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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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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顺便举两个例子，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我参加福兹堡会议时，看见了［本·］图罗克和其他人，毛尔维 ［·卡查利亚］去了福德斯堡的一户人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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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在佛雷德道普（Vreded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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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佛雷德道普。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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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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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他说：“有人今晚要来住这里。你能给他提供住宿吗？”他们很尊敬毛尔维，就很热情地答应了。那天，我穿着一件工作服，而且平时也不怎么梳头发[44]。我去了这户人家，地址我是知道的（毛尔维给了我房子的地址）。我要告诉他们晚上我会过来住宿。我敲敲门，一位妇女走了过来，她开了门，然后说：“哦，您有什么事吗？”我说：“毛尔维安排过，他要我住在这里。”她说：“我们没有房间了。”然后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笑声］，知道吧？因为她看到的是一个野蛮粗鲁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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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1962年8月5日被逮捕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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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豪维克（Howick），对，就是在豪维克——一辆福特V8轿车超了我们的车，里面的人命令我们停下来。停车的时候，他们选的位置特别好。左边是很陡的河岸，像这样的［做手势］。而我就坐在向左的位置，在左边。那时候我身体特别好，什么样的墙都能爬上去。我看了看后视镜，有两辆车停在那里。然后我就想，如果逃跑就太荒谬了，他们会开枪打死我的。我们停下了车。一名男子走过来——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没有穿制服［穿便衣］——他直接走到我旁边，然后说：“我是福斯特警官。”然后让我们看了他的搜查令……他的一切行为都很合理——非常非常合理，而且他还很有礼貌。他问我：“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说：“大卫·莫察马伊（David Motsamayi）。”他就说：“不对，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吗？”我继续坚持：“不，我是大卫·莫察马伊。”他说：“你肯定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45]。”我要逮捕你，而且你得掉头回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我说：“好吧。”他接着说：“……少校要坐你的车，他坐后面。你直接开回去吧。”就这样，我们掉转了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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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有一把手枪，但是没有许可证。我把枪拿出来，放在司机座位和我的座位之间。两个座位虽然是隔开的，但是下方是连在一起的。两座位中间有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空间。我把枪塞了进去，还塞进去一本笔记本。在和后座的少校说话的时候，我把枪拿出来又放进去，放进去又拿出来。我也想过，拉开车门滚下去。但是，我不清楚河岸到底还有多长，河岸上有些什么。我对那边的地形不熟悉。后来我想，不行，这可是赌运气，我还是跟警察走吧，以后再找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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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0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遭扣留但却可以回办公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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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那儿，偶尔会到楼下咖啡馆去转转，买点东西。有时温妮会来看我，跟着我的警察有几次就把头转了过头。我们之间有君子协议：我不会逃跑，以免给他带来麻烦，而他给我适度的自由，如果我逃跑，这种自由就没有了。”出版方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后来你说你很想尝试逃出去。是不是你的思想有所改变，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义气与原则在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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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你知道吗，这可是个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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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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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我的意思是，按照犯人的身份来讲，我会抓住一切机会逃跑。但是在和某位值得尊敬的人打交道时，我不愿意连累他，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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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达：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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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诉诸武装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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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作为权威人士，总会有走向……公众，领导组织进行战斗的阶段。公众是很有说服力的。你有了一个想法，而且直觉告诉你这个想法很正确，但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人民，他们很强大，能够收集到各种事实，而且能够把这些事实系统化，他们会动摇每一个人，你的想法就很难实现了。如果你想采取行动，而且也确定此次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就要直面这种形势，要去实施。这不是违反纪律。但是需要选好机遇，确保历史会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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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腾格尔：我想让你谈谈组建MK ［民族之矛］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46]。在瑞佛尼亚审判过程中，你已经作过简要的描述。你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几年里，你和一些同志已经达成一致，认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发展的呢？是不是先私下里和大家讨论，然后由工作委员会作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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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不是。事实上，我是先和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商量了一下。1953年他要出国，我对他说：“到中国以后，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组建军队。”接着我就在索菲娅城（Sophiatown）作了演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武装斗争是正确的策略[47]。转入地下斗争之后，我就和沃尔特同志讨论了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来。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们最后在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摩西·考塔尼——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当然也是工委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各项严酷的措施，因此现在不能继续用老方式进行斗争[48]。但是，困难让你们变得全身瘫软，你想谈论革命，想谈论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更有创造性一些，更坚定一些，我们一直使用的老方式还是有空间的。你的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帮助敌人屠杀人民，你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就这样，他很快否定了我，然后接着以极快的语速说起来，而且所有人都支持他。后来，我和沃尔特讨论了这件事……当时反对意见太多，他连一句话都不敢说。［笑声］他的确熟谙外交手腕，不过他这个人很值得信任，和他一起作决定的时候，他确实值得信任，非常可靠。所以，我们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很足智多谋，他跟我说：“我们得单独见他，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安排他来和你见面。”当时我已经转入地下活动。考塔尼后来来见我，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一整天。这一次，我非常坦白，我说：“你一直在做古巴共产党做的事情——他们也说过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你知道的，他们判断的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旧方法——革命形势怎么能由斯大林和列宁决定呢。我们要从自己国家的形势出发来作决定。按照南非现在的形势，我们是应该考虑发动一次革命，发动一次武装斗争了，人民都已经组建了军队，就要开始进行暴力行动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人民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也没有执行武装斗争决定的政治机构。而唯一可以执行这项决定的机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它可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你的看法依然是一位以陈旧的方式领导运动的领导人的看法，要知道使用旧方式时，我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作为领导人，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你必须得有些创新性，必须要改变你的看法。”为了挑战他，我说得很直率，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挑战他。他说：“我不会跟你保证什么，不过，你把这件事情在委员会上重新再提一次吧。”然后，在委员会上我就再次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这一次，他说：“他还是没说服我，不过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让他去做，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支持他。”我们走下讲台，会场里每个人都同意了。我们后来去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延格瓦[49]和其他一些人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清楚，还得争取酋长的同意，因为他把非暴力当成必须遵守的原则，而我则把其当做一种策略，当然在法庭上是不能这么说的……在叛国罪审判的法庭上，［我们说我们把非暴力当做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在合适的时候则会诉诸武力，那么就会在民众和国家面前留下漏洞。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避免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策略，当形势要求我们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时，我们就会采用非暴力方式；如果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再使用非暴力方式，我们也就不再继续使用。我们知道，酋长肯定会……反对，他确实很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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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记述了曼德拉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力量“民族之矛”（MK）的成立和转入地下斗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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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民族之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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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就说：“很好。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就委任你，批准你建立这个组织。也就是说，你，曼德拉，可以去组建这个组织了……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与其他人协调，与其他人合作。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就是为了执行非暴力政策；所以，只有通过召开全国会议，这个策略才能改变。我们要坚持执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政策。”之后，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决定还真不错。我们到了法庭上……当整个国家的人民在注视着这几分钟时……他们居然一点儿都没有支持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这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作决定。像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蒙提·奈克尔博士[50]这些领导人，他们都在喊：“让我们继续非暴力，摈弃暴力行动。”对于我提出来的论点，他们如果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他们就会说：“你去吧，去开创和组建那个组织吧。我们清楚你采取这个措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会惩罚你。但是别把我们牵扯进去，我们要继续非暴力运动。”国家和人民见证了这一时刻，他们［批准了］我们的决议，但是却没有接受我们递交的文件。而我们，作为辩护方，递交了文件后说：“这些能支持我们的观点。”这就是组建民族之矛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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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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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我们必须说明人数的多少决定于某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人数是不确定的，大多数人要出国接受训练。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在发动革命的地方进行培训会很有价值。但是，大家必须明白，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政府，一个很强大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依靠相关设施可以监控各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都能侦测得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让一少部分人接受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