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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神情肃穆的参议员们，首席大法官郑重宣布克林顿无罪。[180]对于自己在克林顿弹劾审判程序中的表现，伦奎斯特后来用他最喜欢的轻歌剧，吉尔伯特与苏利文[181]的《贵族与仙女》中的一句台词来概括：“其实我什么也没做，这一点我做得非常好。”[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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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与仙女》也影响了伦奎斯特的审美。早在弹劾审判之前几年，伦奎斯特就对首席大法官的法袍进行过一次颇受争议的改良，他在原本素黑色的衣袖上加了4条金色细带。很显然，这是受歌剧中那位大法官服饰的启发。[183]自从来到最高法院，伦奎斯特就不再穿当年被尼克松厌恶的那套行头，也很少显示自己对衣着的兴趣。“我们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奥康纳这样评论他的新法袍。不过，尽管法袍上的金带显得有点古怪，其他大法官们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首席大法官多半喜欢显示自己与一般大法官的不同。偶尔地，如果哪个倒霉律师错把伦奎斯特叫成了“伦奎斯特大法官”——他可能马上会怒气冲冲地纠正道：“是首席大法官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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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看，伦奎斯特在改造最高法院的硬件设施方面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比如，对日益老旧的法院建筑加以翻新——却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重塑法院判决方面。此外，他还同样热衷于最高法院的日常行政事务。琼斯案审理期间的某个星期天，华盛顿遭遇了一场暴风雪袭击，街上的积雪有21英寸厚，联邦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天宣布放假一天。伦奎斯特却认为，最高法院的工作绝不应向天气妥协，他决定让星期一的庭审照常进行，并安排工作人员开着越野车去每位大法官家里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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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异于是对各位大法官的性格进行的“罗尔沙赫式测验”。著名律师卡特·菲利普斯也要参加星期一上午的开庭，正好他与斯卡利亚都住在弗吉尼亚郊区，便请求搭个便车。斯卡利亚同意了，并称肯尼迪也将同行。由于道路不通，斯卡利亚不得不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走了半英里才坐上车。尽管斯卡利亚戴着俄式皮帽，但大衣内却只套了一件短袖衬衫，被冻得脸色发青，气喘吁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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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神经病，”他说，“首席大法官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可在这儿冒着生命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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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法官们还是很尊重伦奎斯特（甚至有点怕他），没人愿意迟到。由于担心时间不够，斯卡利亚对司机说：“根据我被赋予的权力，我授权你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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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辆车被派去接布雷耶和金斯伯格，他俩住得比较近——布雷耶在乔治城，金斯伯格在水门大厦。金斯伯格的穿着打扮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风格，她居然仍穿着直筒裙，蹬着高跟鞋，与外面的天寒地冻显得格格不入。考虑到她这身行头实在无法在雪中行走，曾在法官助理办公室工作过的司机只好横抱着这位纤弱的大法官，小心翼翼地把她送进车内。（后来，金斯伯格还为这家伙写了封法学院推荐信。）他们去接布雷耶时，心急火燎的布雷耶已经直接驱车到达最高法院地下车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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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这位自信满满的新英格兰人自幼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长大。他谢绝一切帮助，声称将亲自驾驶自己的车去上班——结果，他的车很快陷进路边的雪堤里，最后还是靠最高法院法警才把他救出来。苏特不幸成为唯一一位迟到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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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奎斯特完全没考虑天气状况，言词辩论也按计划进行。（这个案子正好是前面提到的那起铁路工人受伤案，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判决菲利普斯胜诉，托马斯撰写了他最引以为荣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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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席大法官来说，变化最大的是他的意见书。1970年代初入最高法院时，他撰写的意见书以拖沓冗长、不得要领而著称，其中充斥着各类保守派哲学理念，而且多数为异议意见书。出任首席大法官后，其意见书篇幅也随之缩减。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屁股决定脑袋——毕竟他从原来的局外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核心。当然，年岁渐高、力不从心也是原因之一。首席大法官用生产流水线的方式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被要求在10天之内起草好意见书初稿。如果工作量太大，首席大法官会亲自操刀。伦奎斯特删减文稿的风格也十分野蛮，经常大笔一挥，法官助理们的心血就付诸东流，末了他还轻蔑地解释一句：“要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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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1999年秋，最高法院到了另一个转折点。伦奎斯特的年纪已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金里奇率领共和党在1994年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又在1998年的总统弹劾风波中铩羽而归。克林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受民众爱戴与欢迎，美国处于空前的繁荣期，显然没兴趣大踏步“向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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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伦奎斯特革命”终于到了瓶颈期，尽管这里的“革命”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州权、政教关系、刑法和堕胎——伦奎斯特不但没有取得进展，反而输了所有关键性官司。即便是在面对一起自己还是亚利桑那州一名年轻共和党人时就最为看重的案件之一时，他也选择了让步。[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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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奎斯特喜欢唱歌，最高法院每年的圣诞晚会上，都由他亲自领唱圣诞颂歌。（大约每年都会有一些法官助理言词恳切地致信首席大法官，抱怨晚会气氛貌似排斥非基督徒的参加，伦奎斯特一般都会以邀请这些年轻人参加晚会的形式作为回应，但他坚持不愿采用“假日晚会”之类的称谓。）初入最高法院时，伦奎斯特偶尔还会在这些场合写些歌词。杰弗里·罗森曾写道，他（伦奎斯特）曾经写过一首歌。在歌词中，他调侃了自己最讨厌的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歌词套用了歌曲《荣耀天军》的旋律，内容是：“理论王国来的自由派，布满我们高贵的最高法院/他们对骗术总是明察秋毫/却对警察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接着，合唱团成员会跪下，齐声唱道：“救救米兰达案，救救米兰达案，把他从尼克松的‘四大金刚’手上救出来。”尼克松在任期间，一共提名了4位大法官，分别是沃伦·伯格、哈里·布莱克门、刘易斯·鲍威尔和伦奎斯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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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案承载了伦奎斯特对1960年代沃伦法院自由激进主义的所有厌恶之情。[185]在由厄尔·沃伦亲自撰写的法院判决书中，最高法院裁定，任何犯罪嫌疑人在被捕前，都必须被告知其应有的权利。很难想象，制宪先贤和建国175年以来的诸位大法官们会觉得这类告知有什么必要。但是，沃伦和他的同僚之所以创造出这一规则，正是针对当时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各种弊端。伦奎斯特早已多次重申，他认为那些告知完全没有必要，相反，它们意味着法院给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设置了障碍。1999年，最高法院批准了一起涉及米兰达案判决效力的案件的调卷令申请，这意味着，伦奎斯特终于有机会对米兰达案痛下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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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的真正问题在于，即便米兰达案判决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最高法院难道可以轻易推翻这个已深入人心的先例吗？在言词辩论阶段，布雷耶正是抓住这一点，对米兰达案作出这样的描述：“全世界估计有20亿人听过这些话。在他被提问之前，他会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在律师赶到之前，他可以什么也不说，如果请不起律师，可以为他指定一个。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话成为美国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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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也让人们真正见识到最高法院内不同的“保守”类型——伦奎斯特式的，或者斯卡利亚与托马斯式的。令许多关注他的人大跌眼镜的是，伦奎斯特不但在7
:2票的判决中加入了支持米兰达案的多数方，并亲自撰写了多数方意见书。在这起名为迪克森诉美国案（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的案件判决书中，伦奎斯特撰写的意见书虽然略带一些不情愿，还带着一点点令人望而生畏的“逻辑”，但思路非常清晰：“米兰达案判决已经融入警方日常工作，并成为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首席大法官写道，“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米兰达案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最终确立的规则，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那就是，遵循先例原则绝不允许我们推翻该案。”托马斯加入了斯卡利亚的异议意见书，后者继续用自己特有的带着浓浓火药味的语言——论证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最高法院应如何挣脱先例，去对待诸如米兰达案（以及罗伊案）这样的标志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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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斯卡利亚少不了要来上一番冷嘲热讽，哪怕针对的是自己的首席大法官老友。斯卡利亚在异议意见书中说道，一直以来，伦奎斯特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米兰达案判决的核心前提”。斯卡利亚接着总结道：“今天的判决把米兰达案从一个‘越权司法’的里程碑，变成了‘傲慢司法’的胡夫金字塔（或者说它是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要更形象些）。”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卡利亚并不想与同僚们争出个高下，他想要的只是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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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10章 保守主义节节败退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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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任期的最后几年，最高法院内的保守主义革命终于分崩离析。联邦主义者协会及其盟友一直为之努力的诸多领域——堕胎、联邦主义、政教关系、死刑，以及其他问题——中间温和派逐渐占据了最高法院的主导地位。[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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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国会，已由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不再是其兴趣所在，因为现在已由他们说了算。在政教关系领域，右翼也逐渐放慢脚步。杰伊·塞库洛的事业正沿着华盛顿政坛的传统轨迹运行：他到了首都，打算好好干，并争取一直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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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塞库洛成功创立了右翼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与ACLU一样，塞库洛的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已经建立起一个金融王国，该王国的资金完全由忠实支持者们通过直接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捐献。但是，ACLU与ACLJ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塞库洛完全把后者当成自己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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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洛每年可以拿到60万美元薪水，这还只是他从ACLJ及其关联组织中抽取的很少一部分财富。事实上，他正把这个非营利社团转变成自己的家族产业。ACLJ一年大概可以募集1 4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会被他转移到一个名为CASE的机构中，该机构的董事会由塞库洛本人、他的妻子帕姆、儿子乔丹组成。塞库洛的哥哥盖瑞是上述两家机构的首席财务官。盖瑞、帕姆和乔丹都是领薪的，而塞库洛的另一个儿子罗根，则负责一家基督教电视台的深夜喜剧节目，该电视台也是由CASE资助的。根据记者托尼·莫罗对上述机构金融状况的调查，塞库洛一直在用社团组织的钱支付全职司机的工资、私人飞机的租金（有一架飞机是从他兄弟妻子的公司租来的），还买了几处房产——一切都是为了杰伊一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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