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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阿尔弗雷德的思念一直如影随形，就像着了魔一样。她马上意识到了双方在这段关系中的不平等，想象着如果失去他会让她感到心烦意乱，甚至会让她联想到一些可怕的行为。当报社把她派往巴黎报道一位因爱情而自杀的女小说家时，她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奥莉娅娜也有过死的念头。仅仅想到阿尔弗雷德会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也会使她崩溃，觉得那好像是生命的尽头。对待他，她并不想使用过激的言辞，因此，在每封信中她都会道歉，但是在下一封信中还是同样会说些过重的话，她也向他坦白说他现在是她生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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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莉娅娜来说，除了他，仿佛什么都不复存在了。她的工作，一直到不久前都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动力，而现在也变得毫无意义。报社重新将她派往德黑兰，因为巴列维和苏拉娅即将离婚的消息连续不断地传来，但是在那儿发生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恶心。她开始抱怨，说自己对报道提不起兴趣了，而且厌恶旅行和人群。回到意大利后，她针对这对伊朗的王室夫妇写了一篇满是愤怒的文章，文章的第一句话看起来就像是在说她和阿尔弗雷德：“他们的这段感情结束了。或许，这段感情从来就没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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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春天，她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她很清楚，阿尔弗雷德丝毫没有心思想要和她生个孩子，这可能是他们彼此永远疏远的原因。对于这个孩子，她需要自己马上做出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奥莉娅娜人生中极其特别的一个阶段，她从来没有掩饰，对于自己没能履行一个母亲的责任这件事，她视为一场惨剧。她也承认她早早结束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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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通信集中的一封信里，能够看出她当时做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询问了在伦敦或巴黎谁能够帮助自己流产。在英国，人工流产是违法的事情，需要偷偷地进行，但是在这里可以远离亲人和同事们的关注。这是她的想法，她也向阿尔弗雷德解释。她想在伦敦做流产手术，然后去巴黎，这里也是她唯一能够停留几天休息一下的外国城市。她病得很严重，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人的怀疑。他说他已经找到了两三个地址，留给她做决定的时间也变得很少。“我需要尽快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再不决定的话就太晚，也太危险了。总之，不值得因这种原因如此早地前往地狱。”这是一件违反她原则和本性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阿尔弗雷德之外，她不会考虑任何事。“我知道，为了安全，我应该选择流产。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我就会一直困扰你并摧毁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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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私人文件中对这件事的记录并不详尽，也无法帮助我们精确地还原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奥莉娅娜在距离她宾馆几步远的地方——德贝利路——失去了意识。胎儿已经停止了呼吸，如果不马上做手术，她自己也将会有生命危险。拯救她的是一位清楚她状况的德国女性朋友。她知道奥莉娅娜发生这种突然的不适意味着什么，便立刻让他们将她送到医院，并告诉了医生们奥莉娅娜的情况。奥莉娅娜被安排做了紧急手术。一个月之后，她还遭遇了另外一件事，因为她术后一直出血不止，并伴有很多流产并发症。医生们没有隐瞒实际情况，他们直接告诉她这次事故可能导致她以后无法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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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莉娅娜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创伤。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到意大利。现在她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接受这一连串的现实了，她的伤口也在逐渐愈合。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此外她还不得不对所有的人说谎。她长期神经衰弱，但是对于报社和家人以及她亲近的人，她对这些事绝口不提。她无法入睡，经常要吃安眠药以及带有镇静剂和抗抑郁成分的药品。她经常卧在床上，不但发烧，头疼得也十分厉害，这让她很难写作。她总是想哭。《欧洲人》的主编强制她放下手里的工作，休息几个月。他以为奥莉娅娜之所以会是这个状态，是因为工作过于辛苦导致的。他无法想象奥莉娅娜正在经受的折磨。从外表看，她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处事果断的女孩，但是她的内心，已经被摧毁成一片废墟。“上帝啊，我变成什么样了！”她在一篇笔记中如此宣泄，“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衰老了，尽管没有人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我还小，因为我那年轻的面孔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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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阿尔弗雷德的这段关系越来越艰难。或许也是后怕这次事故，他从她的身边逃离了。奥莉娅娜试图用一种与职业相关的方法将他同自己联系在一起，让他同意奥莉娅娜继续给他写信并打电话。一九五八年秋天，她说服了阿尔弗雷德将他们两人的文章整理到一起并加以修饰，共同完成一本关于意大利政治等级的书。她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当她独自一人读起这本书的时候，就仿佛是在读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本情书。她将一切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承诺联系出版商，做调查，并帮他联络他的联系人。几个月的时间内，她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她也为他做了几次采访，然后将完整的记录寄给他。她利用自己的知识去获取其他的东西。在寄给阿尔弗雷德的书信中，她也不断地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度，仿佛是一个忠诚的女秘书。她给他打电话，帮他和蒙特卡蒂尼负责人约定访谈。她还通过一个股票操作员朋友和梅迪欧银行建立了联系。在佛罗伦萨，她采访了乔治·拉·皮拉，她甚至提出主动去誊写这次采访的文章。她快速地击打着打字机，十分自信且没有丝毫错误，做得比打字员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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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复制好莱坞系列报道的成功，报社为她量身打造了一篇关于罗马电影的长篇连载系列文章，名字定为“电影城灯光的背后”，这一系列文章艰难地进行了几个月。奥莉娅娜对于自己写的东西毫无兴趣，她将所有心思都交给了阿尔弗雷德的那本书。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正常地隐退，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我再没有继续‘做一个最出色的人’的心思。你是最出色的，我很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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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志向远大的奥莉娅娜，那个好战的、众所周知难以对付的、轻易就会被激起怒火的奥莉娅娜似乎就这样消失不见了。在每一次激烈讨论之后，她都会写调解信，道歉并祈求他的原谅。她的信件淹没了阿尔弗雷德的邮筒。她写了悔过信，请求他的宽恕，这些信一封又一封，追赶并覆盖着之前的信件。她感到很愚蠢，但是她并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爱着你，我觉得你是最美好的，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美好的事情。你虽然没有回应我，还让我委屈，但是这让我能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没有对任何人谈及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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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异地关系逐渐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她明白他并不爱自己，也因此落泪。他厌恶她的哭泣，对她避着不见。一九五九年春天的最后几封信，已经令她极其绝望。此时，阿尔弗雷德已经不想再见到她，甚至都不再接她的电话。奥莉娅娜丝毫不觉得羞耻，数小时地持续给他打电话，即使在夜晚也是如此。她已经失去了理智。两年里，她一直活在这种幻想中：阿尔弗雷德就是他生命中的男人。她没法接受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误会。她最后的几封信已经满是绝望：“你曾是我生活的目标。我什么也不要，只需要知道自己为你而存在，我能和你说话，偶尔能够见到你，陪在你身边，可以帮助到你……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现在我连这个都没有了，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个太沉重的负担。我会为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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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在为《欧洲人》出差时，她有机会在伦敦停留。她给阿尔弗雷德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前往布鲁塞尔前，她会在诺郎迪埃宾馆待上二十四个小时：她在宾馆待着没有出门，心中还抱有他会给她打电话的幻想。第二天是他的生日。即使所有都已经结束，她还是恳求他能够给自己一次度过最后一晚的机会。她躺在床上挨着电话等待了二十四个小时，然而电话就像哑了一般。之后，她从包中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装安眠药的小盒，将安眠药全部服下。她的家人提前收到了宾馆的通知，然后安排她的一个妹妹谨慎地处理好一切，以避免引起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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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8 环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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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giro del m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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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尔弗雷德的这段不幸福的感情是奥莉娅娜人生的转折点，她此后再也没有谈起过他。只有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青年时期，她才会略有提及。“我疯狂地害怕再次被爱情的绳索套住，像是被戴上了口络的狗一样变得平和。我已经很多年都像一只脖子上没有牌子的野狗一样远离着束缚——自由并且随时咆哮。我拒绝别人对我的爱，也拒绝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情。当然我也很难受，是我让自己难受——但是我不会再次陷入。就算送回我的初恋，我也不会陷入。此外，我的这段初恋并不快乐。这段感情教会了我——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手腕上戴上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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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重新恢复。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住进了一间精神病医院。多年之后，在一封给挚友的信中，她谈到了这段受伤的经历，描述了那些带着真皮条带的病床和窗户上的铁栅。在同一封信中，她还讲述了她的抑郁，脑海中反复出现死亡的念想，那个本该诞生的自己的孩子，和孩子一同被阿尔弗雷德抛弃的压力。她讲述关于胎儿的恐怖画面，胎儿就像核桃般大小，被医生扔在废纱布和药水瓶之中。这样的画面一直缠绕着她。她也承认，感觉自己就像死了一样。她内心所有的柔弱和温热同胎儿以及她对阿尔弗雷德的爱情一起逝去，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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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欧洲人》的工作中断了四个月。她很清楚，写作是不让自己死去的唯一方式。一九五九年十月末，当她重新回到工作中时，她出版了一篇个性十足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关于宾馆居住的文章。前几条禁戒中，有一条很明显地是关于她六月份那场恐怖的经历的。“不要在宾馆自杀：这会让人们感到十分恶心。”奥莉娅娜回来了，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向所有的人宣布她的回归。她继续向世人展现她那张冷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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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她恢复，《欧洲人》的主编建议她去旅行，去了解一下世界上不同国家女性的生活条件。起初，奥莉娅娜持反对态度。她从来都不喜欢女性方面的题材。“女人从来都不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为她们专门开一个版块：就像运动、政治还有天气预报一样。”在和一位女性朋友共进晚餐时，她的这位朋友——一位成功的女人——谈着自己的人生，突然开始哭泣，这令奥莉娅娜萌发了一些想法：“一个如此成功的人，居然不记得自己还有耳朵，但是每天早晨，耳朵都还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只有当她患上耳炎的时候，她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耳朵还存在。这让我想到，男人最根本的问题源于经济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女人最根本的问题大都始于这个原因——她们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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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冬天，她和摄影师杜伊利奥·巴洛特利一同出发。这个环游世界的想法主要是为了出去见识一下生活在欧洲之外的女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行李中，有他们带的十多台照相机，一台打字机，以及四个行李箱，还有奥莉娅娜准备在日本感到寒冷时用的一件皮衣。旅程的第一站是土耳其，在这里，奥莉娅娜遇见了被土耳其世俗革命解放了的女性市民。她遇到了女法官、女士兵、女驾驶员，她们看起来比意大利的女性还要无拘无束：“不戴面纱的妇女是自由且受尊重的，同时也像西方女性一样并不幸福。不过还是知道解放自己终归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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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她同当地人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在卡拉奇，她偶然遇到了一列婚礼队伍。人群带着一个人前行，这个人被裹在几公斤重的红色面料中，仿佛一个包裹一般。这是谁？奥莉娅娜问道。什么也不是，一个女人，他们回答她。这些话语彻底激怒了她，她问他们能不能让她看一下这个女人。尽管他们不明白这个外国记者对什么感兴趣，他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他们掀开了婚纱。这是一个小女孩，面色苍白，闭着眼睛，眼睛周围涂满了银色的粉末，眼中落下一滴眼泪。奥莉娅娜试着安慰她——她告诉这个女孩，她实在是没有理由哭泣：“我见识过新郎，新郎很帅气，十分优雅。”这并不是真的。新郎是个油头滑脑的男人，他早就打算将这个张着双臂、到处乱转的西方女记者带进自己的房间。但是奥莉娅娜还是被这个儿童新娘的哭泣深深震撼了，想要帮助她。陪伴这位儿童新娘的女人们并不能理解奥莉娅娜的这份心绪不宁。“所有的新娘在结婚时都会哭泣，”她们其中一位对奥莉娅娜说道，“我当时足足哭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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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西方女人来到像巴基斯坦这样有严格的宗教氛围的国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自己是那场淹死了所有女人的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她不顾禁令，四处走动，引起了剧烈的反应和抗议。在电车上，他们愤怒地将她撵下去，因为她从男人的那一侧登上了电车。在银行，他们让她等了好久，直到她的男摄像师到达，因为他们不能将钱交给一个女人。她知道如何引起注意，并且也习惯了恭维的话。但是，在巴基斯坦，男人们对她的在意还是让她深深地感到了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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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厌恶自己被他们的目光脱得一丝不挂的感觉。她探索女性生活状况的旅行还刚刚开始，她对此也毫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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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是印度。她参观了新德里，在那儿发现还有禁酒主义存在，人们只能偷偷喝酒。在加尔各答，她被大量在路边睡觉的人群震撼。她还参观了被人描述为“印度的佛罗伦萨”的斋普尔。她遇见了卡普尔塔拉世袭王侯的唯一女儿老拉杰库玛丽·阿姆里特·考尔，阿姆里特·考尔还记得自己的祖母：“当她去海边的时候，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系着白头巾，以抵挡太阳的暴晒。”她还试穿了纱丽，整个人生中，她都觉得这是同时代里，世界上虽不实用但最漂亮的女性服装。印度妇女已经参与政治生活多年，这些进步令她震撼。然而，当她采访几位控制人口的女专家时，一个细节却将她的想法完全颠覆。她们告诉她，这里的妇女总是绝望地哭泣着从绝育手术诊所出来，因为她们说：“如果一棵大树不能繁殖枝叶，那留它还有什么用？”距她在巴黎居住的那一年后，这句话又重新揭开了隐藏在她内心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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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印度，她来到了吉隆坡，在这里见到了马来西亚的母系氏族。她们生活在丛林之中，互相转让土地和子女，男人对于她们来说，仅仅是繁殖的工具。在新加坡，她采访了作家兼医生的韩素音。她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她仍然很年轻，但是人生中早已经充满了冒险经历。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中国被杀，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西方记者，也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现在她和一个英国人结婚，平时为病人治疗，并坚持写作。奥莉娅娜长久地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做着笔记。奥莉娅娜下一站想要参观中国，于是让她谈谈中国的女性。她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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