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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还很年轻，但是她已经向大家展示了卓越的天赋。对于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懂得如何将自己所见到的，通过优美纯正的托斯卡纳语讲述出来。写于那些年的一篇关于非传统学校的文章就是这样诞生的，文章的开头文笔流畅：“一个清晨，鸡仔们逃出了笼子。我们的汽车在圣吉索莱出了状况，无法行驶，出口处繁花锦簇。我们三个人跳下车，带着一台照相机、镁光灯及其他设备。学校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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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她对比萨城一名方济各会士的描写。这位修士为孩子们修建了一座欢乐之城，用来挽回那些路边的少年犯们。文章以相机画面般的描述作为开始：“你们看一下那位长着银白头发和胡子、身材肥胖的先生，他缓慢而又柔软的动作，仿佛一头疲倦的老狮子。如果你们有幸遇到他，一定要好好地观察一下他并恭敬地向他打个招呼，他将会在你的肩膀上猛拍一下，作为回礼。你们好好看一下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的男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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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读她早期的作品时，会很难想象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小女孩之手。一九五○年七月，她描述了法院对一群商人的审判以及犹太人财产侵占案，她描述了步伐缓慢、神情沮丧的指控方队伍——在纳粹德国集中营中的流放犯亲属，或者是流放犯本人——根据法庭的要求，他们需要无视个人的悲剧，严格地汇报自己遭受的财产损失。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偷走了一些保险箱，奥莉娅娜对他的描述让人无法忘怀。这也展示了她在叙述时的语言表达天赋。“‘你们必须拿出失窃的证据……’法官说道。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低声嘟囔道：‘无非就是一场盗窃。’然后，他继续用在法庭另一侧的观众听不到的声音补充着——是的，补充说他被偷走的：他的女儿马蒂尔德、他的妹夫维托里奥、他的小孙子们，十三岁的阿米艾尔和十二岁的莉亚。他们全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消失了。然后，他紧张地转动着手里的帽子。他想给自己鼓一下劲。但是，当儿子和一个亲戚安慰他的时候，他却失望地走开了，他的两个肩膀都颤抖着。‘保险箱？’他说道，‘什么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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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同事还记得和奥莉娅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他们出席了同一所法庭中的一场对几个法西斯分子即刻行刑的审判。他在专栏作家那一堆人中发现了奥莉娅娜，她头发金黄，举止落落大方，惹人怜爱。当他靠近她，企图开个玩笑的时候，她一眼将他“瞪回了”自己的位置：“年轻人，这不是一场节日庆典。这里有三个人将会死亡。对，当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也是人。”她很年轻，但是心智已经很成熟。她早已明白，要想在这份由男人主导的职业中出人头地，就必须向大家展示出她更为出色的一面。每篇文章，她都会反复写十多次，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润色。在讨论会之前，她都会将话题研究透彻。她还阅读了大量伟大作家的作品，来学习他们优雅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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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一名同事的遗孀还记得，她经常去自己家中找自己的丈夫借书，或者向他征询建议。“有几个早晨，我们会在门缝下面发现她晚上塞进来的卡片。她那时候工作很辛苦，烟抽得也很厉害。”她知道如何做好一个小女孩，但也很明确她想得到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成功是赠予年轻人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送给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成名之后，有一天，她这样写道：“拿破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赫赫有名，亚历山大大帝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去世，兰波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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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专栏作家组的组长故意愚弄她，并以此为乐的时候，她都十分生气。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她希望人们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有一次他们派我去报道一场猥亵案的诉讼，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勇气拒绝参加，因为我要写出报道。然而，审判法官在现场冲我吼道：‘让这个小女孩出去！’‘我是一名记者，法官先生！’‘什么记者！出去！’门卫将我扔出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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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同两位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民族报》的马里奥·卡尔托尼和《新邮报》的埃尔维奥·贝尔图切利。“因为我们三人都出席过重罪法庭，卡尔托尼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轮班制。当我在法庭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出现，相反亦是如此。我们还会在酒吧中喝着CINZANINO，交换着彼此获得的情报。我们总是在一起，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在她的新闻稿件中，还有一些照片，上面记录着那些在酒馆的夜晚。在同桌的人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但是似乎没人能够吸引她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我总是在不停地寻找，寻找着我的杰克·伦敦。或许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杰克·伦敦或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那就像在冬天里寻找一只蝴蝶一样艰难。我人生中的那段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段漫长的寒冬，而我在这寒冬之中，徒劳地等待着一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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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多赚一千里拉，我周末从来都不休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这份职业就像是医生，带着自己的医药箱，随时前往呼唤他的地方，从来不去考虑节假日或者是用餐休息时间。”她什么都写：风土人情、时尚报道、违法犯罪。她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时间娱乐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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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她得知了一件稀奇的事。在菲耶索莱，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共产党员去世了，神父拒绝为他主持宗教葬礼。他的党员同志们将他的祭服和教堂的大蜡烛偷走，按照党内的方式为他完成了葬礼。对于这一事件，奥莉娅娜写了一篇文章。她知道这篇文章永远不可能在《意大利中部晨报》上发表，因此，她将文章寄给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周刊《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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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章寄出后，我并没有幻想它能够得到发表。一周之后，在加富尔路拐角的大教堂广场上，从报亭中递出一份——《欧洲人》。周刊的第一页上，奥莉娅娜·法拉奇几个字硕大又耀眼，仿佛宣传语一样。这几个字下面是文章的标题：‘就算在菲耶索莱，上帝也需要人类。’”第一个找奥莉娅娜的人是她的大伯布鲁诺，他气愤至极。“他是著名记者，怕我毁了他的名望。他打电话跟我说：‘现在你以为自己是谁，海明威吗？你这个傻子。’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在我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孩子们都活得很艰苦，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抑或是在社会工作中。但是这艰辛的生活让我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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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戈·贝内德蒂对这篇充满生气的文章很好奇，他找到了她说：“您很出色，请允许我对此好奇——您是布鲁诺的亲戚吗？”“是的……”“很好，那您现在给我写点别的东西吧。我想要一个关于柯齐教授的长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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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齐是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他接见了她，也让她完成了这篇访谈，然后奥莉娅娜将访谈寄给了贝内德蒂：“您知道的，先生，我的伯父上次责备了我，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用的字体太大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要用更大的字体来写您的名字。”贝内德蒂回答道。“从这次回答中，我明白了伯父布鲁诺对他并不怎么友好，相对地，他对伯父也不太友好。然后，我对柯齐教授的这篇访谈占据了报纸的第三版一整面，这鼓舞了我下定决心加入这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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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主编让她去参加一场陶里亚蒂的群众集会，并随便写点诋毁他们的东西来取乐。“做梦去吧！”奥莉娅娜抗议道，“我会去听一下他们说了什么，再将他们说的如实写出来。”不久之后，她被叫进了主编的办公室。主编是一个性格古板的男人，他要求属下绝对服从自己。奥莉娅娜已经惹了不小的麻烦，因此主编使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她，她对他也直接使用了“你”。“人们不会在自己吃饭的盘子中吐痰的。”主编警告她。她针锋相对地驳回了主编的话，然后就被解雇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向爸爸和妈妈忏悔的悲惨生活：‘就算是考试不及格，也不会这么惨。’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去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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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法拉奇帮了她一把，此时他已经成为《时代报》的主编，并把她带到了这里。“那时候，他已经很尊重我了。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因为我‘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个评价，但他的话还是抚平了我的伤口。但问题是，伯父不想让别人指责他任人唯亲，因此将我打入冷宫。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伯父写了什么：一篇关于拉文纳镶嵌工艺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一篇关于加拉·普拉奇蒂亚墓失窃了一些镶嵌物的文章；一篇关于冰激凌历史的文章，这还是蒙达多利达拉莫塔付费的广告文章；一篇关于位于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的文章——一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官员无花果的叶子为大卫遮羞，反而引来一些学生为大卫穿上了有着花边的女士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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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交给她一篇政治文章时——一九五一年乔治·拉·皮拉参加佛罗伦萨市长选举——奥莉娅娜展示了她全部的才华。文章一开始，她就立刻让读者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乔治·拉·皮拉完全不想引发灾祸”——她对这位反常的政治家进行了描述。他十分神秘，居住在修道院中，将其所有财产分发给穷人们，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公民集会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比如：“在用目光环视广场一周之后，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将嘴巴贴到话筒上，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这种祈求让在场的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哀悼不已。”或者他那温和的反法西斯政见：“在他表面的服从背后，隐藏着自己的能量。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多亏了这份温和，才使他能够牵着那些怒气冲冲的法西斯党徒的鼻子走。当他们勒令他去守卫位于圣十字的法西斯纪念碑的时候，他说道：‘是，是，我去，为了这些可怜的逝者。但是我去的时候不会带步枪，我会带一串念珠，然后去给他们诵读玫瑰经。’这个想法并不会讨法西斯主义者的喜爱，但至少他因此而守卫了纪念碑，他们也不再那样讨厌他。”奥莉娅娜只有二十二岁，但是已经将她作为一个讲述者的天赋充分展示给了大家，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去写政治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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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鲁诺·法拉奇被撤职，他从主编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奥莉娅娜也和他一块儿被解雇。“我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我是我伯父的侄女。我和我的伯父从来都不是意大利记者界的宠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于任何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吧。”幸运的是，《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依旧信任她，他欣赏她的文风和她的行事坚决。“有一次，他对我说：‘听着，你很出色，但是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事实上，那些位于社会上层的女人不会给予其他女人太多的东西，确切点说，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予。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不要等着她们施舍，你要直接去争取。当然，这也会令你遭到他人的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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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她解释说，如果她能够去罗马，那里有更多的电影信息和上流社会的消息，她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奥莉娅娜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一九五四年，她手里拎着装有她为数不多的财产的行李箱，衣兜里装着一位记者朋友——南塔斯·萨尔瓦拉吉奥——的地址，离开了佛罗伦萨。“南塔斯为我在皮里奥利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安顿下来，那也是一段我忍受饥饿的时期。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饿啊！我总是很饿，每天只靠小面包维持营养，最多能加几块饼干来改善伙食。当我有饼干的时候，女房东都会恰巧发现它们，但那只是为了能够责备我：‘饼干会招来蚂蚁！饼干会招来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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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5 奥莉娅娜的笔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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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a penna dell’O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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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在罗马，意大利电影业的繁荣时期正蓄势待发。奥莉娅娜正为《欧洲人》撰写关于演出和上流社会的报道。事实上，她对这两个方面的事情根本就毫不关心。她那与生俱来的严谨和游击队的经历与罗马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因为罗马给人的感觉总是轻佻浮华的。她依旧梦想着能够写政治报道——这也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不能大声谈论自己的政治思想。她很年轻，也善于同人合作。她又是一位女性，因此别人让她去哪里，她就会跑向哪里。在《欧洲人》，只有一个人保护她——罗马办事处负责人——伦佐·特利昂菲拉。“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慷慨的男人。他经常让我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又鼓舞着我前行。他说‘啊，奥莉娅娜的那支笔杆’或者是‘用奥莉娅娜的笔杆写出来的’，在他眼中，我的笔仿佛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手下的那支。为了让报社能够长期雇用我，他四处奔波，但事实证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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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从事记者工作的女性少之又少。“我感觉自己很孤单，就像是一条杂种狗一样。但就是如此，我也像一条杂种狗一样去保护自己，去进攻，最终变成了那个被白宫接见的黑人。我也在意大利引领了女性从事记者职业的潮流。”事实上，她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成为作家之前的等待时期，她需要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同时积累大量经验。她也明白，记者这份工作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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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记者行业，我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我充满好奇心，渴望能够见识到整个世界，感谢记者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在一个妇女受到压迫和被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中长大，通过记者这个行业，我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男人那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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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懂得如何举止优雅，落落大方，也明白很多时候，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危险，她又需要隐藏自己的智慧，推动着对话者毫无意识地卸下自己的防备。她无所畏惧，并且经常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这种无畏。她和年长的同事大卫·拉约洛之间的交锋，很快就成为一段传奇。奥莉娅娜拿着一份报纸，找到拉约洛，问他为什么在报纸上批评她。拉约洛也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在尤利西斯战役中声名鹊起，他开着玩笑，将自己的手枪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奥莉娅娜没有慌张，她镇定自若地将自己的口红也放在了桌子上。很自然地，他们两人成了朋友。之后，拉约洛曾这样谈起她：“我和奥莉娅娜·法拉奇共进过晚餐。她个性十足，很有活力，有着与众不同的智慧，她的工作能力可以击败不少的男人。奥莉娅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专栏作家，她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也确信自己能够以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她带着自己那脆弱的面庞周游了全世界。如果你能停下来一会儿，看一下她的瞳孔，你会明白面前的这个人能够释放多么巨大的能量。和她之间的交流不能用‘说话’来形容，和她一块儿，需要的是讨论和争论。当你告诉她一件事，她总是会不断且不合理地向你证明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情，她想知道那些没人知晓的事情。她想知道的是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是那些并没有被讲清楚的事情，还有能够揭露事实的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细枝末节。当她的问题引起你的反感时，她会对你微笑，重新获得你的信任，然后再次开始试探你，让你说出那些本来已经决定闭口不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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