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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桌子，怀特将一个封好的信封递给克莱因。“我希望你把这个带给你的老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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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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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还有一份副本，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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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辞职信。自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1967年提名瑟古德·马歇尔以来，民主党将首次拥有任命大法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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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现在？”克莱因问道。这次辞职，选取的时机与以往有些不同，作为一种传统，大法官们过去都在开庭期即将结束时辞职，也就是每年的6月末。怀特娓娓道出了辞职原因，但克莱因仍然摸不着头脑。怀特说，最高法院已经受理了那一年所有的案件，正是离开的好时机。此外，“我做这份工作时间已经够长了”。他说，无论如何，自己还是一名民主党人，希望由民主党来任命自己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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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离开前，问怀特打算什么时候向媒体公布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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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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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吓了一跳。此时已是9
:15，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白宫同僚们被这一新闻弄得措手不及。克莱因是从他在国会山的家里步行到最高法院来的，这会儿无车可开。该怎么赶回去？难道出去打车？他从怀特的秘书办公室内分别打电话给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及其副手文斯·福斯特。两人一直联系不上。要知道，在路上可是没法儿打电话的，那时手机还没问世呢。克莱因急坏了，他开始拨任何一个能记起的白宫号码，终于通过同事里基·塞德曼将消息传递出去。接着，他跑到院前广场，在那里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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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克林顿说，“他上次在这儿时，看起来还挺好啊。”一周前，怀特来过椭圆形办公室，参加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的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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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克林顿把怀特的信递给克莱因，“我们明天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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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拜伦·怀特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人，那么，比尔·克林顿也不是，尤其是在堕胎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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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名激情四射的得克萨斯州政客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开场白：“我叫艾伦·理查德。我是选择权至上派，将投票支持堕胎自由。”这可谓民主党正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对堕胎的不同态度，算得上民主、共和两党立场的本质差别，一党支持选择权至上派，一党支持生命权至上派。[115]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罗伯特·P.凯西（也是凯西案被告人）正是因为反对堕胎，才失去在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发言的机会。[116]克林顿本人当然支持选择权至上派，不过，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充分反映了他的新民主党人思想。[117]克林顿认为，如果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过于僵硬，会招致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选民反感，必须想办法安抚他们。所以，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但凡谈及堕胎话题，都使用同样表述，说他认为堕胎应当“安全、合法，而且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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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克林顿就讨论过要把什么样的人送进最高法院，围绕这一话题，他再次表现出娴熟的政治技巧：既剑走偏锋，又故弄玄虚。表面上，他说自己不会为新任大法官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只要对方赞同堕胎即可，但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克林顿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考虑得远比他的前任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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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20日，星期六下午，总统打算公开阐明对新任大法官的要求。在白宫一个靠近书房的小餐厅内——这里后来因成为克林顿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偷情场所而臭名远扬——克林顿约见了副总统阿尔·戈尔与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福斯特、克莱因及布鲁斯·林赛，和他们一起讨论怀特的继任人选问题。有趣的是，就在两周前，克莱因刚刚和即将被任命为助理司法部长的杜克大学教授沃尔特·德林杰拟出一份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50人名单。名单上包括上诉法院法官（其中多数人由吉米·卡特提名进入联邦法院系统）、法学教授、几名政治家及私人执业律师。但是，名单并未罗列太多信息，只列举了候选人姓名及目前所属部门，不过，这已经是克林顿行政分支当时掌握的最高法院候选人的全部信息。此时，克莱因正好把这份名单分发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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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扫了一眼名单。“看看，”他说，“最高法院目前正处于分裂状态，完全被共和党提名的人控制了。”（事实上，怀特是最高法院内唯一由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大法官只会朝正确方向投票可不够，”他继续说道，“我们需要些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人，能够说服别人加入他。沃伦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得找个像他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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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认为，最高法院如果全部由那些只具备法官经历的人组成，将是极不健康的，在他看来，这些人对真实世界根本没有充分体验。克林顿把这类法官称作“脚注派”，认为他们只知死抠法律的细枝末节，很少顾及公众意愿。几个非法官人选的姓名从克林顿眼前掠过，其中一个迅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马利奥·科莫，时任纽约州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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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与科莫关系不错。克林顿素来喜欢这位纽约客的行事方式。在自己第三个州长任期过半之际，科莫即将面临克林顿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命。不过，克林顿第一次联系科莫，欲和他讨论最高法院提名事宜时，这位州长居然挂了他电话。州长秘书告诉贝蒂·柯里，马利奥正与州议会讨论预算问题，不希望受到打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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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手下几位幕僚——尤其是曾为马利奥工作过的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与吉恩·斯伯林——都十分赞成将科莫送进最高法院。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大胆举措才能达到改造最高法院的目的，并为克林顿的政绩增光添彩。3月30日，当斯蒂芬诺帕罗斯打电话告诉州长这一消息时，科莫没有直接表态，只是半开玩笑地说：“很难相信你们会屈尊来找我这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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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往复几天后，克林顿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见了科莫。科莫表示，他倾向于接受任命，但还需考虑一段时间。接着，克林顿前去与叶利钦会晤，讨论一些未决事务。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内部人员向媒体泄密的情形简直司空见惯，这次也不例外，媒体很快知道了克林顿会见马利奥的事。4月7日，克林顿返回美国后，斯蒂芬诺帕罗斯打电话给州长的儿子兼首席顾问安德鲁·科莫，对他摊牌道：“我们需要一个确切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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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告诉斯蒂芬诺帕罗斯，他已与父亲商量了两三个小时，州长最后说：“你如果很想让我去，那我打电话给克林顿，告诉他我接受就是。”所有迹象显示，科莫愿意接受大法官提名，白宫决定在次日公布这一消息。克莱因也停止搜寻其他人选，着手准备相关仪式。但是，一个小时之后，科莫给克林顿传真了一封信，信上说，他肩负纽约州人民重托，这些远胜于自己为最高法院服务的热情。对科莫的提名只好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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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科莫退出角逐，克林顿仍沉浸在提名一位政治家出任大法官的想法中。他深信一个人的人际交往技巧与“博大胸怀”远比法律专业技能重要。因此，他打算依循上述想法，再确定一个人选。克林顿向来确信，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场所是在立法机构，而不是靠司法诉讼，所以他并不想为提名的事在参议院那边耗上太多政治成本。此刻，克林顿正为经济议题与各方鏖战，他可不想为这点儿事分散国会的注意力。经济改革计划已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是医疗改革计划，对他来说，这可比为大法官提名的事冒险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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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考虑的下一个人选是乔治·米切尔，此君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前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论政坛技巧，他与科莫不相上下，却没有州长大人那么多内心挣扎。他直接拒绝了克林顿，声称自己更喜欢参议院的工作岗位，甘愿在那里为克林顿所提出的法案的通过殚精竭虑。接下来是理查德·赖利，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教育部长。他审慎地拒绝了提名。“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律师，”赖利告诉总统，“这活儿我可干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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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布鲁斯·巴比特如何呢？”克林顿问道。与赖利一样，巴比特也曾是共和党势力范围内的民主党州长，目前在克林顿内阁担任内政部长。作为前亚利桑那州司法总长，巴比特可没法像赖利那样以无法胜任为托词。克林顿告诉他的幕僚们，就选巴比特吧，先进行背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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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文斯·福斯特与克莱因跑到巴比特在内政部的办公室，忙活了一整晚。这个宽敞的地方据说是华盛顿最好的办公室。他们认真审查了巴比特的纳税申报单，尤其是家政服务的付薪情况。（一周前，克林顿曾提名佐薇·贝尔德出任联邦司法部长，结果查出她曾雇用非法移民做保姆和司机，提名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佐薇·贝尔德问题”再度出现，对公众人物的任前调查不得不涉及各个方面。）一整夜下来，没查出任何问题。白宫律师告诉巴比特，总统将于次日在玫瑰园宣布对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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