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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席上还是没有声音。听众们开始窃窃私语，学识如此渊博的群体，又是这么大的案子，怎么就没人发问呢？什么原因令他们如此沉默？[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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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过去了，到第4分钟，始终没有任何大法官发问，科尔伯特不打算退却。她的策略很简单：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完全推翻宾州法案，要么干脆推翻罗伊案判决。“我国的历史与传统一直尊重个人的自主权，任何人都有权根据道德与良心信仰作出是否生育的选择。”科尔伯特说道，“我们的宪法一直承认公民在婚姻、家庭、育儿乃至避孕方面的私人自主权，终止妊娠及其实施与上述权利没有任何区别。”8分钟后，奥康纳终于用她悦耳的东部口音发言了，语气像一位幼儿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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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特小姐，你现在谈论的，在于是否适用遵循先例原则，维持罗伊案判决，”奥康纳说道，“然而，我们之所以批准你的调卷令申请，在于你提出了一些特别的问题。你是否打算在下面的陈述中提出这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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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特用了一番话回应，却没有列出问题。此刻，她可不愿让步，使限制堕胎与维持罗伊案判决这一更大的问题截然分开。肯尼迪也问道：“你不是有许多具体条款要质疑吗？请你提出来。”但是，科尔伯特继续扛着不问。对她来说，对凯西案的判决就是对罗伊案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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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周的大法官会议上，形势处于胶着状态。7位大法官——伦奎斯特、怀特、奥康纳、斯卡利亚、肯尼迪、苏特与托马斯——对宾州限制堕胎法案的大部分内容都持赞成态度，只有斯蒂文斯和布伦南打算推翻它。但是，即使在多数方内部也存在分歧。伦奎斯特、怀特与斯卡利亚准备推翻罗伊案，托马斯也预备加入他们。但是，要想彻底推翻罗伊案，必须凑够5票才行。可是，无论奥康纳、肯尼迪，还是苏特，都不打算走那么远。因此，在会议最后，伦奎斯特把撰写凯西案判决书的任务分配给了自己，他打算在判决书中鼓励各州在出台限制堕胎法案问题上放开手脚。事实上，这相当于变相推翻了罗伊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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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苏特决定下周伊始去拜访奥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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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4章 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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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般很难想象，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其实很少有私下会面的机会。伦奎斯特时代，9位大法官经常集体亮相。言词辩论期间，也即绝大多数星期一与星期三，大法官们都会在审判席上碰头，相互握手，并共进午餐。[95]星期五经常会有案件讨论会。散会后，大法官习惯用备忘录沟通交流，这些备忘录多由他们各自的法官助理起草。（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备忘录也开始电子化，但一般保留书面副本。大法官中，只有托马斯、布雷耶和斯蒂文斯能够自如用电子邮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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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非正式场合下，大法官们交往并不多，最多偶尔打几个电话，连到对方办公室转转的情形都很少。大法官们私下三五成群聊天的情形，每年最多一两次。从这一点上看，苏特穿过大厅去拜访奥康纳的行为，更显深意。有意思的是，苏特找的是奥康纳，而非别人。事实上，类似情况下，不仅是苏特，别的大法官都会去找奥康纳。在伦奎斯特法院，要想成为多数方，必须赢得奥康纳的支持。因此，几乎所有同僚都会不定期造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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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特在最高法院的第二年，他并不打算破坏保守派革命的核心理念。其实，保守派们当年推动对苏特的任命，就是为了让他推翻罗伊案判决，而这一次，苏特却打算挽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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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奥康纳，自己对首席大法官处理凯西案的方式并不满意。难道就不能找到这么一种途径，既能保住罗伊案判决的精髓，又能维持宾州法案大部分内容？苏特说，奥康纳过去撰写的意见书早就指明了这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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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对堕胎权的立场源自她对罗伊案判决的看法。1973年，布莱克门在法院判决书中写道：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范围之广，足以把妇女对于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权包括在内”，但堕胎权不是绝对的。当一州认为存在“急迫的州利益”，有必要限制堕胎选择权时，最高法院应认可该项限制。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关涉本州利益，必须对堕胎施加限制呢？布莱克门认为应以怀孕头3个月为期。他指出，在怀孕最初3个月，胎儿尚未成形，堕胎对孕妇一般不会造成伤害。在此期间，堕胎的决定和施行“必须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罗伊案判决书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的分析，而非一味偏重于女权。因为布莱克门以前做过明尼苏达州梅奥医院的总法律顾问，熟悉各类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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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妊娠继续进行，布莱克门写道，承载各州利益的法律保护的侧重点就移转至胎儿利益，而非女性权利。在头3个月之后，各州可以对堕胎实施限制，但仅能“以与母体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最后，“在胎儿能够自然存活的阶段”，各州可以限制乃至禁止堕胎，“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必须进行的堕胎除外”。从本质上看，罗伊案判决引入了一种弹性标准，前期更为注重妇女的堕胎权，之后依据胎儿发育状况，逐步对该权利施加限制。尽管如此，布莱克门仍然强调，在妊娠的任何阶段，对堕胎的任何限制措施，都必须保障妇女的生命与健康权益。在虽不著名但非常重要的多伊诉博尔顿案（Doe v. Bolton）中，布莱克门曾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该案针对的是佐治亚州一项堕胎法令，最高法院在罗伊案宣判当日也对此案作出裁决。在该案判决书中，布莱克门重申了医生的堕胎手术选择权，他指出，医生在决定实施堕胎手术时，“必须综合各种因素——身体、情感、心理、家庭因素以及女性年龄——一切必须围绕孕妇权益进行”。换言之，当女性健康受到威胁，无论处于妊娠哪一阶段，医生都必须选择实施堕胎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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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任之初，奥康纳对堕胎问题就持独立立场。1983年，最高法院的多数方意见书推翻了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一项法令，这是奥康纳出任大法官后接触的第一起堕胎案件。[96]该法案的目的也是限制堕胎，它要求妇女孕期3个月之后的任何手术都必须在医院进行，堕胎手术之前必须经过24小时等待期。在该案中，奥康纳提出了异议意见，她支持前述法案，并对布莱克门在罗伊案判决中的部分论证逻辑提出质疑。奥康纳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改善，以3个月为期划分孕期的方法已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孕婴在妊娠初期就有可能在体外存活，而即便在妊娠晚期实施堕胎，妇女的安全保障也大大提高了。她写道：“罗伊案据以成立的整体思路，显然正朝碰撞航向行驶。”接下来的几句话成为她大法官生涯中最著名的判词之一：“既然堕胎的医疗风险正逐步降低，一州立法的立足点也应从母体健康转向新生儿本身。既然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为胎儿的宫外存活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那么婴儿自然存活的时间就应从受孕那刻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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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提出一种全新的法律思路，以取代罗伊案判决中的裁判思路。她指出，各州有权立法限制堕胎，但不得对堕胎女性造成“不当负担”。奥康纳并未确切阐释“不当负担”是何含义，但她指出，根据这一标准，应当支持阿克伦市限制堕胎的立法。其实，说到医学知识，布莱克门要比奥康纳更有前瞻性。奥康纳的错误在于她把婴儿自然存活的时间无限延伸了。事实上，在罗伊案判决中，布莱克门已经写道：“自然存活通常在第7个月（28周），但也可能更早些，甚至在第24周。”即使进入21世纪，也就是罗伊案判决30多年之后，胎儿在孕育的第23周或第24周就能脱离母体存活仍是罕见的情况。（正常的妊娠期应该为38～4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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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介入争议性话题，奥康纳向来优先考虑政治层面的解决，而非借助最高法院。之前担任州立法者的经历，使她遇事倾向于支持行政机关的决定。奥康纳曾引用过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904年的一段判词，她写道：“在界定什么是州施加的‘不当负担’时，在我们处理一系列敏感议题时，我们必须对这样一句话铭记在心：‘民主解决争端的最佳场所是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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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十年里，奥康纳批判过罗伊案判决，却从未打算推翻它。1989年，最高法院在维持密苏里州一项禁止在公立医院堕胎的法案时，已接近于推翻罗伊案判决。在这起名为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案（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的案件中，伦奎斯特、怀特、斯卡利亚与肯尼迪都打算终结罗伊案。可是，奥康纳却阻止了这一进程，她写道：“当一州堕胎法案的合宪性问题转化为罗伊案本身的合宪性问题时，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认真检视罗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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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苏特拜访奥康纳时，她对堕胎问题所持的立场。她反对布莱克门在罗伊案中的判决思路，赞同各州议会立法限制堕胎，并谨慎地吸纳公众意愿。但是，“充足的时间”已经过去，她必须对罗伊案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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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凯西案的讨论会上，伦奎斯特已将多数方意见书撰写任务分配给自己，苏特仍未打算就此作罢。苏特不愿看到最高法院被直接卷入政治旋涡。尽管有些天真，但苏特仍然深信，确实存在一个与政治纷争绝缘的“法律”之岛。距离罗伊案判决已差不多20年，此时，最高法院已容许各州规制与限制堕胎，而且很少有人再去质疑堕胎禁令的合宪性。很显然，无论是从伦奎斯特在大法官会议上所持立场，还是从其正在撰写的判决书，都可以看出，他将发布允许完全禁止堕胎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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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赞同苏特的意见。与苏特相比，她的司法立场没那么神秘，但她敏锐的政治直觉却令二人殊途同归。在她看来，全国多数人已认可并接受了罗伊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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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一些东西确实引起奥康纳的反感。宾州法案的一些条款居然要求已婚女性告知自己丈夫后才可堕胎，这一点着实令奥康纳惊骇不已。上诉法院已经推翻这部分条款，但伦奎斯特却支持下级法院的异议意见。正是这项由萨缪尔·阿利托法官撰写的意见书大大激怒了奥康纳。她认为，该条款把父权主义与男性至上主义都发挥到了极致。要知道，奥康纳向来对女性歧视问题十分敏感（为避免种族偏见嫌疑，她经常用“非洲裔美国人”称呼黑人），她绝对不能容忍最高法院支持这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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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奥康纳与苏特在支持罗伊案判决的“实质内容”方面达成了共识，他们打算推翻宾州法案中的“通知配偶条款”。问题是，他们目前只有4票在手——他俩，外加布莱克门与斯蒂文斯，若想完全推翻宾州法案，还需要关键一票。他们知道，只有从一个地方可能弄到这关键性的第5票——托尼·肯尼迪的办公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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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最高法院大法官身份这一问题上，苏特与肯尼迪的态度截然不同。苏特为人低调，不喜争辩，讨厌关注度高的案子。肯尼迪却乐于让自己的判决见诸报端，热衷于充当公众人物。为了让自己的判词能被《纽约时报》援引，肯尼迪经常在电脑键盘前字斟句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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