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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敢拼敢闯,甚至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一九五四年的十一月,她参加了庆祝罗马至德黑兰航线开通的首飞仪式。这是她第一次与世界接触。登机的时候,她十分激动,仿佛自己正在登上的是一艘将要驶往月球的火箭。飞机在凌晨一点从钱皮诺机场起飞。“罗马在我们的脚下闪烁,仿佛一束萤火虫一般跳动着,不一会儿,就变成了远处的一个亮点,就像一颗星星,跌落到无穷无尽的地球上。”整个航程中,她都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其他资格老的同事们都在打呼噜,或者喝着上等烈酒的时候,她将自己的鼻子贴在舷窗上,写着笔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黎明令她眼花:“我们头顶的天空依旧一片黑暗,但是在东方,在马尔马拉海的位置,地平线变成火红色,火焰般的绛红色,黄色和紫色撕破了天空,渐渐露出了蓝色,在天空的边缘,留下了玫瑰色的印记。”她从高处注视安纳托利亚,然后是亚美尼亚的山脉,最后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广袤的土地上没有草,也没有树木,更没有河流和湖泊。我们仿佛在月球上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飞行。这里就是伊朗。在我们隐约能够看到的山丘起伏的棕褐色土地上飞行了三个小时之后,就像是给我们一份奖励一样,我们到达了德黑兰高原。”伊朗——古老的亚细亚,引发她儿时梦想的《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国度,就像一个曾经的承诺一样呈现在她面前——这是她的首次东方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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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参观城市和博物馆。奥莉娅娜设法弄到了一件黑色的穆斯林长袍,乔装混入了一座清真寺内,并且获得了皇后的接见。苏拉娅是巴列维的第二任妻子,她因为迟迟没能怀上王位继承人,正处于风口浪尖。因为奥莉娅娜是意大利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苏拉娅接见了她。但是她也提出一些要求:奥莉娅娜不得提出不得体的问题,不得谈论政治。奥莉娅娜接受了要求,事实上她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但是当她撰写文章的时候,在开头先讲述了这个军事国家几个月前试图逼迫巴列维退位的事件。对于政治,她也能够通过一种细腻的方式,写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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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写出这篇故事,对于作为记者的法拉奇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果。她走进宫殿,按照要求身着黑衣(因为巴列维的弟弟刚刚去世,宫殿里所有的人都穿着丧服)。侍从犯了一个错误,将奥莉娅娜独自留在了皇后的贮衣室(这也令她有机会看到那些绸缎内衣和骑马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陪同的贵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将她带到了正确的大厅(寥寥几笔,但让读者身临其中,仿佛也能看到那些水晶吊灯以及那些像沙子一样踩上去鞋跟就会陷入其中的地毯)。此时一个女人走进了大厅,她看起来和宫殿中其他的贵妇并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她正是皇后本人。奥莉娅娜当时十分慌乱,都忘记了要按照仪式向皇后行鞠躬礼。这也逗乐了苏拉娅,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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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昌盛时期,她撰写的政治访谈文章,向人们展示了她那卓越的能力。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能力,虽然皇后事实上是在沉默的,但她通过描写皇后的沉默、目光以及头部动作,让这位沉默不语的皇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宫殿里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的生活让人厌烦,苏拉娅也在这种烦躁中描述了她一天的时间安排。她想要一个儿子,当她听到女演员西尔瓦娜怀孕的消息后更加痛苦。“她怀孕了吗?”皇后支支吾吾,一言不发,脸突然暗了下来。奥莉娅娜已经决定要让她承认,她要去美国的旅程并不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去游览好莱坞,而事实上是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即使自己对面的谈话者矢口否认,但奥莉娅娜还是通过她的身体语言,让她说出了事实。“她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低下头,当她抬起头的时候,神情十分慌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她用并不确定的语气,就像因说谎而羞愧一样,低声说:‘不是,只是去游玩。’然后她就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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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那揭穿人物真实面目的能力,在自己的首篇国际报道中尽显无遗。如果二十年之后,那些在奥莉娅娜的政治访谈中被她逼得“一丝不挂”的政治家们能事先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应该会得到一些警示。奥莉娅娜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先去考虑每篇访谈会带来的影响,她做的只是将每一个细节组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她的直觉和她的阐释就占据了她访谈的中心位置,将对话者带到她想要他们去的地方。要想从她这样的访谈方式中逃离是不太可能的。她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她的叙述才能。奥莉娅娜不局限于罗列问题和回答,她会构思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开头,有结尾,中间内容则张弛有度,吸引着读者一直读到文章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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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意大利后,按照《欧洲人》新任主编的要求,她重新开始了对罗马电影业和上流社会生活的报道。为了创办《快报》,阿里戈·贝内德蒂离开了这家日报社,顶替他位置的是米凯莱·赛拉。一九五五年,奥莉娅娜受雇并搬到了《欧洲人》的主要办事处——米兰。带着小女孩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她来到了这份欧洲最负盛名的刊物的办公室。那年她二十六岁,在这里她谁都不认识,也不懂穿着打扮。她总是穿着长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穿着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常见,而且她还偏爱黑色。米凯莱·赛拉戏弄她,说她穿得就像是一个清洁工。在那个时期,掌管编辑事务的女人是卡米拉·切特尔纳,她优雅至极,尽管她后来离开了报社,加入了贝内德蒂创建的《快报》,但她仍然是米兰各种沙龙的常客。“我是无产阶级的女儿,我甚至都不明白‘沙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对于她来说,我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都不敢奢求能够获得她的友谊,甚至不敢奢求让她对我亲切一点:我知道,她对我毫无兴趣。噢,我还记得那天,当我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模仿了卡米拉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我只是像她一样,在文章的开始使用了一个副词),自己被窘迫的埃米利奥·拉迪乌斯善意地批评时的苦涩,他是众多编辑的负责人,也是她的朋友。他对我说:‘切特尔纳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你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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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她什么事情都去做,因为她相信只有做更多的练习,自己才能够变得更加出色。她讲述了一位试图将儿子从外国军团带回家的父亲、一名不明原因自杀的青少年、一位利用别人托付给自己照顾的孤儿来赚钱的骗子、一位变性的英国绅士。她继续撰写罗马的大事小事,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撰写有关电影方面的文章中,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为她总是能够厚着脸皮,用数小时的时间去缠着那些名人。她讲述外国女演员同罗马王子们之间的爱情,讲述美丽的王后们的生活,讲述富人们在卡普里岛的假期,还有在罗马山丘度蜜月的奥黛丽·赫本。她讲述玛利亚·皮娅·萨沃伊的婚纱和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进行的访谈和写出的报道越来越多,她的那份固执也越来越突出。奥莉娅娜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她在叙述上富有才气,这令她经常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构思并完成一篇文章。在威尼斯的节日里,新闻官员不让她进入,她并没有泄气,她为自己的文章创造了一个绝妙的开头。文章的开头,她描述了被周围的观众大声评论着的、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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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一丝不苟的态度面对工作,但是偶尔也会因此感到厌烦。唯一能够让她感到愉快的事情就是旅行。因为这个原因,对于所有的出差任务,她全都接受。一九五五年四月,报社要求她去报道彼得·汤森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的爱情。彼时这段不可思议的爱情已经令英王室深陷丑闻之中。她乘坐飞机来到了比利时。数月以来,汤森都独自居住在布鲁塞尔,拒绝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奥莉娅娜要么到他每天都去骑马的驯马场找他,要么就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她还设法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事实上,她一无所获。但就是在这一无所获之中,她还是写出了一篇完美的文章。她写了一个剧本,而不仅仅是小说。她巧妙地将自己在他家门口讲的几个笑话,用她的语言组织了起来。“汤森笑了一下:‘您还真是不轻易放弃。’‘您也是一样,上尉。’然后又是一个微笑。‘您知道的,女士,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到这边来。’‘我也是一样的,上尉。’他手中的小马鞭有节奏地敲打着自己的骑马靴。‘很遗憾,我不能告诉您您想知道的。如果最后证明您是一个值得让我说出真话的人,我会考虑把您想知道的都告诉您的。’接着又是一个微笑。然后我提出了心中的问题:‘您并不想否认您希望和玛格丽特结婚的意愿吧?’”很明显,汤森否认了。——但他这时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突然抬起头,颌骨变得僵硬,他的表情和动作出卖了他,其实他想回答“是”的——虽然表面上他并没有否认这件事,但其实他的神情已经出卖了他。奥莉娅娜的风格——让她闻名于全世界的语言风格——在这时就已完美成形了。她写文章时有三个特点:搜索消息的那份执着,像记叙一个故事一样构思一篇文章,将自己作为采访文章中的人物之一。她请摄影师陪她去采访,拍下自己同被采访人讨论的场面。她使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感想,在文章中直接质问读者——你明白吗?你看到了吗?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她的文章,就像是一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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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奥莉娅娜整天缠着主编,直到他答应派她去事发地。但是他让她只是去写几篇在起义结束、首都最终解放后的庆祝性文章。十一月二日,飞机在维也纳一落地,她就发现,在短时间内一切都改变了。苏联人入侵了这个国家,前线已经封锁,首都变成了一座孤城。她没有听从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馆的劝告,决定偷偷前往匈牙利。她租了一辆出租车,但又不得不折返回来。然后,她搭上了红十字会的车队,但是车队在距离前线几公里的地方被入侵者的军队拦了下来。在寄给《欧洲人》的文章中,她描述了在苏联士兵宿营地度过的那个充满大雪和泥浆的夜晚。她突然感觉自己被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她听到大人们谈论希特勒在中亚将苏联监狱中的犯人组成了臭名昭彰的土耳其军团,并在九月八日之后,利用他们来对付游击队员 ,一切仿若隔世。只有语言变了,现在的士兵用说话时带着喉音,说服着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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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奥地利之前,红十字会的车队在一个由起义战士控制的前哨停了下来。战士们的首领是一位老者。这一队士兵有三十多人,他们占据着这个据点,毫无生存的希望。奥莉娅娜望着他筋疲力尽的神情,长长的胡子,疲惫的眼睛。她想起了当时被关在法西斯监狱的父亲那被打伤的面部和毫无生机的眼睛。可能的话,她想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听他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红十字会车队准备离开。她也要离开了,留下这位老者为他自己的命运而战。最后,他准备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像其他时代的那些绅士们那样,对着他们鞠躬道别:“亲爱的先生们,死亡也有所必要。”奥莉娅娜知道这位匈牙利老者不可能活得下来,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笔,将他的事迹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让他永远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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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为了能够和流亡中的匈牙利人交谈,她要求去看看难民营。她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在翻译的帮助下,她将地下电台广播的文字誊写下来:“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怎么能够不去倾听我们被屠杀的女人和孩子们的呐喊?全世界的人们!你们听一下这个弱小国家的绝望呐喊吧!”她将避难者遇到的这些恐怖事件整理成一系列文章。她高明地用最后一个故事结束了整个系列,在故事中详细描述了一张戴着面具的脸:那是一个学生,因为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同伴的名字,气急败坏的逼供者割掉了他的舌头。“他永远也没法说话了。”一个妇女将这个学生带给奥莉娅娜看,“但是您能够说话。您能够说话,对吗?当您回到意大利,请您将看到的一切告诉人们。”在匈牙利革命的后方,奥莉娅娜发现,作为一名记者,自己的声音是如此地有意义。多亏了她出众的叙述能力,她的报道不再仅仅为了令人愉悦。她变成了战争的目击者,变成了一名战士。她在最前线,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战斗,这也是伴随她成长的另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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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之行彻底扰乱了她的思绪,面对自己的读者,她也毫无隐藏。“什么名人间的爱情、上流社会丑闻、那些让我们衣着华丽去参加的电影首映式,在我们这些理智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我感觉再也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了。”在寄给维也纳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道。在报纸上,她毫无掩饰地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愤慨。她想直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尽管代价十分残忍,但也要从最深处摇醒他们。“谁还能够只痴迷于浮华却无视一个将死民族的悲哀?请你们来维也纳,看一看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去重新开始报道上流社会的那些流言飞语、桃色绯闻。但是,在她回来之后,她又不得不去撰写并报道这些事情。回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了报道白金汉宫的丑闻,她来到了伦敦。在报道中,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她就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玛格丽特最新的这段热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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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米凯莱·赛拉来说,允许奥利娅娜去匈牙利的想法只是因为一时冲动。但她也十分高兴,因为现在她已经弄懂了奥莉娅娜的性格。她知道,想要让奥莉娅娜停下,一切都是徒劳无用的。对于奥莉娅娜来说,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那是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仿佛回到了抵抗运动的英雄时代,重新嗅到了战斗的芬芳。”战地记者奥莉娅娜就是如此诞生的。越南已经在不远处等待她。但是在去之前,她要先说服主编允许她去旅行。她成了《欧洲人》最出色的外派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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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6 美国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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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coperta dell’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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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奥莉娅娜提供了一次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机会。早在孩童时期,她同这个国家之间就有一个约定:“那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是要热爱美国,即便是美国人来到我们国家轰炸我们,并炸死了在学校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十三岁的小男孩的时候,我仍然要热爱美国。最终,在八月十一日,美国人到达了佛罗伦萨。对于我来说,在我童年的幻想中,美国人始终是那些身穿卡其色制服的天使。他们实在是奇妙极了,我开始梦想着能够去美国。多年之后,我来到了这里,并且打心底爱上了美国,这个我梦中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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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她参加了庆祝罗马至洛杉矶航线首飞的发布会。她和一大队意大利记者同事同行。她再一次成为所有同行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参观了好莱坞、华盛顿还有纽约。半个世纪之后,这次旅行的随行翻译乔瓦娜·戈沃尼·萨尔瓦托雷还清楚地记得她。“奥莉娅娜当时是最年轻,也是最娇小的女孩,”她说道,“但是很难忽视她。她很有个性,说话也十分直接,从不拖泥带水,遮遮掩掩。”她还保存着那次旅行的一些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她和奥莉娅娜两个人正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另一张照片中,两人正在参观墓地。在相机镜头前,奥莉娅娜用手做出了牛角的手势,开起了玩笑。她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大衣,显得十分臃肿。剪短的齐刘海下,是她胖乎乎的脸庞。小帽子,手套,小包,一串珍珠,还有鞋跟并不算高的鞋子。她看起来像是一位年轻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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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她英语不太好,在采访的时候总是向我寻求帮助。”乔瓦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记者团会在纽约停留数日,奥莉娅娜告诉主编说她要去采访玛丽莲·梦露——美国电影界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女明星。这位女演员已经离开公众视线接近一年的时间。她已经和自己的电影工作室断了联系,离开了好莱坞,正住在纽约的公寓中,但没有人知道这座公寓的地址。有人说,人们很少见到她出门。就算出门,她也总是戴着黑色的假发以避免被别人认出。乔瓦娜陪着奥莉娅娜进行这次“狩猎”行动,“所有的人都说我们疯了。有一次我们先去了她朋友的一家剧场中,以为能够在那儿找到她。我们在剧场待了很长时间,挨间包厢去寻找,直到我们两人被关在了剧场内。我们就睡在了大厅里的沙发上。剧场的保安在凌晨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将我们撵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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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寻找变得几近于疯狂。在两个夜晚,奥莉娅娜寻找了二十家餐厅,十八家夜总会,八家电影院和十四家剧场。意大利的记者们都愚弄她。快打消这个想法吧,其中一位同事提醒她,说她已经徒劳地找了六个月了。在“二十世纪福克斯”——一个可能有人知道这位女明星地址的地方,他们打趣地回答她:“当您找到她的地址后,如果能跟我们也说一下,我们会十分高兴的。”不久之后,这个年轻的寻找玛丽莲·梦露的意大利女记者自己本身就成了一条新闻。美国的同事们不时地询问她,打听她这次寻找活动的进展如何,他们彼此之间也就这次行动在打赌。在这次旅行的最后,她不得不接受没有采访到梦露的事实,一无所获地回到了米兰,但是她并不认输。她决定写一篇关于自己没能采访到玛丽莲·梦露的文章,她将自己设定为文章的主角。结果令读者十分喜欢,因为内容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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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她说服了报社,让自己在好莱坞待上一段时间。在那个时期,对于一名意大利记者来说,这是一段昂贵的旅程。“他们给了我五百美元,可要想在洛杉矶生活,这根本不够。当然,一位美籍意大利女士为我提供了她花园里的车库,作为我的住所,这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然而,我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其他问题。车库里没有停放汽车,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间厕所。作为这些辛苦的回报,我的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也采访了不少明星。”这一次,她依旧需要一个人来帮她翻译英语。她找到了宝拉·勃兰特·肯尼利作为自己的向导。她在意大利出生,丈夫是一位记者兼剧作家,她跟随自己的丈夫迁到了美国。宝拉还清楚地记得陪奥莉娅娜在好莱坞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她并不觉得奥莉娅娜是一个住在车库中的人,相反,她把奥莉娅娜视作一位美籍意大利家庭的客人:“我告诉她所有关于好莱坞的流言飞语,帮助她为每次见面做好准备,并建议她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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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着宝拉的红色凯迪拉克转遍了整座城市。因为她自己不会开车,所以将方向盘交给了宝拉。多年之后,宝拉亲切地说起这个女孩来:“像一只惊弓之鸟——她很年轻,也很可爱,脸上表情丰富,但是透过她的眼睛,却能看出她内心的烦乱。”她对这个伟大的国度一无所知,她的语言也并不流利。然而,她绝对不允许自己犯错。就像父母经常对她说的那样,她应该做最出色的那个人。她低下头,默默地积攒力量,装作自己无所畏惧。连她第一次旅行的翻译乔瓦娜也记得这个女孩的复杂性格:“她很脆弱,但是她把侵略当作自己的铠甲。她会先发起进攻。结果就是,美国人经常被她吓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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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拉还记得,她没什么朋友,特别是几乎没有女性朋友。奥莉娅娜不喜欢同女人相处,她常说她们太容易背叛:“她心中的神话就是父亲爱德华多和大伯布鲁诺,她一直谈论他们两人。”她成了保拉的丈夫——比尔很要好的朋友。“她从他这里吸取采访的灵感,比尔帮她处理这些采访,这也十分罕见。”带着这份好奇心,她在日后成了一名伟大的旅行者,但是她惧怕飞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坐飞机,在飞机起飞后,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了一片刺绣开始忙活起来。‘我需要做这些活来帮助我忘记我们正处于高空中’,她跟我解释道。”她十分擅长做一些细微的活儿。从巴黎到米兰的航行中,她能够绣出两片叶子,宝拉给一位男性朋友这样写道。从罗马到纽约的航程中,她可以完成两朵配有叶子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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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帮助她近距离地研究了美国明星们的世界。好莱坞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八八七年——当一名中西部地区的清教徒先锋——哈维·威尔考克斯,决定抛弃污浊腐败的洛杉矶,定居于此的时候——这里仅仅是一片被野生橘树和冬青覆盖的荒野。威尔考克斯太太将他的这片大牧场称为好莱坞,正是取自冬青林之意。她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市长将会准许电影制作者——一名叫做威廉·塞里格的人在不远处的露天场所拍摄胶片。三个反抗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托拉斯反叛青年——萨缪尔·戈德温、杰西·拉斯基和赛西尔·德米尔——租用了大牧场中的一间牛棚用来拍摄电影。接下来发生的事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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