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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席尽头，布雷耶不断调整着坐姿，显得比别人更加坐立不安。他早盼着本开庭期快点结束了。本开庭期对布雷耶的改变，要远远超过任何人。之前，他虽在多起案件中受挫，却仍然毫不气馁，对未来抱有无限期望——就像布什诉戈尔案后，他召集所有自由派法官助理为他们打气时那样。现在，在保守派的接连猛攻下，布雷耶阳光灿烂的明朗个性已渐渐黯淡下来。虽然这个令他灰心失望的春天有许多案子要办，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游说国会为联邦法官加薪的工作中去了。至少在第一街对面那座建筑内，布雷耶还有机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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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三起案件。肯尼迪宣读了第一起案件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九十六年前的一个先例，最高法院这回算是彻底撕下了最低限度主义的伪装。被推翻的先例是1911年的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在该案判决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反垄断法禁止制造商对产品进行最低定价的规定。当时的理由是，最低定价不利于竞争，而且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不过，根据肯尼迪与其他4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见，最低定价行为从此被许可了。[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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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肯尼迪又开始长篇大论，概述起他对别人会怎样做的评价。之后，与他隔着右侧两个席位的布雷耶，怒目圆睁地开始了发言：“斯蒂文斯大法官、苏特大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和我本人提交了异议意见书，”布雷耶朗声道，“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遵循先例。”这也是他在这一天，乃至这一年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保守派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先例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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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案件仍由肯尼迪宣判，这次他站在了4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他们推翻了对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得州男子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才真正体现了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因为最高法院并没有确立新规，只是指示下级法院再为这名男子开一次庭。作为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死刑支持者，托马斯撰写了一份由罗伯茨、斯卡利亚与阿利托加入的异议意见书，但他仍拒绝在庭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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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当然就是本年度最后一起案件，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学校废止种族隔离案，罗伯茨将宣读他主笔的判决书。说起撰写判决书的速度，历史上还没几位大法官比罗伯茨更快。新任首席大法官尽管性情温和，但个性中也免不了有争强好胜的一面，他写判决书就跟自己做律师时写法律意见书一样——逻辑清晰、文采飞扬、事例生动。在罗伯茨宣读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故技重施，仍然是形式上维持先例，实质上却将先例认可的内容全盘推翻，这一次的目标所指，是奥康纳在格鲁特案中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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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没有哪个判例能比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更坚若磐石，在1954年这个里程碑式的一致意见判决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禁止公立学校的官方种族隔离行为。但对罗伯茨而言，只要是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招生计划，哪怕只实施一年，或者只为一所学校分派了一名学生，都算是违反了布朗案判决确定的规则。“在布朗案之前，学生能上或不能上某所学校，都是根据他们的肤色确定。在这些案件中，校方并没有出示充分证据，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再次允许这类行为发生——哪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首席大法官以他低沉的中西部口音读道，“制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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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布雷耶讲了27分钟，这也算最高法院耗时最长的抗议之一了。布雷耶在发言中概述了异议意见书的主要内容，并称该意见书“篇幅起码是我平时的两倍”。肯尼迪赞同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案件的判决结论，但对罗伯茨的部分观点不敢苟同。在自己那份含混晦涩的协同意见书中，肯尼迪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以种族为划分标准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能采取上述两个城市的做法。事实上，许多大城市的学校已不再适用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那样的做法，而是通过提高考试分数来推动种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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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雷耶之所以撰写那么长的异议意见书，表达那么强烈的情绪，显然是因为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另外3位自由派大法官也加入了他的异议意见书），布朗案整个儿就被保守派给劫持了。“最大的教训在于，有些人完全混淆了种族隔离与种族融合措施的本质区别，”他说，“判决混淆历史、颠倒黑白，把今天的路易斯维尔和西雅图当成了1950年代堪萨斯州的托皮卡。”[302]与此同时，布雷耶看出了罗伯茨判决中的潜台词，那就是在就业、商业、政府乃至教育等各个领域终止种族平权措施，最终将宪法完全变成一部“色盲”宪法，这也是斯卡利亚与托马斯过去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显然，罗伯茨与阿利托现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斯蒂文斯被气昏了头，所以只写了一份简短的异议意见书，里面有句结论十分引人瞩目：“我敢确定，1975年我加入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任何一位成员都不会同意今天这份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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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没有扯那么远，只是就事论事，话题始终紧扣最高法院判决本身。在那天，他先后两次质问：“遵循先例原则到底怎么了？”他列举了格鲁特案及另外6起先例，它们都已被当天的判决弄得形同虚设。“多数方的逻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说，然后添了句异议意见书书面版本中没有的话：“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少的人给法律带来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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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公然斥责，阿利托仿佛突然被惊醒，怒视着审判席另一边的布雷耶。罗伯茨表面上无动于衷，但谁都看得出他下巴上的肌肉正在抽搐。布雷耶反对的这一切，其议程是在里根时代诞生，由联邦主义者协会培养，受共和党右翼势力拥护，并由罗伯茨与阿利托的提名者大力推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展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任何种族优惠政策；加快死刑执行速度；推动宗教进入公共领域。当然，最首要的，是推翻罗伊案判决，允许各州禁止堕胎。布雷耶比谁都清楚，两位新任大法官，加上斯卡利亚、托马斯，以及（往往包括）肯尼迪，正朝着上述目标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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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耶发言结束后，罗伯茨仍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礼数周全，在宣布开庭期结束前，他首先向最高法院的配餐厨师哈里·芬威克致敬，哈里即将离开为之服务38年的最高法院，在两天后光荣退休。“谢谢您所做的一切，哈里。”罗伯茨说道。接着，首席大法官宣布休庭至本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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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尾声：被封闭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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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总统提名约翰·罗伯茨进入最高法院那天，未来的首席大法官曾提及卡斯·吉尔伯特的设计核心——台阶。“每当踏上那些大理石台阶，准备参加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时，我总会因内心激动而哽咽，”罗伯茨说，“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紧张导致的结果。”多年来，无数美国人在踏进吉尔伯特设计的这座司法殿堂前，都曾有过与罗伯茨一样的敬畏感。但是，马上就没人有这个机会了。这些通往最高法院大门的台阶，很快将不再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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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高法院大楼进行整体翻新，是伦奎斯特在首席大法官最后几年任期内的头等大事。与许多政府大楼的改造项目一样，即便是适度整修，也会存在预算超支、拖延工期等一系列问题，相关工作大概将于2009年完成（甚至可能更久）。而且，“9·11”事件发生后，整修方案还得将安全问题作为考虑重点。很明显，最高法院正面台阶上的公共入口——也是吉尔伯特设计规划中的点睛之笔——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台阶一侧邻近建筑基座的部分将开设一个新的入口。参观者仍可通过正面的台阶离去，转身也能看到吉尔伯特设计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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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台阶的决定或许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发生更大的转变，这一转变部分将由大法官们主导，但更大程度上，可能会由美国人民来决定。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总是能集中反映推动社会变迁的普遍政治意愿。在共和国早期，当地域冲突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时，这种紧张气氛在最高法院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大法官退休后，总统必须提名来自同一个州的大法官作为继任者。（现在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伦奎斯特与奥康纳这两位资深大法官都来自人烟稀少的亚利桑那州。）在19世纪至20世纪，潮水般涌入的欧洲移民将宗教问题提升为政治上的中心议题，人们为了在最高法院设立“天主教席位”与“犹太人席位”闹得不可开交。而在现代，克林顿总统已任命了两位犹太人大法官，却没人对此评头论足，这恰恰说明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样，现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已经拥有了5位天主教大法官。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自由派，威廉·布伦南，也是一位天主教徒。[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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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导致美国社会出现裂痕的已不再是地域或宗教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分歧。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凭借他们的保守派身份，而不是天主教信仰。共和党的力量基础——从福音派的詹姆斯·多布森与杰伊·塞库洛，到联邦主义者中的特德·奥尔森与伦纳德·利奥——其影响力已足以塑造最高法院。与他们的自由派敌手相比，这些人更加有组织，更具动员力，也更加关注最高法院的作用。一旦他们的候选人取得政权，这些保守派将迫不及待地向最高法院输送更多的大法官，而且必须是罗伯茨与阿利托这样能讨他们欢心的。（至于哈里特·迈尔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物，提名自然会惨遭拒绝。）可以说，保守派以近乎狂热的激情，完成了他们在最高法院的力量投入，为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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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公共场合，罗伯茨不得不让自己的观点看上去有别于他的保守派支持者们。“法官就像棒球裁判员，”他在自己的确认听证会上说，“裁判员并不设定规则，仅仅适用规则。”在其他场合，罗伯茨也经常说：“法官不是政治家。”这些话都不足信。最高法院大法官跟棒球裁判员根本没什么可比性。解释宪法，并据此界定美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此神圣的工作，怎么能跟球场上喊几句口令的机械行为相提并论？这种类比简直是愚不可及。目前，一旦触及解释宪法条文含义这一最高法院核心工作，往往是意识形态，而非写作技巧，左右了案件的判决结果。著名的保守派法官、法学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曾写道：“我们很少有可能直接判定最高法院一个宪法性判决的是非对错，因为宪法性案件的判决只能依靠政治决断，至于政治决断孰对孰错，根本与法律规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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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布雷耶一直为维护遵循先例原则劳心费力，但始终应者寥寥。布雷耶及其自由派同事们（在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也偶尔加入他们）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中投票时，可没怎么顾忌遵循先例原则，他们毫不犹豫地推翻了最高法院17年前作出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判决。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正是废止对同性间自愿性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一恶劣规定的大好时机。在那种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考量往往战胜了对先例的尊重。当然，这类做法有可能夸大了宪法条文的解释弹性。在多数情况下，资深大法官们总是拘泥于条文字句本身的含义，或者着眼于历史或先例，大法官们解释的自由度虽大，却并非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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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最高法院，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言词辩论的质量，而是大法官们的立场。比如，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在智力、技能乃至道德上都不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他们立场对立的，是其不同的司法理念，在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差异高于一切。未来的大法官当然也必须拥有足以符合其工作要求的丰厚资历，但左右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始终是他们秉持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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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项因素——而且仅有一项因素——能决定最高法院的未来：总统大选的结果。总统通过挑选大法官使自己的影响力得以延伸。从这一点上来说，乔治·W.布什做得非常高明。现在的总统们已经不会再为自己任命的大法官的所作所为大跌眼镜了。苏特和肯尼迪都没让任命者吃惊，苏特的记录早已表明他是一个温和中间派，肯尼迪之所以被提名，是因为比他更保守的罗伯特·博克没能通过参议院的确认。之后陆续被任命的大法官们——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罗伯茨和阿利托——其表现都与任命他们的总统的预期一致。几乎可以肯定，斯蒂文斯、苏特与金斯伯格三人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他们的继任者仍将延续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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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卡斯·吉尔伯特设计的台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们的宏大想象——最高法院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在更高层面上裁断是非曲直。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就是民主过程的产物，用句或许有些冷酷的话说，它既代表着最好的人的利益，也代表着最坏的人的利益。对我们的最高法院，我们无须寄予太多期望，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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