒泉市瓜州县),把这些箱子放在安西的衙门里“一个通风性好、易于看管的房间”。很多大的圆木放在“砖上,把这些珍贵的箱子垫起,让它们远离地面。易卜拉欣·拜格负责看管,他每周都会把这些箱子搬到太阳下,以免潮气侵袭箱中的文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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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74 斯坦因离开敦煌一个月后,当地民众发动了抗税起义,烧毁了衙门。83斯坦因利用动乱,派蒋孝琬带着4匹骆驼回到藏经洞遗址。蒋孝琬又在那里获得了230捆文件(3000卷),并将这些文件与其他文件一起放在安西。4个月后,斯坦因一回来就拿走了这些箱子。它们被装在4匹骆驼身上,斯坦因开始向他的探险旅程的最后一站出发。11月初,他将这些文物连同装在另外4匹骆驼上的发现直接运到喀什,东西由那里的英国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负责安全保管,斯坦因则继续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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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76 1908年6月9日,斯坦因在于阗重新见到这些箱子——马继业将他们送到于阗。在尼亚兹·哈基姆·贝格(Niaz Hakim Beg)的花园里,所有的文件被重新打包,准备运送。我们不知道这时他们是否遵循了这些箱子最初的打包顺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历日应该是放在91号箱,可能是蒋孝琬再次访问敦煌时所获得的那一批。在斯坦因所有关于探险的出版物中,他都没有提到这件历日。由于这些箱子的旅程长达“13,000千米,途中要在骆驼、牦牛、矮马背上翻越高山、穿过冰川山口,接下来还要由马车、火车和轮船运输”,84所以这次打包非常仔细。打包期间,蒋孝琬准备了一份装船目录①,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敦煌汉文文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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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78 在提拉·巴乌的看管下,93箱文件经冰川口于8月1日到达喀拉喀什河上游的苏盖提乡,并在那里等待斯坦因。869月27日,斯坦因又回到箱子的运输途中,但他当时受了严重的冻伤——这是在他抵不住热情去拍摄大雪覆盖的昆仑山时落下的。87经过4天的行程安排和结清宿营床位费后,斯坦因在9月30日重新出发,继续这趟不得不走的旅程。他并没有和箱子一同启程,而是让辛格负责看管它们,直到1909年1月20日从孟买乘船到达伦敦(其间他在意大利停留探望家人),他才和这些箱子重逢。他在孟买时得知这些箱子已经在几天前安全抵达大英博物馆。88这件历日在峭壁上的洞穴中存放了900年,却在10年之内去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并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中找到了一个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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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84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博物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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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86 将这些箱子转移到博物馆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尽管斯坦因将它们送到大英博物馆印刷品和绘画部的保管员手里保管,但这个部门并没有同意接收它们,最初还将它们转移到印度事务部。箱子后来又被放在伦敦市中心的白厅。89斯坦因的助手弗雷德·安德鲁斯、休·伊夫林·怀特和麦克唐纳小姐在白厅着手检查并开箱。斯坦因继续游说博物馆的理事和任何他认为能够起作用的人,希望在博物馆获得工作空间。如果大英博物馆不同意,他认为也可以选择大英博物馆在肯辛顿(Kensington)的自然历史分馆或者牛津市的阿莫什林博物馆。如往常一样,他的坚持奏效了。在白厅印度事务部打开的25个箱子得以重新打包,8月5日这些材料被运到大英博物馆。90安德鲁斯着手预定玻璃存储柜并固定好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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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88 1909年10月,两位新助手约翰·珀西瓦尔·德洛普先生和洛里默小姐取代了怀特先生和麦克唐纳小姐。91截至1910年1月,他们已经打开了37个箱子。92部分材料被分送给各类学者鉴定和研究,其他材料还处于保管状态。这是在为材料分类、进入博物馆藏品体系做准备。斯坦因的探险是由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资助的,所以他的藏品理应被分成两份。例如,应将敦煌汉文文书送到大英博物馆,大多数敦煌藏文文书则放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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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90 这些材料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10年由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和绘画部策划的,展品还包括斯坦因藏品中的一些绘画,但没有写本。93还有一些绘画和写本在1911年被送到伦敦南部的水晶宫,在“帝国节日”展览的印度部分展出,但这些展品中并没有这件历日。94此时,为了让伯希和(Paul Pelliot)完成他的目录,数百件敦煌汉文经卷被送到这位法国汉学家的手中。95同年4月,他访问大英博物馆检查了这些材料,翟林奈“从汉文写本中挑选出一部分给他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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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92 191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东方印刷品和绘画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此前是印刷品和绘画部的助理保管员,此时成为这个新部门的主任。而之前在印刷品室工作的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成了他的助手。比尼恩为理事编撰月度简报。在1913年8月的月度简报中,他提到了敦煌绘画:“斯坦因藏品中的两幅绘画被裱成立轴,另一幅画已经清理干净,并为装裱而专门修复。”97从那时起,大多数月份的简报都提到这些绘画。我们从斯坦因那里得知,在“西德尼·科尔文(Sidney Colvin)亲切的指导”下,那些紧扎的画被打开了。98而在1914年5月的简报中,比尼恩首次报告了对写本所做的工作:“200件汉文经卷已被检查并编号。”此后据报告,6月是“大约500件”,7月是60件,8月是550件,9月“对斯坦因藏品中的汉文经卷的分类和编目工作仍在进行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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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94 1914年在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北馆中有一个重大展览,英国国王和王后为展览开幕。其中展出的就有一件历日,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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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84796 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间这件历日一直都在大英博物馆,而其他写本和绘画则在展出或被送到世界各地的学者手中,因为没有记录表明这件历日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鲁斯和洛里默为了完成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在大英博物馆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分配,压力越来越大。101由于担心燃烧弹可能袭击博物馆,在2月至5月之间,印刷品和绘画部的藏品由火车运往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很多文物和钱币则被转移到霍本(Holborn)和牛津街之间的一个伦敦地铁新段内。102然而,斯坦因的材料还留在伦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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