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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保护方式是出于好意的，但人们此后才明白这层托纸又对藏品造成了新的伤害。一旦把画卷起来，托纸就会比原来的纸张伸展得更多，因此对原纸产生压力。如果托纸和原纸的重量和类型差异很大，那么这种压力会更大。114在托纸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之前，很多对12世纪晚期敦煌材料的保护修复都面临着把这些托纸移除的问题。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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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当时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的写本和印本，包括这件历日，以及东方写本和印本部的其他敦煌汉文材料都成了大英图书馆的藏品。它们在博物馆的登记编号被保留下来，并加上“Or.”（Oriental的缩写）作为前缀。1981年，前东方写本和印本部的藏品离开了伦敦市中心的牛津街，被运到斯多尔大街（Store Street）的新馆舍。当时为存放这些敦煌经卷而设计制造的柜子直到今天仍在使用。1982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1858年建立，归英属印度所辖）的藏品也被转移到大英图书馆，归大英图书馆管理。1990年末和1991年初，斯多尔大街的藏品被运到黑修道士路（Blackfriars Road）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楼。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包括在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如IOL San 1446，即一张印有佛像和梵文的纸。在藏经洞里，这张纸可能与这件历日是同一捆文献。1997年，这些藏品又被运到大英图书馆在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专门修建的地下库房里，直至今日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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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国学者已经公开发表了这件历日，还有人在2001年解读了全文。116这件历日被视为优先保护的对象，2002年大英图书馆东方保护修复工作室重新对其保护修复。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不合适的背纸所带来的压力了。多亏大英图书馆东方保护修复工作室的主任彼得·罗森（Peter Lawson），他与中国和日本的同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这次修复使用了日本桑皮纸（Kozo Paper）和糨糊等与原作接近的材料，而不是西方的纸张和胶水。117他们努力让这件历日回到最初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背纸被揭掉后，他们用色彩接近原纸的日本桑皮纸和小麦面粉做的糨糊大面积修复已经开裂的纸张。卷首和卷尾处的10世纪托纸也被去掉了。经辨认，一片与日历背纸粘连的碎片应该属于缺失的第二个月份，它也被还原到原来的位置。托纸和已修复好的历日现在被分成数片，封装在数个大型透明的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作为商品时的名字通常是聚酯薄膜）塑料板里。118这些塑料板被保存在一个文件夹内。2002年5月，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赞助的国际敦煌项目工作室将新保护修复的历日数字化，自此历日的图片可以在网上免费观看。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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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这件历日在大英图书馆的一个展览“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和信仰”上公开展出。1202014—2015年，它又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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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非常感谢华澜对本章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感谢他对这件和其他日历、历日的全面研究，我可以全面地借鉴他的成果（尤其参见Arrault and Martzloff 2003）。翟林奈基于文本中的三点判定了这件历日的年代（L. Giles 1939: 1034，亦见下文）。所有的错误、误解和遗漏都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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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日（almanac）”一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华澜对年历和像这样含有占卜方法的文本做了明确的区分。然而，我认为与年历一起被发现、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的“日书”，标志着历日的开始，我认为历日是日历、占卜书和其他文本的结合。此处采用Wilknson (2000: 172) 的观点。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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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林奈指出，“印刷术的发明对佛教徒来说应该非常有用，他们无需太多的麻烦和成本，就可以积累大量善业”（1939: 1031）。整张纸的印刷可能受到已经存在很久的捺印佛像的影响（McDermott 2006: 7-12）。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亦见Barrett (199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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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不知道历日市场的大小，但反复强调的法律禁令为我们提供了间接证据，历日至少在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是有市场的。见下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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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典哲学家孟子用的一个词。最近对此的讨论，见Nuy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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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hitfield (1998: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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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tzoloff (2009: 64-66) 指出，二十四节气中只有三个专指农事，其他是天文和大气现象（其中很多现象，例如天气，当然也与农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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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berhard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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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自湖北荆州周家台（Arrault and Martzloff 2003: 85）。中国西北的敦煌其北部的城墙还发现有1世纪的残缺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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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rrault and Martzloff (200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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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 Harper (2016), Raphaels (2013: 203-212, 412-421). 2013年在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启动了一个研究这些文本的国际研究项目。见人文科学国际联合会，“研究项目——早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和算命书：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写本”，2013年7月5日最新更新，www.ikgf.uni-erlangen.de/research-projects/techniques-and-practices/popular-culture-and-books-of-fate-in-early-chin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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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最早的出自睡虎地，年代为公元前217年。亦见同在湖北省的九店楚墓（Loewe and O’Shaughnessy 1999: 847-848; Wilkinson 2000: 173,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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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onald Harper (2016) 使用了“occult miscellanies”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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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ilkinson (2000: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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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ylan (1994: 83-145); Ess (1994: 1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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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谶”由基于对经典的深奥解释的预言构成，纬书由谶构成。预言的范围包括皇帝的兴亡。“纬”指纬线，而儒家正统经典叫作“经”，对应经线。进一步的讨论，见Whitfield (1998: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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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hitfield (199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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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中国书籍审查条令的调查，见安平秋、章培恒（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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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hitfield (1998). 七曜历，谓“日、月、五星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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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封肃写的奏章，Tsein (1985: 151)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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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上所述，尽管墓葬里发现有历日，例如马王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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