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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奥康纳第一个对首席政府律师德鲁·S.戴斯三世发问，后者负责为《校区禁枪法》的合宪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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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拿着一些东西进入或靠近校园，跟‘贸易’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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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关系。”戴斯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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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没什么关系，”奥康纳直截了当地回复，“我倒觉得，这些算不上州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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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这番对答，预示着行政分支一方凶多吉少，情势果然开始急转直下。奥康纳、肯尼迪、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都想弄清楚，国会凭什么立法限制公民在学校或其他场所附近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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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问的潜台词显而易见。大法官们明显流露出对国会的不恭敬，在他们眼中，国会就是一个只会装腔作势、不大值得尊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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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告诉我吗，戴斯先生，”斯卡利亚坏笑着说，“过去20年间，国会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有哪项是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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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听众已开始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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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戴斯声称国会有“合理根据”认为校园暴力与贸易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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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中，苏特讽刺道：“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做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可真好，总能找到理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听众席上又是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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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最高法院都与国会关系密切。许多大法官之前都做过参议员。但伦奎斯特法院却与国会没什么瓜葛。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仅在行政分支工作过，奥康纳与苏特只有过州政府的工作经历，肯尼迪、斯蒂文斯和金斯伯格过去或是私人执业律师，或是在法学院执教。托马斯在洛佩兹案开庭时，仍然一言不发看热闹，他给密苏里州参议员约翰·丹佛斯当过幕僚，但在确认听证会上经受的羞辱，令他对国会深恶痛绝。而布雷耶，可能是唯一一个与国会有“血缘关系”的大法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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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毕竟是最高法院的新人，还无法掂量自己在言词辩论阶段的分量。但是，他对戴斯与自己同事们的表现都很失望，只好把气出在代表洛佩兹的公设辩护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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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通过州际贸易流动，类似地，书本、课桌、教师，都是如此，”布雷耶说道，“如果孩子随时有可能在校园里被枪支射杀，这样的地方当然没人愿意去，事实上，如果联邦政府不干预此事，整个国家的经济早就千疮百孔、彻底耗尽了。”布雷耶还提到1942年的一起案件，最高法院在那起案件中判定，自种小麦与州际贸易有密切关联，必须受宪法“贸易条款”规制。“如果连自种小麦都能影响州际贸易，那么这类案件的性质当然和经济相关，我确信校园枪支一定会影响到贸易。”布雷耶要做的，就是把半个世纪以来都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宪法判决一一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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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雷耶的提法并未说服多数大法官。1995年4月26日，最高法院以5
:4票作出判决，宣布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违反了宪法“贸易条款”。在伦奎斯特撰写的判决书（奥康纳、斯卡利亚、肯尼迪和托马斯加入）中，最高法院自1935年以来首次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因超越宪法“贸易条款”赋予的权限而无效。判决书中的许多说法，都与众议院新任议长纽特·金里奇的观点遥相呼应。[140]伦奎斯特在判决书中引用了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第45篇中的一段话：“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各州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很多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大政府”的范围正式受到了来自第一街两翼的夹击。[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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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判决促使布雷耶发布了大法官生涯中第一份言词激烈的异议意见书。[142]“我认为，这项被认定无效的法律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半世纪以来对国会贸易权力范围的界定。”他写道。他说，法院多数方意见书将严重威胁到其他许多成文法的效力。“在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中，许多一般法律（在美国法典中有超过100节）与部分刑事法律（至少25节），使用了‘影响贸易’这样的字眼去界定它们的范围，”布雷耶继续写道，“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影响该法律领域的法律确定性，除非本案得到合理处理。”联邦主义者协会及其盟友当年撒下的种子，终于结出果实了。这一结果当然是他们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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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大法官一样，布雷耶知道威廉·布伦南曾向法官助理提出过的一个著名问题。在最高法院，什么法律最重要？助理们面面相觑。言论自由？……平等保护？……三权分立？……大法官摆摆手，说道：“5票！5票法则！有了5票，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布雷耶曾在自由派全盛时期做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他提到布伦南说这句话的时代时，说：“他那时说这些话当然很轻松。他动辄就能弄到7票。”但是，现在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所服务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最高法院了。在洛佩兹案之后的那个夏天，一位朋友称赞了他在该案中撰写的异议意见书。布雷耶苦笑着伸出4根手指：“4票，”他说，“才4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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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7章 福音派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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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在最高法院内高举保守主义旗帜，积极发动反攻的，并不止联邦主义者协会一家社团。法学教授和法学院学生固然可以提出新理论，撰写学术文章或报纸社论，但任何运动都需要尖刀班——需要有律师把案子送进最高法院，并在庭上据理力争。其实，法律界的情形与政界差不了多少，最能征善战，也最为狂热的政治力量，正是保守派的盟军：基督教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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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向来是美国最苦大仇深的一帮人，在最高法院的斗志也最为昂扬。当保守派学者成功改写宪法“贸易条款”的适用范围时，福音派的活动空间却被最高法院一系列判决不断压缩。在堕胎门诊、学校董事会、高中橄榄球赛场，福音派力量都遭遇挫折。福音派社会活动家们认识到：一直以来，最高法院正不断剥夺他们的利益。几代大法官都或多或少地致力于推动宪法向世俗化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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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宪法起草者当年的思路存在潜在矛盾。宪法第一修正案指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但是，建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级法院一直对宗教活动进入公共领域持容忍态度——学校里可以进行祈祷或者诵读《圣经》，可以经常向上帝祷告，“十诫”内容也可以被刻在政府建筑物上（或印在货币上）。那时，这种类型的“信教自由”并没有被视为“确立国教”。事实上，政府也需要公民们这种虔诚之心与爱国精神。[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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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0年代末，全国的公立学校仍坚持在开学典礼上，让学生们对国旗致敬并宣誓效忠。许多耶和华见证人[144]信徒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它违反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训诫。当时，“二战”临近，爱国主义热情普遍高涨，见证人信徒的提议当然无法得到积极回应。他们的孩子被迫离开学校，住处也经常被抗议者包围，只好向最高法院寻求保护。但是，在1940年的迈纳斯维尼校区诉戈比蒂斯案（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 v. Gobitis）中，他们输了官司。最高法院多数方意见书认定，学校有权要求学生参加以“保证对民主传统理念的有效忠诚”为目的的各种仪式。[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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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作出几个月后，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国家，都目睹了社会上忠诚沦丧，宗教迫害肆虐的情形。[146]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也提醒包括所有大法官在内的美国人民，言论自由与信仰上帝有多么重要。就这样，纳粹统治作为反面样本，反而影响了美国宪政的发展。变化来得非常快。仅仅在戈比蒂斯案判决3年后，1943年，耶和华见证人再次就相似案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时，他们胜诉了，本案也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推翻前例最快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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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在这起名为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案（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的案件中撰写的多数方意见书，被称为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富文采的华章之一，判决确立的若干原则，后来也被奉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如果积极主动参加爱国仪式的行为，被外力强迫、照本宣科或刻意逢迎所取代，相信爱国主义绝对无法弘扬。”他写道，接下来，他写下那句最为著名的判词：“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星，那就是，无论是在政治、民族、宗教，还是其他舆论问题上，任何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词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仰。如果有什么情形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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