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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已经有25年没有因为解决如此重要的争议而引起全国的注意力。1974年，在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 Nixon）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要求尼克松总统遵从法律规定，交出水门录音带。今天，在这么一个意义或许更为重大的时刻，最高法院乃至大法官个人都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事实上，在本案中的表现，无疑会成为他们法官生涯中的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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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高法院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也受到了不太公正的批评，比如许多人认为大法官中的多数方“窃取大选”成果，将胜利送给了布什。在一定程度上，最高法院的所作所为的确去除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果最高法院公正判决——或者说，更理想的是，如果最高法院不受理此案——戈尔还是有可能当选的。重新计票可能会让戈尔在佛州赢得胜利。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即使最高法院保持中立，让佛州最高法院去解决选举争议，布什仍有可能赢得大选。对6万张漏选票的重新清点，甚至可能会维持乃至扩大布什的领先地位。共和党把持的佛州议会也有可能主动介入，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判给布什。官司如果打到众议院，那里可能会动用宪法权力，让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来处理这一争议，布什仍有可能取胜。最高法院的本意当然不是要帮助布什赢得2000年大选，但大法官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却让人觉得既不合时宜，又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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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形势已是阴霾一片，但人们还是见到了一抹亮色。约翰·保罗·斯蒂文斯的高尚、清醒与雄辩，为最高法院挽回了些许尊严。在大法官当中，斯蒂文斯向来以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注重判决的一致性与合宪性而著称。他在位于劳德尔堡的家里为自己的异议意见书写了一段结束语，这段话作为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遗憾一幕的铭文可谓再合适不过：“本院的多数方意见书，只会使人们对全国法官工作的评价从充满信心变为悲观失望。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信任。时间总有一天会愈合今日判决给这一信任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或许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是今年总统大选的赢家，但最终输家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公正的守护神的信任。”［在最后一刻，斯蒂文斯的一名助理首次说服他放弃了自己最爱用的词——透明地（pellucidly）——并以更常见的确定地（perfectly）取而代之，最终形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上述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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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们都想把布什诉戈尔案抛在身后，重新开始日常工作。三周后，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按照以往习惯，各自偕家人同贺新年。布雷耶特意请许多内心失落的自由派法官助理吃了午饭。在人声鼎沸的饭店里，布雷耶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他勉励这些年轻的法律人对最高法院保持信心，坚信他们的主张总有一天会被人们重新认同。奥康纳一直回避讨论这个案子。肯尼迪则一直装着对这整件事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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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戴维·苏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内心粉碎了。他与其他同僚根本不是一类人。这倒不是因为别人都有直系亲属，其实，他们在法庭之外的生活也和他迥然不同。他们参加晚会或会议，发表演讲。他们融入了华府的生活，可以对周边任何事冷嘲热讽，甚至对最高法院的工作也是如此。对司法中的艰难困苦，其他大法官可以依凭世俗生活摆脱，而后继续前行，但苏特做不到。法官职业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真心相信司法独立是法治根基。而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简直是对这一传统的嘲弄。某些同事的党派偏见过于赤裸裸，其行为也太过明目张胆，苏特想，或许自己不能再与他们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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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严肃地考虑了辞职问题。许多时间里，他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大法官的位置上。在诸多密友的殷殷劝告下，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下，但他对最高法院的态度已与过去截然不同。有段时间，每当戴维·苏特念及布什诉戈尔案，都会忍不住怆然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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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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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开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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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大法官们结束圣诞假期时，本开庭期余下时间段的待审案件目录最终印证了苏特去年秋天的预测：这是乏味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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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诉戈尔案招致的批评，曾让一些大法官惊骇不已，剩余开庭期的平淡，或许可以舒缓他们的沮丧情绪。在他们看来，若按人们惯常的批评模式，布什诉戈尔案最多被指责为错误裁判，甚至说是开倒车或右倾，但是，批判声音的矛头所向，却是大法官们的动机与公正。判决被称作一件赝品、一次政治操作、一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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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判决激起的反响，正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多数方大法官们。伦奎斯特比多数同僚年长，也比他们更少介入现实政治，对这些喧嚣纷扰并不以为意。向来好勇斗狠的斯卡利亚，对各种指责自然照单全收。（值得注意的是，斯卡利亚极少为布什诉戈尔案判决辩护，他更愿将之称为对一场失控选举的必要干预——如同用于政治“躯体”的止血带一样。“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嘲笑我们，”斯卡利亚会这样告诉听众，“法国佬正嘲笑我们。”）托马斯的想法就更简单了，在他眼中，布什诉戈尔案引发的愤怒完全是对方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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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奥康纳从不在意自己在这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她珍惜自己在最高法院内的温和中间派地位，由于卷入一桩被许多人认为充满党派偏见的恶劣判决，她最近一直心绪不宁。和斯卡利亚一样，奥康纳很少为判决本身辩护。面对压力，她有时会援引媒体事后推演的重新计票结果，以此证明，布什诉戈尔案判决的作用并不像批评者所渲染的那么大。奥康纳从未对自己的投票感到后悔——反躬自省从来不是她的行事作风——但这起案件确实是她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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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方五位大法官中，肯尼迪受布什诉戈尔案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他的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担任法官，并对这一职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畏，“法官行当”，他有时会这样称呼自己的职业。事实证明，最高法院将出现两个安东尼·肯尼迪——一个是2000年12月12日之前的肯尼迪，以及在此之后的另一个——他的转变，无疑是这起划时代案件留下的最出人意料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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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法律和外国法官的广泛接触，对后布什诉戈尔案时代的肯尼迪大法官产生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影响。2000年后，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逃避华盛顿压抑的政治气氛，肯尼迪增加了出行次数，更愿到广阔世界中放松自己，也正是这些旅行最终促成他的转变。考虑到肯尼迪在最高法院中的关键作用，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到他这一转变的影响。布什诉戈尔案的悖论就在于，大法官们用判决把总统职位送给一个保守派，却让最高法院转向近年来最自由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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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位大法官在进入最高法院前，有着比肯尼迪更为深厚的乡土背景。里根总统1987年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时，51岁的肯尼迪还居住在萨克拉门托的祖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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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东尼·肯尼迪的这个形象——毕生都在同一个小城范围内活动的乡土律师——绝对来自人们的误解。肯尼迪的性格绝不保守。少年时代，他的叔叔，一名石油钻井工，就在夏天雇他去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钻井架工作。大学毕业前，肯尼迪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几个月，那里的学生言论内容之丰富，政治辩论程度之激烈，都让他乐在其中。作为一名年轻律师，尽管自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尚小，他却已红红火火地开展起国际业务。肯尼迪前往墨西哥处理业务的次数极其频繁，因此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墨西哥律师从业执照的美国律师之一，他帮助客户在墨西哥建立了最早一批“加工出口区”——美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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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父亲是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位传奇说客，因代表加州制酒业对各方进行富有激情（而且有意思）的游说而知名。为了打理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安东尼·肯尼迪与客户保持着密切关系，不过，他在萨克拉门托当地却树立起另一种不同的形象——一位教授，而非一个热情的“自来熟”。1965年，肯尼迪29岁，法学院毕业还没多久，他就开始在当地的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宪法学。对肯尼迪来说，两个方面对他的身份认同来说至关重要，一是教师身份，一是法律乃传播社会价值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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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杰拉德·福特总统提名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肯尼迪甚至还未满40岁。上诉法院法官的工作本来就很无趣，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可以用枯燥来形容。法官们的工作内容终日一成不变，不是阅读法律意见书，就是听取法庭辩论、撰写裁判文书。所以，当首席大法官伯格委任他出任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外领地法院主管时，肯尼迪欣然领命，开始奔走于关岛、帕劳、塞班岛、美属萨摩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之间。不过，他并未放弃萨克拉门托市的教席，偶尔仍在法学院执教。也正是在那里，他获得了一次改变自己司法生涯的机会。1987年，麦克乔治法学院有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为当地法学院学生授课的一个暑期项目，于是，肯尼迪也开始在那里执教，也正是在那一年，里根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1990年，肯尼迪重返萨尔茨堡授课，之后每一年，一俟最高法院每个开庭期的最后一份判决书出炉，肯尼迪与妻子玛丽就立刻整装出发，前往阿尔卑斯山麓那个田园诗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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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进入最高法院一年后，柏林墙倒塌了，世界政治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对肯尼迪阐释宪法的角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是一夜之间，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即将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些国家既包括苏联的加盟国与卫星国，也有亚洲、中东与非洲部分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为了寻找灵感与启发，都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更确切地讲，是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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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十分乐意回应这些求助，并且开始向新兴的民主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与俄罗斯——提供宪法方面的建议。1990年代初，为了输出美国的法律观念，有数十个相关项目被创立。多数大法官都参与了一些项目交流活动，肯尼迪与奥康纳则是其中最活跃的两位。1990年，奥康纳帮助创立了美国律师协会中欧与欧亚法律计划（Central European and Eurasian Law Initiative，CEELI），该项目组后来成为同批由官方创立的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CEELI的第一次会议将在萨尔茨堡举行，因为肯尼迪正好也要去当地授课，奥康纳就邀他一同前往。[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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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十分享受在这座城市度过夏日，在这里，每年都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性法律会议陆续召开。这些活动多由一个名叫萨尔茨堡研究会（Salzburg Seminar）的团体组织，该团体由三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于1947年创立，他们设想欧洲需要一个地方来研究美国理念。他们募集了数千美元，并租用利物浦斯康城堡（Schloss Leopoldskron）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这是一座在纳粹入侵后就久未修缮的18世纪城堡。该研究会后来以“马歇尔思想计划”（Marshall Plan of the mind）而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和法官来此参加会议。自1971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来此参加会议，其中多人更是数次造访。肯尼迪参加过四次研讨会，由于暑期仍然要授课，他很少正式列席会议，但时常去那里会晤外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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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萨尔茨堡宽松的安检标准，利物浦斯康城堡的安全措施显得颇为严格，这倒不是因为那些法学家们。事实上，这座城堡曾是1965年著名电影《音乐之声》多个场景的拍摄地，并因此吸引了大量影迷与参观民众。两个著名浪漫镜头——一个发生在蕾瑟尔与鲁尔夫之间（伴着歌曲《奔向十七岁的十六岁》），另一个发生在玛丽亚与上校之间（伴着歌曲《世间美好事》）——的外景地原先就设在城堡花园的一个玻璃露台里。如果前来参观的人群实在太多，这个露台会被转移到更靠近萨尔茨堡市中心的场所。（在利物浦斯康城堡外，最靠近街边的墙上有一则用英语写就的告示：“侵入者将被起诉——包括旅游团。”）对肯尼迪而言，这座城堡就是他在萨尔茨堡的第二寓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个能让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外国同行们轻松交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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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从乔治·W.布什上台第一天起，他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组织的蔑视态度，尤其是西部牛仔式的狂妄自大，就一直不招人待见。2001年之后的每个夏天里，肯尼迪从未遇到过一位喜欢布什的人。对他来说，布什诉戈尔案就像一出家庭悲剧，始终是个被回避的话题。对于国际同行们如何看待这位总统，如何看待自己那份把布什送入白宫的判决书，肯尼迪心如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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