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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调卷令申请只需有4票同意即可，共和党方面所得票数比必需的票数还多了1票。最高法院将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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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午，肯尼迪把一名在法官助理办公室工作的律师叫到自己办公室。这些律师都属于全职专业人士（不要把他们与大法官个人的法官助理弄混了，法官助理一般只在最高法院服务一年），他们对大法官的行事风格非常了解，而且擅长预测他们的决策。这位被肯尼迪叫过去的律师断定，肯尼迪肯定会告诉他最高法院已经驳回调卷令申请了，所以到大法官办公室时，他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带。估计他脑海里只有一个词：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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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肯尼迪看到他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带个笔记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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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批准调卷令申请和同意加速审理那么简单，大法官们同时接受了共和党调卷令申请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两个。他们乐于倾听布什团队提出的关于佛州是否违反联邦法律及宪法第二条的论点，却并不认为佛州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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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肯尼迪还利用职权安排了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间，5位大法官投票批准的调卷令上列明的开庭日期，甚至比共和党申请的时间还要早。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大法官们很少愿意提前审理案件，也从来没有提出比当事人所申请时间更快的日程表。奥尔森希望在12月5日进行言词辩论，肯尼迪却把时间定在了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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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那位法官助理办公室的律师没有及时为会议做好准备，肯尼迪有些生气，“发送邮件之前先发给我，我好检查一下”。他冷冷地说。大法官们——或者说，其中5位大法官——希望尽早审理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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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布什诉棕榈滩县调查委员会案（Bush v. Palm Beach County Canvassing Board）的言词辩论时间，很显然，最高法院不应该把这个案子放在第一位。相关的法律问题涉及戈尔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戈尔要求在哈里斯确认最终结果前对其余3个县重新计票。该案仍在最高法院悬而未决的那个星期，3个县中只有一个完成了重新计票，在布劳沃德，戈尔又额外获得了567张选票。调查委员会不得不停止重新计票。在棕榈滩县，调查委员会已经开足马力，但仍未赶在哈里斯给出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计票。11月26日（星期日）晚上，哈里斯在佛州议会大厦国会厅向全国电视观众宣布了该州大选人工计票的最后结果，声称布什以537票优势赢得了胜利。戈尔阵营迅速提出“辩驳”（contest），这也是在“抗议”（protest）布什提前确认获胜后想出的新招，只有用这道法律程序来质疑选举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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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星期五上午，大法官们从巨大的红色幕帘后依序走出，大选结果“抗议”案的审理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大法官们好像并不觉得眼前的争议是多大一回事。法庭内的气氛非常活跃，甚至有些不太庄重。佛州的选票争议不仅出人意料，而且匪夷所思，大家都愿意——或者说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把整个事情拉到正确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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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靠近审判席的旁听席位是为贵宾预备的，前大法官拜伦·怀特赫然在座，这位前橄榄球运动员看上去面容憔悴，甚至略带病容，但是，他与在座的其他听众一样，深知这样的庭审一生可能只会遇到一次，绝对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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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言词辩论就因过度纠缠于细节而陷入泥沼。从大法官们对西奥多·奥尔森的提问可以看出，肯尼迪和奥康纳在这个案子面前就像反悔的买家，对仓促发出调卷令的决定懊悔不已。正像奥康纳提到的：“如果这一事务只与州法相关，我宁愿我们对此置之不理，让州法院去处理，可你们却竭力说服我们这是一个与联邦法律有关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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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说：“我们在寻找涉及联邦的争议点。”这也是戈尔阵营的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却伯内心的疑问，不过，现在看来，大法官问这些问题，好像是在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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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当天下午就召开会议，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投票，会议重点是如何尽力达成一个没有异议的判决。他们知道，在这个极度政治化的时期，最高法院必须用一个一致性判决来显示大法官们的精诚团结。但是，大法官们彼此意见却并不一致。保守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卡利亚）都对佛州最高法院近乎改写该州选举法的行为非常不满。斯卡利亚认为应该好好敲打一下这家法院，至少在判决书的措辞上应当更加严厉。奥康纳也不喜欢佛州大法官们显示出的自由派倾向，以及对戈尔的支持。而自由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蒂文斯，认为佛州最高法院做的不过是任何一州的法院一直在做的事——解释本州法律。斯蒂文斯及其盟友认为，既然大选“争议”仍在进行中，就应当驳回上诉，让佛州最高法院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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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会议陷入僵局，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伦奎斯特往往会亲自起草意见书，并尽力说服大家接受。可是，遇到如此重大的案件，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首席大法官居然没有亲自撰写意见书，而是指派一位名叫卢克·索博塔的法官助理起草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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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奎斯特决定用“撤销”（vacate）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也就是说，推翻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拒绝作出新的法律判决。“经过对佛州最高法院意见的审议，现在仍无准确依据供我们作出判决，”该意见书写道，“目前我们有足够理由拒绝对本案涉及的联邦问题进行审议。”换句话说，首席大法官把皮球又踢回了佛州最高法院，既明确否定他们所作判决的准确性，又没说他们错在哪里。这是最高法院对佛州最高法院发出的一个警告，让他们不要再进一步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进路，但事已至此，该判决的实际意义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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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于星期一公布，这时已经是12月4日了。判决书内容竭力显示这是整个法院的判决意见，而非某个大法官的一己之见。最高法院在判决书末尾用了“本院”（by the court）这个词，该词一般用于不重要、无争议的判决书。如果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总统大选争议期间的唯一判决，那么大法官们在整起事件中扮演的无非是一个适度注解的角色。大法官们自己也认识到，他们本来就不该卷入选举事务，如果迫不得已被卷入的话，至少不要犯太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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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这天更重要的新闻发生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当地法官就戈尔团队的“辩驳”作出判决，拒绝了戈尔一方重新计票的请求，并维持哈里斯关于布什一方取胜的核票结果。这一判决将很快被上诉至佛州最高法院——而且，最终会到达联邦最高法院，皮球又被踢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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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12章 紧锣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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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案子比2000年总统大选案更吸引大法官的助理们了。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钩心斗角、互相攻讦的对立气氛中度过了12月那段至关重要的时期。那么，法官助理是否真正对判决结果产生了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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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把法官助理渲染成一个工于心计、能量强大群体的人，正是威廉·伦奎斯特本人。42年前，伦奎斯特刚刚成为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就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断言“自由派”法官助理正将最高法院的工作“推向”左翼。伦奎斯特声称，绝大多数法官助理显示出“对共产主义者及其他刑事被告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认为应当扩张联邦权力、缩减州的权力，并极其拥护政府对商业的任何规制”。许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最高法院，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伦奎斯特描绘的那个被自由派法官助理盘踞的堡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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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98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法官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颠覆了上述形象。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见识了许多法官助理为保守派议题摇旗呐喊的现象。在《内庭幕后》（Closed Chambers）一书里，拉扎勒斯称这些右翼助理“自发形成的小集团”，“为了党派目的”，行使“重要权力”。这些助理刚入法学院就成为联邦主义者协会成员，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目标联合起来，秘密策划，最高法院的自助餐厅、国会山便宜的中餐馆，都是他们密议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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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都很平凡，没那么神通广大。这些法官助理大多不过20来岁，都是精英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在基层法院有过一年法官助理的经历。［那些经常把自己的法官助理送到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被叫作“输送者”（feeders）。］法官助理们负责审阅调卷令申请，帮助从大约8 000个案件中筛选出80件进行进一步审查。在准备言词辩论期间，他们会和大法官一起讨论案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起草法律意见书的初稿。至于具体操作细节，一般取决于大法官个人。托马斯会指派一个人担任主要助理。奥康纳要求法官助理们为她归纳每个案件的争议点，并形成一份“裁判备忘录”（bench memo）。肯尼迪在每次言词辩论开始前，都会与法官助理们模拟开庭演练。斯卡利亚向来都忽略法官助理的存在。斯蒂文斯干脆另起炉灶，完全按照另外一套机制运作，他是唯一不派人参加“调卷令申请集体审议机制”的大法官，后者是指另外8位大法官办公室各派出一名法官助理参与分拣案件，并将每份调卷令申请浓缩成一个详细的案情备忘录。斯蒂文斯的意见书初稿向来由他亲自起草。与伦奎斯特一样，斯蒂文斯每年只聘请3名法官助理，而其他大法官通常都会聘请4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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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起草大部分意见书这一事实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尤其是法官助理群体本身。由于承担了上述职责，许多助理都认为自己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实，这一作用被明显夸大了。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通常都是格式化文件：事实陈述外加法律分析，这一格式根深蒂固，从不会因案件不同而改变。总体来说，每份意见书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关系甚大，并可能产生持续性影响，而对于这部分内容，大法官们自己向来是亲力亲为、慎之又慎的。伦奎斯特进入最高法院后，对法官助理的权限进行了重新调整。他曾坦承，经常觉得自己被束缚在一大堆脚注里，而不是前面的意见书正文中，因为法官助理们太喜欢使用脚注了。不过，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是大法官本人，而不是法官助理最终决定如何投票，投票权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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