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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天上午，克林顿反悔了。首先，据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报道，巴比特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欠下的巨额赌债，是黑手党帮他偿付的。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把提名的事告诉了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奥林·哈奇，后者认为巴比特要想通过确认将十分艰难。巴比特在环保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罪了不少西部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可能会报复——到时候，无论是巴比特的提名，还是克林顿为内政部选择的替代人选都将受阻。那段时间，几位西部民主党人一直推荐新墨西哥州议员比尔·理查德森接手内政部，但副总统戈尔却嫌理查德森不够“绿”，认为他不胜任该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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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克林顿只好放弃了巴比特的提名，尽管此时选择速战速决比按兵不动更合适，因为阻碍提名巴比特的那些问题并非不能克服。（《华盛顿时报》上的消息很快被证明是捏造的。）巴比特及其在内政部的继任者后来都顺利通过确认程序。整件事背后其实另有隐情。一直以来，克林顿对巴比特的态度可谓又爱又憎，因为这两个男人十分相像，都有一位才华横溢又野心勃勃的夫人。（克林顿已任命巴比特的妻子哈蒂·巴比特为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克林顿夫妇与巴比特夫妇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相互竞争关系，事实是，克林顿想借此方式提醒一下巴比特，到底谁才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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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怀特递交辞职信已有一个多月，克林顿仍未找到提名人选，甚至连个备选人都没有。克林顿终于决定妥协，4名政治家既然都不合适，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法官们了。毋庸置疑，克林顿当然有理想的法官人选。那就是阿肯色州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阿诺德绝对称得上联邦司法系统中响当当的标志性人物——学者型法官，中间派路线，赢得其同僚跨越政治派别的一致尊敬——唯一麻烦的是他与阿肯色州的关系。克林顿已提拔不少阿肯色州人出任内阁高官，这次要再提名阿诺德，就会有任人唯亲之嫌，更何况阿诺德的夫人在克林顿任州长时，就曾担任他的文化事务主管。其实，即便同在小石城，克林顿夫妇与阿诺德夫妇也不属于同一社交圈，两家也算不上密友，但是，脏水一旦泼来，躲都躲不过。克林顿最终还是画掉了阿诺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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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戈尔提出，小吉尔伯特·S.梅里特是不错人选，梅里特也是由卡特总统任命进入联邦上诉法院的，尽管没有阿诺德那么大名鼎鼎，但他在田纳西州时就是戈尔一家的好友。当时，克林顿正为提名拉尼·吉尼尔出任民权事务处主任的事闹得焦头烂额。在确认提名战中，有人声称她就投票权问题撰写过煽动性文章，反对者们还用“配额王后”的绰号嘲弄她。[119]任命一位像梅里特这样的南方白人男性，或许可以令克林顿重获中间派议员们的信任。克林顿派去调查的人反馈说，梅里特1960年代担任联邦检察官[120]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未必致命，却可能招致公众反感，梅里特最终也被认为是不合格人选。[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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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克林顿手头掌握的各类人选的背景资料已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一一亲自研究。部分推荐信来自行政分支内部，一些来自在外围提供帮助的律师志愿者，还有一些来自国会议员或者诸如“提案之友”（Friends of Bill）之类的庞大组织。与此同时，吉尼尔的提名也闹得沸沸扬扬，在确认那些文章确实由她操刀后，克林顿不得不撤回了对她的提名。吉尼尔事件直接影响了克林顿及其幕僚对大法官人选的选择。这次，克林顿认为应当提名一位女性，至少可以弥补提名吉尼尔惨败后带来的政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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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从名单上选出一个名字：贾妮·肖尔斯。“她怎么样？”克林顿问。克莱因迅速把她列入调查表，每个潜在候选人的姓名都得先被放进这张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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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尔斯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第一位女大法官，但在华盛顿法律界却鲜为人知，而且没有人——无论克林顿还是他的部下——知道她在宪法问题或其他事务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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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选变换得如此频繁，终于让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忍无可忍了，他直截了当地申明立场：“你们不要提名贾妮·肖尔斯进最高法院，人们根本不认识她！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克林顿笑而不语，提名肖尔斯的事就此作罢。（在白宫，无辜的肖尔斯几乎成为混乱程序的象征，好几年以后，一些幕僚听到这个名字时还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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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特辞职那天起，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就打算推荐斯蒂芬·布雷耶。布雷耶曾是哈佛法学院教授，还担任过肯尼迪的幕僚，之后成为位于波士顿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克林顿打心眼儿里尊敬肯尼迪（因为两人的关系不会因竞争关系而蒙上其他阴影，就像他和科莫、巴比特那样）。总统同样佩服肯尼迪的政治智慧，后者的睿智与经验随岁月变迁与日俱增。肯尼迪没有直接致电克林顿，而是通过奥林·哈奇传话：布雷耶才是合适人选。1970年代末，布雷耶刚离开哈佛，进入司法委员会为肯尼迪工作时，哈奇就对布雷耶心存好感。克林顿被哈奇的电话说动了，他对幕僚们说，让我们看看布雷耶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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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福斯特、克莱因和塞德曼一起飞往马萨诸塞州见布雷耶。不幸的是，就在几天前，布雷耶在剑桥附近骑自行车时摔伤了，此刻正在住院。（这次调查是半公开的，当地记者知道调查小组进入医院后，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专门开了一个边门躲开他们。）不过，会面安排倒是进展顺利。布雷耶被告知，他将很快去华盛顿与克林顿谈话，接着，可能就是正式宣布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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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意外中，布雷耶摔断了肋骨，肺也被刺破。医生不允许他乘飞机，这位法官只好乘高铁去华盛顿，并与福斯特在车站会合。两人直接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但是，布雷耶与克林顿的会面情况十分糟糕。平日里，布雷耶是个随和的人，甚至有点儿“话痨”，但这次因为伤痛缘故，连喘气都很困难。结果，克林顿对幕僚们说，布雷耶看上去“冷漠无情”。总统的核心标准，可是要找一个有着博大胸怀的人。布雷耶的行政法背景也使他看起来略显保守。“我没看到足够的人情味，”克林顿说，“我想要一个有灵魂的法官。”（没人告诉布雷耶这些，只让他等待电话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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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约见布雷耶当晚，国会成员的年度野餐会正好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晚上11点，克林顿召集幕僚开会，这次无论如何也得作决定了。克林顿行政分支早期许多决定都是以这种方式作出的。一群人（12个幕僚）讨论了很长时间（90分钟），就像大学里的自由讨论课。克林顿逐一询问，看有多少人赞同提名布雷耶，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多数人支持提名决定。“那明天把他叫过来，”克林顿最后说，“就这么办吧。我们明天宣布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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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大早，福斯特和克莱因匆匆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福斯特查阅了布雷耶的家庭记录，如家政之类，资料一团混乱。其中既可能存在问题，也可能没什么问题。克林顿听完汇报，一下瘫坐在椅子上。看来又得另寻高明了。克林顿让幕僚去听听珍妮特·雷诺的建议。（按说，最高法院提名人选显然归司法部长考虑，但克林顿不太了解雷诺。而且，在之前一连串提名受挫后，她也才刚刚履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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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让克莱因到自己私人助理南希·赫恩赖希的桌前给雷诺打电话，问问她对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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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听完电话，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去找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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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律师与法官之一，金斯伯格很容易将自己湮没于人群之中。她矮小纤弱，身高不到5英尺，体重刚满100磅，看起来更像一只小鸟。她脸上总是带着羞涩，甚至羞怯的笑容，还架着一副大框眼镜。别人与金斯伯格谈话时，她多半时间都缄默不语，仰慕者（或法官助理职位申请人）只得通过喋喋不休来掩饰尴尬。1993年时，金斯伯格已60岁，比绝大多数被提名者都年长，她的个性、立场也均已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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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主政期间，金斯伯格已在自己位于水门的公寓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早年却是在布鲁克林的贫民区长大。露丝·巴德的姐姐在童年时就夭折了，17岁时，癌症又夺去她母亲的生命，那时她即将高中毕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马丁，毕业后两人同赴哈佛法学院深造。当时一个班有500多名学生，女生却只有9个。他们的女儿在那里出生，之后不久，马丁被查出患了睾丸癌。在漫长而又艰难的治疗过程中，露丝既要照料丈夫和孩子，还得照常上课，为两人抄写笔记，替丈夫做作业，自己还要负责编辑《哈佛法律评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多年之后，金斯伯格并不像其他法官那样，对法官助理关于工作负担太重的抱怨给予太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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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和露丝后来在纽约定居。马丁从事税法工作，露丝成为法律教师，先是在拉特格斯大学执教，1972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被终身聘用的女性教员。她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并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金斯伯格从不激进行事，在诉讼中，她小心谨慎，擅用柔性策略，并因此而闻名。她孜孜以求的目标，是终结社会上对女性的普遍歧视，但是，她必须借助巧妙策略，才能在一直由男性法官主导的审判席前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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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决定使用迂回战术，她用来提起诉讼的案件，都是关于法律依性别设限，并使男性利益受损的案件。在第一个案子里，女军官的丈夫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受扶养的”配偶才能获取收益。另一起案件中，俄克拉何马州法律允许18～20岁的女性购买淡啤酒，却禁止同龄男性购买。最高法院在上述两起案件中，都推翻了相关条款，并要求任何法律都不得仅根据性别差异设置门槛、分门别类。这些案件表面使男性获益，却变相终结了那些歧视女性的分类政策，在实践中，这类政策要比歧视男性的政策多得多。最终，金斯伯格在向最高法院提起的6起诉讼中赢得了5场胜利。1980年，卡特总统任命她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这也是全美第二重要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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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背景，以及克林顿之前关于让大法官人员构成更趋多元化的承诺，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会儿才想到金斯伯格。其实，克莱因与德林杰草拟的50人备选名单早就把金斯伯格列了进去，但她在上诉法院内的一些做法，却引起了行政分支内部分自由派人士的警觉。金斯伯格是名中间偏保守型法官，尤其在刑事审判领域，她经常与特区上诉法院的同事罗伯特·博克和安东宁·斯卡利亚站在同一立场。（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在上诉法院内交情深厚，很大程度源于二人对歌剧的共同热爱。两家多年来一直共迎新年。）在一些学术文章中，金斯伯格甚至批评过罗伊案判决，这些让她的立场遭到更多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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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克莱因告诉大家雷诺推荐了金斯伯格时，克林顿还是对她表现出浓厚兴趣。“帕特·莫伊尼汉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让我提名她。”克林顿说。莫伊尼汉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对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莫伊尼汉声称，他是被自己在纽约法律界的老朋友，马丁·金斯伯格（也就是金斯伯格的丈夫）说服的。（最高法院头两位女性大法官的丈夫都是成功的律师，为她俩的职业生涯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幕后支持者角色，这显然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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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提醒克林顿，要注意金斯伯格对罗伊案的立场。他说：“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站在多数人那边。”吉尼尔的提名事件之后，克林顿发现，他的幕僚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留意被提名者的学术文章，于是，他要求克莱因迅速找来金斯伯格发表过的关于罗伊案的论文或演讲稿。这次，他打算亲自审阅。读完上述材料，克林顿发现，金斯伯格仍然确信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受宪法保护，但她并不认同罗伊案判决中的某些理论。她认为，立法禁止堕胎是一种性别歧视——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不是像布莱克门主笔的判决书所言，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对克林顿来说，这样的观点已经够不错了。他打电话给奥林·哈奇，说自己打算提名金斯伯格。哈奇也认为，鉴于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中间派记录，对她的提名将很容易在参议院通过。布雷耶被告知，他这次没机会了，可以回剑桥老家去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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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周末，福斯特、克莱因和一位名叫吉姆·汉密尔顿的私人执业律师，匆匆赶到金斯伯格在水门的公寓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税法律师，以及致力于为妻子进入最高法院铺垫道路的男人，马丁·金斯伯格把各类记录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相反，布雷耶的提名就是被混乱的财务记录断送的。）一如既往，露丝在水门与他们见面时，几乎没说什么话。可以想象，如果克林顿不喜欢布雷耶，估计他也很难对金斯伯格这种恬淡个性有什么好感。不过，克林顿还是打算星期天上午与她见面。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提名看起来又将成为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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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科莫在那天打电话给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询问一切是否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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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说，他父亲关于最高法院席位的考虑又有了新变化。州长原本以为克林顿要提名布雷耶，觉得总统没可能连续提名两位白人男性。现在科莫改变了想法，认为机会当前，还是勿失良机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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