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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托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被孤立，投票时也不被重视，在法庭上更是一言不发，但仍然有许多人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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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法官助理、法警、餐厅伙计、门卫——都能被托马斯性格中表露出的温和宽厚所感染。他的爽朗笑声经常打破法院走廊上的宁静。与其他同僚不同，托马斯能记住每年新来的法官助理姓名，即使是政敌的助理也不例外。他经常请这些年轻的法律人到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次，托马斯对斯蒂文斯的一名法官助理很有好感，对方是位女同性恋，伴侣是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托马斯很喜欢她俩，还把那位滑雪运动员的照片放在自己办公桌上。还有一次，他的一位前法官助理的妻子生命垂危，托马斯夫妇在医院陪了好几个晚上，陪伴他们熬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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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不仅对法官助理如此，对他人也很友善。他会在模拟法庭与法学院学生聊天，在球场或赛车场与普通民众交朋友，并邀请他们来最高法院参观。他们每次过来，都会与托马斯一直聊到晚上。如果电视里正在播放橄榄球比赛（特别是托马斯钟爱的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他会分发雪茄，邀人与他一起观赏。到最高法院工作后，托马斯经常与法官助理们在法院顶层的体育场打篮球，那里是著名的“美国最高院”（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155]但这位大法官第一年就不小心弄伤了膝盖，从此就很少再打篮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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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马斯在法庭上很少向律师发问，但他并非一直保持沉默。他坐在布雷耶右边，两人经常窃窃私语，互开玩笑，还时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有时声音太过嘈杂，以至于坐在托马斯另一侧的肯尼迪不得不把身子前倾，以排除干扰，听清别人辩论时在说些什么。布雷耶和托马斯还经常互相传小纸条，彼此戏谑调侃。“州权高于一切？”[156]在一次庭审时，布雷耶写道，而托马斯则顺手回应：“这是你们对罪犯的态度吧，哈！”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交情，而是同僚情谊的最好写照。[157][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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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托马斯的生活中又多了一项乐趣。1990年代中期，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贾马尔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读书。（因为这个原因，托马斯曾在1996年一起案件中申请回避，该案的多数方意见书后来由金斯伯格撰写，要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不得拒绝接纳女生。）[160]第二年，托马斯6岁的侄孙小马克·马丁搬来与他同住。马克的父亲因买卖可卡因而锒铛入狱，他母亲实在无法独立抚养四个孩子。托马斯也是在这个年纪被他外祖父收养，并因此得以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解脱的。在年届五十之际，重拾为人之父的体验，为托马斯的生活重新注入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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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的交通方式也因此改变。长期以来，这位大法官都痴迷于“陆地巡洋舰”这类大型车辆，经常开着它从家里出发，驱车24英里去最高法院上班。小马克到来后，托马斯订购了一辆普雷沃斯特大房车，里面装备了轻型家具、卫星电视和随车携带的简易厨房——他把这辆车称为“轮胎上的公寓”。托马斯很喜欢这个交通工具，不仅把它当作“公共汽车”，还把它的照片搁在案头，与布克·T.华盛顿[161]、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62]和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放在一起。一到假期，甚至在许多周末，托马斯都会带着太太和小马克出游，或是参加野餐露营，或是观看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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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待在全国汽车比赛协会赛事附近的营地或停车场那里。托马斯通常会利用沃尔玛允许房车在其停车场过夜的政策（这在房车圈子里很有名）。在这些地方，托马斯很容易跟其他房车车主打成一片，有人能认出他，多数人不认得他。2004年，托马斯获得了房车行业协会颁发的“美国精神”奖。“房车车主的身份帮助我把工作做得很好，”他在演讲中说，“我生活的世界远离尘嚣。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华盛顿度过的。房车让我走出去，看到真实的美国。在房车营地，你向每个人挥手致意，他们都会还之以礼。”[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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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马斯在工作中与人为善，但他仍对自己在确认听证会上的遭遇耿耿于怀。几年来，他桌上一直放着那次52
:48票表决的投票者名单。但是，他抱怨的对象可不仅仅是那些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们。“25年前，当我离开佐治亚州时，那些不当举止或粗野行为都是一些顽固盲从者所为，”1993年，他在梅肯市[164]的一次演讲中说，“具有讽刺性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凭一己之见攻击他人的人们已经改头换面，遍布在大学校园、新闻媒体、好莱坞以及那些所谓‘文化精英’之中。谁是他们攻击的目标？是那些敢于质疑当前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种种骗局者，是那些坚持固有价值并拒绝盲从者，是敢于对新近的意识形态狂热说不者。”这既是托马斯演讲的主题，也是他未来十年秉承的理念——对抗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精英们”。朋友或同事或许会说托马斯当年的愤怒早已平息，但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2007年，他在接受《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采访时声称，新闻媒体“普遍靠不住，因为对于我该怎么想或该怎么做，他们早有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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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从不直接点出敌人的名字——“自作聪明的评论员和自称无所不知的家伙”，他有次这样描述说——谁都看得出他在说谁。排在名单前面的，当然是那些曾经在确认听证会上投票反对过他的参议员。在他眼中，绝大多数媒体也是所谓“精英”中的一部分，他的朋友曾援引他的话说，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就是取消订阅《华盛顿邮报》那天。同时，托马斯也很讨厌自己的母校耶鲁法学院，有段时间，他办公室的壁炉架上还放着一张写有“耶鲁真恶心”的汽车保险杠标语条。在他心目中，耶鲁的家长式作风过于严重，而且在确认听证会这一关键时刻抛弃了他（耶鲁校方支持了同为耶鲁毕业生的安妮塔·希尔）。1998年，他接受一份现在已停刊的保守派杂志《进展》（Headway）的访问时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我连份工作都找不到。这就是它所能给我的。我想我得把学位还给它，而且我也这么做了。”6年后，在圣母玛利亚法学院（Ave Maria School of Law）的开学典礼上，托马斯在接受该校荣誉学位后，语带讽刺地说：“与母校决裂后，我确实需要一个法学院学位。”托马斯经常参加天主教与福音派背景的小型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和开学典礼，但他从未回过耶鲁。在前面的演讲中，他形容自己的原则就是“远离常春藤盟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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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之所以拒绝在开庭时提问，或许源于他内心积怨犹存。1980年代，这样的缄默不语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因为这一时期的几位大法官——布伦南、马歇尔、布莱克门——都很少发问。但是，到了1990年代，另外8位大法官在法庭上都很活跃，这就显出托马斯格外与众不同。经常有人问托马斯为何如此沉默，他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时他会说，他只会在其他大法官漏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时提问。有时他又会说，倾听比论说获益更多。在私底下，他有时会抱怨同僚们插话太多，卖弄学识。2000年，托马斯向一个学生团体解释自己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说，自己年轻时一直说的是古勒语（Gullah），这是佐治亚州海岸的一种方言，因此自己“养成了倾听的习惯”。最后一种解释很是特别。托马斯幼年在佐治亚州生活时，可能说过一阵古勒语，但他从6岁起就开始与他说英语的外祖父居住在萨瓦纳，那里可没人讲什么古勒语，而且他上的是要求十分严格的教区学校，只有说英语才可能获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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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保持缄默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他不想再引起媒体关注——媒体总是对他观点或立场的变化品头论足。他曾对朋友开玩笑说，自由派媒体经常把大法官的左倾倾向称为“进化”或者“发展”。“我从没进化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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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托马斯对自己如何改变人生这一话题从来不厌其烦。1996年，他曾在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这所大学是由杰里·福尔威尔牧师建立的。托马斯向来喜欢在这种场合来上一番自我描述。他回忆了25年前从圣十字学院毕业时的情形。那时自己比较激进，一心想献身于黑人权利事业，怀抱着试图改变世界的、不够成熟的梦想。“我以为自己了解全部答案，”他说，“一切看起来都很明白。我那时刚结束学业。我常常想放弃一切，回家。当时的情绪，交织了困惑、愤怒、失望和焦虑，希望或许正在某处闪烁，但它好好藏着，我根本看不见。我经常过得稀里糊涂，和外祖父也疏远了，年轻时关于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的梦想也无影无踪。这是我灵魂中的暗夜。”[166]（他有时候会以温和的口吻回忆说，那些日子里他所秉持的非洲中心世界观启发了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我们叫他贾马尔，从这你就能看出那时我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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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一样，一开始回顾自己人生的伤痛，托马斯自然会把话题扯到那次确认听证会：“是上帝的仁慈和他有力的肩膀帮助我和妻子度过了那次令人不快的听证会。终于，我们找到了忍受煎熬、超越苦痛的办法，那就是依靠上帝，我们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感谢你们为我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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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和其他大法官出席公共场合的频率差不多，但他对听众范围的选择要仔细得多。他必须确保听众们会有共鸣，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受到更多的欢迎。有一次，他打算讨论一个最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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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与斯卡利亚和伦奎斯特一样，他赞成一部“色盲的宪法”（Color-blind Constitution），也就是说，宪法应当禁止给予任何种族特别优惠。他认为，任何类型的种族平权措施，包括对黑人的特殊优惠都必须被禁止，因为它们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托马斯觉得自己继承了布克·T.华盛顿的民权思想，并对此引以为豪，后者致力于激发黑人的个人创造力，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而非一味推动政府扶持他们。接着，托马斯谈起种族歧视问题，他幼年在南方时对此已是屡见不鲜，他本人在那时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托马斯十分忌讳别人说自己唯斯卡利亚马首是瞻。这一传言其实非常荒谬，因为两位大法官不仅投票记录不同，而且托马斯比斯卡利亚更为右倾。托马斯把这一谣传归因于种族歧视，而非政治偏见。在路易斯维尔发表演讲时，他说：“因为我是黑人，就有人说斯卡利亚大法官帮我把活儿全干了。我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干活，也很少与他碰面。看来，他肯定是在我大脑里安装了芯片，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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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托马斯反对种族平权措施，不如说他反对给予穷人任何帮助，特别是对黑人。他认为，传统的民权运动给人们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黑人总是受害者，而白人总是统治者。事实上，经济而非种族因素，才是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努力奋斗的黑人青年才俊，经常会邀请他们见面，并予以鼓励。他的朋友托尼·维尔特斯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同时也是一名医药企业家，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设立了一个跨越种族界限的奖学金，奖励那些“在其家族中第一个获得研究生学位的杰出法律博士”。托马斯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并要求校方将每年的最终人选推荐到最高法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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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私下也曾承认，他人生的每一步跨越都得益于种族平权措施——获得圣十字学院与耶鲁大学的入学机会，在里根行政分支负责人权事务，取得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但他还是认为，这类帮助最终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人生发展是弊大于利。（他经常劝导年轻的黑人律师们，要集中精力钻研税法或者财产法这样的法律，远离少数族裔民权这类专门领域。）托马斯认为，种族融合说不上对黑人好还是坏；他喜欢种族隔离时代在小城萨瓦纳度过的童年，那时的生活圈子里都是黑人，而后来的融合对黑人也并没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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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托马斯坚信政府各种帮助黑人的措施最终都将适得其反。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说许多黑人农民之所以离开南加利福尼亚，就是为了利用政府的环境政策，用最好的价钱把土地卖出去。他最喜欢引用他的偶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的话：“美国人民总是急着想知道该为我们做些什么……对此，我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答案。不用对我们做什么！……如果一个黑人不能凭自己的双腿站起来，那就让他趴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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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也仅有这一次，托马斯尝试着对一群未经选择的听众发表了演说。1998年，他接受邀请，去全国律师协会[167]的年会发表演说，这也是全美最大的黑人法律人组织。在他出席前一个月，该协会相当一部分成员联合写信给他，请他拒绝邀请，但他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赶过去。[168]当他站在台上，面对台下两千多名法官和律师时，酒店舞厅的气氛十分紧张，台下许多人都强烈反对托马斯在民权事务上的立场。要知道，这次会议可是在孟菲斯举行，30年前，小马丁·路德·金[169]博士正是在此地被刺杀，这也使得现场平添了几分凝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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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以对小马丁·路德·金之死的回忆作为开场，他描述当时的情形，感觉“整个世界都要疯了”。自那以后，人们虽然继承了金的理念，但“种族隔离状态仍然长期存在……某些人还是根据种族差别看待我们，我们的想法和意见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衡量我们价值的标准并不在于我们取得多少成绩，而仅仅是我们的肤色本身”。换句话说，一个人好像只要是个黑人，就应当持有民权运动的理念。“我把这些仍然看作对我们权利的否定——这和否认我们的人性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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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继续描述了自己还是一名法学院学生时的失望之情，浑身充满了“怨气、愤慨和暴怒”。也是在那时，他突然发现“个人的途径优于集体的途径，它更容易被人接受，得到支持，也不那么危险，这一途径也与美国精神相一致”。作为一名黑人，他秉持这样的理念：“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耍什么阴谋诡计来证明自己，更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该是什么样。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尤其会忘本或者无法认同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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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最后郑重总结道：“今天我到这里来，并没有带着怨气，也不打算激怒任何人，尽管我的出现本身就已触怒了某些人。在这里，我不想就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不要因为我是黑人就觉得我只是一名智识上的奴隶。我必须申明，我是一个人，自由思考、做我乐意做的事；我还是一名法官，一名永远不会盲从他人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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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的演讲得到了礼貌性的回应，但是，他说的话与其政敌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其说他在反唇相讥，不如说他找了个稻草人在攻击。根本就没有人说托马斯无权发表他的观点；也没有人说过黑人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更没有人声称种族平权措施所提供的支持是强加于人的。托马斯的批评，和他本人一样，都是“致力于找出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托马斯观点的主旨所在，而不是他有没有权利这么说。无论如何，这次演讲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们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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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28日，克拉伦斯与金尼·托马斯夫妇曾受邀参加拉什·林博的婚礼，拉什·林博是著名电台主持人，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新娘玛尔塔·菲茨杰拉德是位健身教练，与新郎是在网上相识的。（这对夫妇不久后就离婚了。）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与游说组织，都喜欢请托马斯去演讲。确认听证会后，他的第一次荧屏亮相，就是在全国授权电视台上，后者隶属于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由托马斯的老朋友，新右翼（New Right）组织的创办人保罗·韦里奇操控。托马斯经常造访韦里奇的办公室，1993年，他还曾在新右翼成立15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说。此外，托马斯也在另一个著名保守派组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那里发表过演讲，同时，他还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弗朗西斯·博耶讲坛上发过言，后者在华盛顿被视为“保守派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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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集聚一堂。托马斯则借一场名为“美国生活中的勇气问题”的讲演一吐心声，并以此文作为自己法官生涯的写照。“依本人愚见，”他说，“那些执着于弄清事务原委者、那些勇敢挑战既有知识传统者都可能遭遇不友好对待。尽管如此，他们仍应无所畏惧。这是必须的。为了维护自由，他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勇气。”接着，托马斯又说，“一个人若想受到大家欢迎，总是站在多数人对立面当然会于事无补。一个人要是一直蹚浑水，痛苦对他当然没有任何价值。一个人如果只想混日子，那他什么都不用去做。在我的办公室，曾贴着一张形容此类人的小标语：‘躲避批评，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当。’”在这样的场合，托马斯只会强调他在最高法院如何孤军奋战，才不会说自己总是跟在多数意见后面随大流。[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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