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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认为，罗伯茨搞的那一套完全是虚假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表面上尊重最高法院先例，实际上却背道而驰。但是，如果避开先例不谈，另起炉灶，怎么论证都像是一种诡辩。在这一问题上，斯卡利亚的鲜明立场反倒令人尊敬，在他看来，判决书应当坦白直率，该维持就维持，该推翻就推翻。但是，面对这些抱怨，罗伯茨镇定自若，并不为之所动，仍然“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误导他人的旗号，做着实质性的判决。2007年春天，最高法院已经变成一个更加保守的机构，很快，它就将影响到全体美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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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习惯将争议性案件放到开庭期最后几周宣判——最麻烦的则放在最后一天。每个开庭期最后一天，大法官总会呈现出他们最本真的一面。这个时候，他们多半身心疲惫，脾气也不大好。所有工作会匆匆结束，毕竟之前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只能和同僚或法官助理待在一起，根本无暇享受生活乐趣。2007年6月28日，上午10点，大法官们陆续从红幕帘后走出，多数人看上去都需要去理个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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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阿利托坐在听众最右端的位置，那里是资历最浅的大法官席位。他面无表情，直视前方。成为大法官前，他在上诉法院法官岗位上已经待了15年。不过，与任何一位新人一样，最高法院特有的案件压力已让他难堪重负。他面色苍白、略显迟钝、举止保守，从坐下那刻起，就好像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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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坐在与阿利托相邻的席位，她身材纤小，几乎陷进椅子里，透过审判席只能看到她的脑袋。与神情疲惫的同事们不同，她精神矍铄。坐在台下，明显能看出她带着怨气。对她来说，这个开庭期不啻一场灾难，她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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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苏特向来不喜欢各种仪式性场合。作为一个古老传统，每次言词辩论前，最高法院都会允许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的新晋律师现场宣誓。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首席大法官对新获得代理最高法院案件资格的律师致欢迎词后，仪式方告结束。与其他同僚们不同的是，整个宣誓仪式上，苏特从不展露笑颜，因为他觉得这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本开庭期始终弥漫着令人不悦的气氛，尽管今天已是最后一天，但瞅着这毫无意义的烦冗仪式，苏特的情绪当然好不到哪儿去。[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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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看上去心情不错，保守派这年战果颇丰，令他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尽管他并未在每起案件中取胜，保守派同事们挺进的步伐与速度也未能尽如他意，但本开庭期对斯卡利亚来说，仍算得上妙不可言，因为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实在已太久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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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坐在审判席正中的席位，尽管发梢已经见白，那张娃娃脸上却并未留下太多岁月痕迹。此刻，他已拥有空前自信，坚信这是他的最高法院。而这一点，相信已没有人再去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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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斯坐在首席大法官右侧，神色如常，两个月前，他刚刚度过自己87岁生日。（此刻，他95岁的哥哥威廉，还在佛罗里达州兼职从事法律工作。）他仍打着蝴蝶领结，戴着那副已显过时的大框玳瑁眼镜，再过一会儿，约翰·斯蒂文斯就将直奔劳德尔堡，去那里打桥牌、度长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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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故作深沉，却难掩欢颜。在本开庭期内24个由5
:4票形成的判决中，肯尼迪是唯一一名全部位居多数方的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法官能在一个开庭期内做到这些。他先后撰写了两份重要的多数方意见书，以及一份关键性的协同意见书。由于早上刚在椭圆机上锻炼过，这个70岁的男人看上去满面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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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席最后两个座位离媒体席最近。这一天，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尼娜·托滕伯格坐在离大法官们最近的位置。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座位上来回晃动，几乎挡住了她的视线。阿利托进入最高法院前，托马斯在审判席另一侧已坐了11年，不过，这一安排倒是投其所好，对他来说，离记者当然越远越好。托马斯的座椅被专门调整过，加大了他的后仰幅度，这样他就不用像阿利托那样努力睁大眼睛，生怕别人看出自己在犯困了。即使按照托马斯自己的独特标准，这一年对他来说也非同寻常。整个开庭期下来，托马斯一共亲历了104场言词辩论，却一个问题都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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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席尽头，布雷耶不断调整着坐姿，显得比别人更加坐立不安。他早盼着本开庭期快点结束了。本开庭期对布雷耶的改变，要远远超过任何人。之前，他虽在多起案件中受挫，却仍然毫不气馁，对未来抱有无限期望——就像布什诉戈尔案后，他召集所有自由派法官助理为他们打气时那样。现在，在保守派的接连猛攻下，布雷耶阳光灿烂的明朗个性已渐渐黯淡下来。虽然这个令他灰心失望的春天有许多案子要办，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游说国会为联邦法官加薪的工作中去了。至少在第一街对面那座建筑内，布雷耶还有机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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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三起案件。肯尼迪宣读了第一起案件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九十六年前的一个先例，最高法院这回算是彻底撕下了最低限度主义的伪装。被推翻的先例是1911年的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在该案判决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反垄断法禁止制造商对产品进行最低定价的规定。当时的理由是，最低定价不利于竞争，而且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不过，根据肯尼迪与其他4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见，最低定价行为从此被许可了。[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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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肯尼迪又开始长篇大论，概述起他对别人会怎样做的评价。之后，与他隔着右侧两个席位的布雷耶，怒目圆睁地开始了发言：“斯蒂文斯大法官、苏特大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和我本人提交了异议意见书，”布雷耶朗声道，“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遵循先例。”这也是他在这一天，乃至这一年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保守派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先例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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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案件仍由肯尼迪宣判，这次他站在了4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他们推翻了对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得州男子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才真正体现了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因为最高法院并没有确立新规，只是指示下级法院再为这名男子开一次庭。作为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死刑支持者，托马斯撰写了一份由罗伯茨、斯卡利亚与阿利托加入的异议意见书，但他仍拒绝在庭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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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当然就是本年度最后一起案件，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学校废止种族隔离案，罗伯茨将宣读他主笔的判决书。说起撰写判决书的速度，历史上还没几位大法官比罗伯茨更快。新任首席大法官尽管性情温和，但个性中也免不了有争强好胜的一面，他写判决书就跟自己做律师时写法律意见书一样——逻辑清晰、文采飞扬、事例生动。在罗伯茨宣读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故技重施，仍然是形式上维持先例，实质上却将先例认可的内容全盘推翻，这一次的目标所指，是奥康纳在格鲁特案中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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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没有哪个判例能比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更坚若磐石，在1954年这个里程碑式的一致意见判决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禁止公立学校的官方种族隔离行为。但对罗伯茨而言，只要是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招生计划，哪怕只实施一年，或者只为一所学校分派了一名学生，都算是违反了布朗案判决确定的规则。“在布朗案之前，学生能上或不能上某所学校，都是根据他们的肤色确定。在这些案件中，校方并没有出示充分证据，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再次允许这类行为发生——哪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首席大法官以他低沉的中西部口音读道，“制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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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布雷耶讲了27分钟，这也算最高法院耗时最长的抗议之一了。布雷耶在发言中概述了异议意见书的主要内容，并称该意见书“篇幅起码是我平时的两倍”。肯尼迪赞同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案件的判决结论，但对罗伯茨的部分观点不敢苟同。在自己那份含混晦涩的协同意见书中，肯尼迪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以种族为划分标准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能采取上述两个城市的做法。事实上，许多大城市的学校已不再适用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那样的做法，而是通过提高考试分数来推动种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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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雷耶之所以撰写那么长的异议意见书，表达那么强烈的情绪，显然是因为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另外3位自由派大法官也加入了他的异议意见书），布朗案整个儿就被保守派给劫持了。“最大的教训在于，有些人完全混淆了种族隔离与种族融合措施的本质区别，”他说，“判决混淆历史、颠倒黑白，把今天的路易斯维尔和西雅图当成了1950年代堪萨斯州的托皮卡。”[302]与此同时，布雷耶看出了罗伯茨判决中的潜台词，那就是在就业、商业、政府乃至教育等各个领域终止种族平权措施，最终将宪法完全变成一部“色盲”宪法，这也是斯卡利亚与托马斯过去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显然，罗伯茨与阿利托现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斯蒂文斯被气昏了头，所以只写了一份简短的异议意见书，里面有句结论十分引人瞩目：“我敢确定，1975年我加入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任何一位成员都不会同意今天这份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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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没有扯那么远，只是就事论事，话题始终紧扣最高法院判决本身。在那天，他先后两次质问：“遵循先例原则到底怎么了？”他列举了格鲁特案及另外6起先例，它们都已被当天的判决弄得形同虚设。“多数方的逻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说，然后添了句异议意见书书面版本中没有的话：“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少的人给法律带来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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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公然斥责，阿利托仿佛突然被惊醒，怒视着审判席另一边的布雷耶。罗伯茨表面上无动于衷，但谁都看得出他下巴上的肌肉正在抽搐。布雷耶反对的这一切，其议程是在里根时代诞生，由联邦主义者协会培养，受共和党右翼势力拥护，并由罗伯茨与阿利托的提名者大力推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展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任何种族优惠政策；加快死刑执行速度；推动宗教进入公共领域。当然，最首要的，是推翻罗伊案判决，允许各州禁止堕胎。布雷耶比谁都清楚，两位新任大法官，加上斯卡利亚、托马斯，以及（往往包括）肯尼迪，正朝着上述目标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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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发言结束后，罗伯茨仍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礼数周全，在宣布开庭期结束前，他首先向最高法院的配餐厨师哈里·芬威克致敬，哈里即将离开为之服务38年的最高法院，在两天后光荣退休。“谢谢您所做的一切，哈里。”罗伯茨说道。接着，首席大法官宣布休庭至本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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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尾声：被封闭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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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总统提名约翰·罗伯茨进入最高法院那天，未来的首席大法官曾提及卡斯·吉尔伯特的设计核心——台阶。“每当踏上那些大理石台阶，准备参加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时，我总会因内心激动而哽咽，”罗伯茨说，“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紧张导致的结果。”多年来，无数美国人在踏进吉尔伯特设计的这座司法殿堂前，都曾有过与罗伯茨一样的敬畏感。但是，马上就没人有这个机会了。这些通往最高法院大门的台阶，很快将不再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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