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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有案件比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到最高法院的过程更曲折。提起这一诉讼的主要是几名军事法律师，他们甘冒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风险，试图为关塔那摩那群被羁押者讨个公道。这些律师的牵头者是来自空军的威尔·冈恩与来自海军的查尔斯·斯威夫特，他们不屈不挠，尽管在一次次诉讼中输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国防部，但仍然屡败屡战。为了寻求帮助，他们找到了乔治城大学33岁的法学教授尼尔·凯迪亚，凯迪亚曾是布雷耶的法官助理，之后在克林顿时代的司法部待过一段时间。尽管己方人单势孤，面对经验丰富、位高权重的对手，凯迪亚还是成功对布什行政分支所持的法律立场发起了攻击，在宪政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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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大法官们第一次面对关塔那摩囚犯提起的诉讼时，布什行政分支要求最高法院立即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因为这些人不属美国司法制度管辖，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大法官们通过这两起案件的判决书，严厉驳斥了行政分支的说法，奥康纳甚至犀利地宣称“战争状态并不是开给总统的空白支票”。行政分支没有办法，只好单方面成立了简易军事法庭，负责受理被羁押者们的抗辩。那些军方律师及后来加入的凯迪亚，挑战的就是这种军事法庭审理机制。为了更方便达到诉讼目的，凯迪亚与战友们挑选了一个威胁最小的囚犯，在阿富汗战场上被俘的塞勒姆·阿曼德·哈姆丹，他被指控为本·拉登的司机，但他根本不是一个恐怖分子，甚至称不上是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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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上午，该案的言词辩论在最高法院进行。年轻的法学教授凯迪亚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布什行政分支的极端主义主张，他知道多数大法官不吃这套，这类主张越偏激，越会给行政分支帮倒忙。这是凯迪亚第一次在大法官们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对他的对手，首席政府律师保罗·克莱门特来说，这已经是第34次了。克莱门特一开始就说，国会早在批准对“9·11”事件作出回应时，就已默示认可了停发人身保护令的决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做法只有过4次。这些话把苏特气得恨不得从审判席上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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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这场完美的辩论，是来争论美国国会是否有权采取停发人身保护令这么大的措施吗？”苏特问道，“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至少得慢一点儿接受您的观点，免得有丝毫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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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克莱门特回答说，“如果我们讨论的只是那些美国领土之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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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苏特紧追不舍，“保护令就是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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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一个没有了奥康纳的最高法院，哈姆丹案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安东尼·肯尼迪那一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绝对是布什行政分支的盟友，斯蒂文斯、苏特、布雷耶与金斯伯格则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罗伯茨已从本案中回避，因为之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由他作出，并支持了布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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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向来对国际法有着浓厚兴趣，这个案子正好迎合了他的喜好。事实上，几周之后，肯尼迪又将启程前往萨尔茨堡，接下来，他将在2006年进行一次环球之旅：从华盛顿到夏威夷，为美国律师协会作一次演讲；再到马来群岛，与一位苏丹见面，后者也兼任法官职务；接着去迪拜出席一个有400名法官参加的会议；然后到伦敦的老贝利[283]观摩一次谋杀案庭审；最后返回华盛顿。布什行政分支在哈姆丹案中的核心论点，就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尽管美国在很久之前就签署了这一重要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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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让我们这么办，”肯尼迪对凯迪亚说，“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此，我们何不将本案发回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让他们弄清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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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或许有用。”凯迪亚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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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假设我们告诉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日内瓦公约》或国际法其他内容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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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摊牌了。在言词辩论之后的大法官会议上，他加入了自由派大法官一方，再次推翻了布什在关塔那摩的政策。6月29日，本开庭期的最后一天，斯蒂文斯发布了由他撰写的法院判决书，强烈谴责了布什行政分支，措辞比最高法院两年前的判决更为强硬。他指出：未经国会批准，五角大楼不得单方面设置军事审理程序。同时，五角大楼不得忽视《日内瓦公约》的存在，相关程序必须符合公约规定。对这类争议，各级法院不得袖手旁观，不能等到这些囚犯被军事法庭定罪宣判还无动于衷。行政分支今后必须依循宪法行事。斯蒂文斯的判决仍维系了过去的克制风格，他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布什的观点近乎违法。《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本案”，他写道，哈姆丹必须由“具有文明人类所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的法庭”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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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回应仍然是强词夺理，一如共和党人在2002年、2004年及2006年政治选举中的伎俩。托马斯认为判决“强烈削弱了总统对抗与击败致命的新敌人的能力”，而且破坏了国家“阻止未来袭击”的能力。肯尼迪、苏特和金斯伯格加入了布雷耶的协同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布雷耶显示出罕有的直率与雄辩，他援引了自己刚刚离去的盟友奥康纳的一句名言：“最高法院的结论最终基于一个简单的立场：国会从没有给行政分支开过‘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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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丹案控辩双方均承认该案至关重要，这倒不仅仅因为那些关塔那摩囚犯可能面临死刑，事实上，这起案件关系到如何在反恐时期解读宪法含义，尤其是在最高法院的转型阶段。“任何地方，包括本院，都不存在阻碍与国会沟通的紧急情况，司法分支坚持认为，把相关问题交给国会解决，绝不会削弱我国的危机处理能力，”布雷耶写道，“相反，坚持上述做法，将以民主方式增强我们作出最佳决策的能力。对宪法的信念与信仰，必须通过民主方式来体现。今天，我们最高法院正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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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25章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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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有个延续多年的传统，凡有新大法官履任，之前进院的大法官都会亲自做东，为他举办一次欢迎宴会。由于最高法院近年一直未有人事更替，这一传统已被闲置多年。不过，2006年夏天，布雷耶正式宣布，他将复兴本院传统，设宴欢迎阿利托加入。[284]最高法院许多资深员工也非常珍视这个传统，对能够承担宴会安排任务，都由衷感到高兴。为营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夜晚，他们甚至提前对宴会流程进行了多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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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星期五，在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响的美妙乐曲声中，历任大法官夫妇陆续进入最高法院大厅。此时此刻，最高法院更像一个大家庭。出席宴会的宾客包括奥康纳夫妇，以及瑟古德·马歇尔与波特·斯图尔特的遗孀。[285]最后，在用甜点之前，布雷耶起立致祝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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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迎你，”布雷耶说，“我们非常高兴为你举行这次宴会。但我不得不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今晚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友善待你。但是，他们今后也有可能站在你的对立面，会反对你的意见，会拒绝在你的异议意见书上签字。这可是一个很难伺候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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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枝状大烛台闪烁的亮光下，客人们满脸疑惑、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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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需要的是一个朋友，”布雷耶接着说，“你需要有人站在你这一方支持你——是打心眼儿里真正地支持，而不是像围在这张桌前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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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通往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撞开，一只浑身绿毛，有着紫色睫毛，身着费城费城人队[286]球衣的巨兽冲了进来。它是阿利托最喜欢的棒球队吉祥物菲尔·凡纳提克。这只可爱的大怪物笨拙地走到阿利托面前，给了他一个熊抱，然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留下现场人们一阵阵的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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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阿利托的欢迎晚宴显示出，新任首席大法官到任后，伦奎斯特时期那种同事之间的活络气氛正逐渐复苏。罗伯茨对新同僚们十分友善，与他在司法委员会接受听证之前没什么两样。他态度谦和，甚至略显恭顺，以一种公允持重的方式管理着最高法院。当年，伦奎斯特正是凭着这样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法官们的一致好感。在会议模式上，罗伯茨也沿袭过往惯例，任何人若想作第二次发言，必须确保之前每人都有一次发言机会，发言时间也比伦奎斯特时期有所延长。与伦奎斯特一样，罗伯茨在分派意见书撰写任务时十分公正，无论是重大案件，还是谁都看不上的“垃圾案”，分配时都一视同仁。在向国会呈交的年度司法报告中[287]，首席大法官重拾被搁置多年的一项重要议程，积极呼吁国会为联邦地区法院与上诉法院的法官加薪，这可是自由派大法官与保守派大法官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此外，罗伯茨曾在多次演讲中倡导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在他看来，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最好体现，就是受绝大多数大法官认可的“窄”的判决（当然，最好是所有人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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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表面欢快的气氛，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承诺，反而使人们忽视了对罗伯茨法院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的关注——司法判决。我们已经看到，乔治·W.布什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简直是一段灾难之旅，总统与共和党在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上接连受挫——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社会保障、移民改革、中期选举，以及部分人事提名。但是，起码有一项经营多年的重大事业遂了他们心愿，那就是：改组最高法院。新的最高法院很快将用一系列判决证明，在2006-2007年，它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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