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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写这篇文章所属的年代，这是一篇意义非凡的文章。在意大利，这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一个采访者问奥莉娅娜，如果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她是不是觉得女人处在相对服从的位置会更加幸福。“做梦去吧！你是在开玩笑吗？这种想法是那些愚蠢男女的无稽之谈。屈从永远都是致命的罪过。谁轻易地服从别人，那等待她们的就是地狱：就像那些专横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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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言语里人们可以看出，现在的奥莉娅娜和仅仅是一年之前，那个给阿尔弗雷德写下那些绝望文字的奥莉娅娜之间已经相去甚远。《战争中的佩内洛普》是她在那段时间里，在爱情学校中所学到的一切的总结。这是沉重的一课，但是这一课也十分现实。如果有人问起她，对于当前社会想要工作的现代女性来说，爱情是否有益，她会回答：“只会让人更加不舒服。因为它令生活变得复杂，分散注意力，还要占用一部分精力。然而这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工作，但是这个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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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佩内洛普》讲述了奥莉娅娜想要如何去生活，还有她最后应该去接受的这种生活。因为她的本性富有激情，这部小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又过于浪漫，她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一课。在经历了和阿尔弗雷德的失败感情后，她努力让自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认识爱情，把它看成一场总会过去的病痛——像发烧感冒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由，她和自己想要的男人毫无顾忌地上床。这让她“像个男人一样，挺着个肚子，还有些花花肠子”。如果一段爱情关系的决裂让她觉得更加受伤，她也学会并不过分地表露出来。她也发现，内心的痛苦更加让人难以接受。通过自己的女主人公，她在书中说道：“面对非肉体的苦痛，人们却无动于衷，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你胃痛或者是脚痛，所有的人都会试着帮助你或者表示理解。但是如果你的灵魂感到痛苦的话，没人能帮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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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坏脾气也更加凸显出来，她难以相处，此时的她也在培养自己的这种性格，为自己创造一副护甲。在一封信中她解释道，为了不让自己再次受伤，她将“无赖”培养成自己的一种美德。这也是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选择。多年之后，她告诉自己的一个男性朋友自己令人讨厌的托词：“不是我想去讨厌生活，而是生活令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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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把自己和某人永远联系在一起。“多年来，我从不会允许任何人成为我新的狱吏。飞机成了我逃亡路上最忠诚的朋友，逃离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并不会过于困难，基本上是毫无困难。很多时候，这些受人尊敬的有名望的男人们根本什么都不想要。”她也毫不虚伪地承认她不喜欢独自睡觉，特别是当她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工作的时候，这种感觉倍加强烈。因此，她很乐意找一个同眠之人。同事、艺术家、摄影师——那些陪她同眠然后又被她忘记的男人实在很多。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如此长的一份名单，有的时候，她甚至记不全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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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得十分冷漠，几乎到愤世嫉俗的程度。一个男人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同眠之人，如果他不是很愚蠢的话，之后还可以留下来当作朋友。至于爱情，只需要谈论一下就足够了。在一封信中，奥莉娅娜写道：“跟你说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爱上过谁。我应该怎么办？我无法爱上别人。就这样，偶尔我也会假装一下：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可怜虫们就发现了我只是在做戏。他们也感到十分难受。但是，这是我的错吗？！这就像是威士忌，出于礼貌，我喝下了它。但是我没法去品尝它。如果我品尝它，那会让我感到难受。事实就是，恋爱让人感到痛苦，而我不想感受这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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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工作十年并成功出版了三本书之后，她现在已经是十分著名的作家。她和艺术家之间也十分亲密，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记者像她这样享有这份殊荣。在这些艺术家中她也有很多好朋友——英格丽·褒曼、安娜·玛格纳妮、索菲亚·罗兰、肖恩·康纳利——从他们那里她了解了明星们的秘密。当她成为国际记者界的巨星时，这些秘密也十分有益于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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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甚至想要说服她去从事演艺工作。一九六五年，当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生活的美国电影《痛苦与狂喜》摄制组正在取景拍摄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意大利，进行一部分的拍摄工作。制片人请求奥莉娅娜在电影中饰演美第奇家族的一位贵妇，因为他认为她有着刚好合适的面庞。有那么一瞬间，奥莉娅娜考虑了一下这个提议，但是《欧洲人》的主编拒绝给自己这位最著名的记者提供一个月的假期。之后的几年，她自己也主动回绝了几次这种提议，因为工作压得实在太紧，无法让她停下来参与拍摄。她甚至拒绝了卢奇诺·维斯康蒂，他想让她在自己的电影《约婚夫妇》中饰演蒙扎的一位修女。尽管奥莉娅娜拒绝了他，但他还是继续坚持：“她是一名女演员。我不理解为什么她之前没有饰演过角色，而且现在也不愿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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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同事们则嫉妒她的成功，称她为卡罗·艾尔巴广场的女巫——这是《欧洲人》的所在地。他们经常嘀咕讨论她自由且多情的人生，她却假装自己并没有受到伤害。已经决定去做一个全新的女人的她，从过去彻底解脱了出来。当一个美国记者问她，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她想改变什么时候的生活，她回答道：“首先，我会早早地摒弃那些伴我成长的戒律和禁忌。哪些类型的禁忌？社会禁忌、宗教禁忌、两性禁忌，所有的一切。你知道，作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女孩，出生在一个人们说每件事情都是罪过，每件事情都是过错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吗？你会长大，但是不知道性欲和爱情是一码事，还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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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崇尚自由生活的女人，她高声宣称爱情是一个会控制人的陷阱，她要重新获得自由和保持审慎的权利。“对于我的情感，我同男人之间的关系，我是个十分谨慎的女人。我一直是这样：在某些程度上，别人不知道我爱谁或者谁爱着我。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我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当他们采访我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总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女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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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她的工作来说，她也需要这份孤独。“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我都不知道如何写作了。男人们可以独自工作，因为他们的妻子不敢打扰他们，但是女人无法这样，因为她们的丈夫总是会不停地打断、烦扰她们。或许只是想抚摸她们一下，或者是向她们要一杯咖啡。你在那边，正在写一篇很难的文章，他走过来，跟你要一杯咖啡，并且借口还很好，说是这样可以让你休息一下。如果偶然的，他闭上嘴一言不发——虽然这很少发生，几乎是一个奇迹——然而你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就算是在一片寂静中，你也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对我来说，我需要自己一个人，这样才能保证我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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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中存在这些浪漫的感情关系，她也知道这些关系终将结束。有的时候，还会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但是现在的她已经发现，如果人们足够努力，他们就不会因为痛苦而死去。她现在已经决定，每一个让她受伤的男人，她都可以坦然说出关于他们的故事，就像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任何人了。”她用那个将会成为自己标志性姿势的动作摆脱这份孤独：她将一张纸插入打字机中，点燃一根香烟，眯了一下眼睛以保证它们不被香烟熏到，然后开始击打打字机的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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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0 征服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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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nquista della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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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她出版了新书《讨厌的人》，书中收录了一些她对那些因为坏脾气而闻名的宇航人物的访谈文章。促使她完成这本书的是里佐利出版社。在这之前，这家出版社已经出版过她的《无用的性别》和《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两本书，并且也将继续出版她的其他书籍。她对这项工作并不太感兴趣，但最后还是被出版社说服。她把这个视为自己同那个名人圈子的告别方式，对这个圈子，她去得次数已经越来越少。在《欧洲人》，她的报道已经不局限于之前的世俗琐事，开始从这个领土向外扩张，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律。她采访了让国家宣布妓院的存在是违法的参议员梅林，采访了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瓦多尔·夸西莫多，还采访了她多年的朋友——塞萨·柴伐蒂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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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了对娜塔丽亚·金兹伯格的采访。凭借着小说《家庭絮语》，这位女作家刚刚获得斯特雷加文学奖。这位女作家是奥莉娅娜一直钦佩仰慕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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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十分庄严地面对了自己丈夫——莱奥内·金兹伯格的死亡：他被纳粹分子折磨而死。她参加了行动党的会议，并写出了很多奥莉娅娜十分喜欢的书籍。奥莉娅娜甚至喜欢她身体的细节，“她有着男人般痛苦的脸庞，就像是被削开的木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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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娜塔丽亚·金兹伯格同意多讲述一些关于她死去的丈夫的故事：“莱奥内从来就没有过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希望。德国人之前已经打碎了他的颌骨，但他还是遭受了第二次殴打。那个夜晚，莱奥内很痛苦，他请求护士帮他找一个医生。然而，护士谁也没叫，只是给了他一杯咖啡。就这样，莱奥内死了，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凌晨，清洁工人发现了已经死亡的莱奥内。”她也同意为奥莉娅娜读一下自己在丈夫死亡时写的诗歌：“城市的道路上人们来来往往/他们购买食物和报纸，前往不同的公司/他们的脸上泛着红润的光泽，双唇丰满又富有生气/你抬起床单看一下他的脸庞/你低下头习惯地给他一个吻/但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庞/只是多了一点疲惫，身上还是那件衣服/脚上还是那双鞋子/双手还是和之前一样/那双掰开面包，倒出红酒的手/今天时间流逝，你还是拉起了床单/最后一次看他的脸/如果你走在路上，身边再也无人陪伴/如果你感到害怕，再也没人拉起你的手/这不是你的道路，这不是你的城市。”奥莉娅娜记录下整个访谈，由于感动，她如鲠在喉。之后她写了一篇文章，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我安静地听着她的故事，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在采访过程中，需要抑制住自己想要哭泣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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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能够打动她的人已经很少了。她需要一个新的主题，将她从报道的日常小事中转移出来。有一瞬间，她想写一本关于自己青年时代的英雄们的书，关于那些行动党的游击队员们的书。她去寻找他们，但是她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比起记忆而言，现实总是让人失望。她童年的英雄们都已经老去，身材变得肥胖，在她眼中，他们也不再像她童年时看到的那么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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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的一位，作家卡尔洛·卡索拉请求她在西方单方面核裁军号召书上签名。她十分严厉地给他写道：“我不能够答应您向我提出的要求。事实上，我对于您单方面核裁军的想法持有异议。原因是在您的信中，您对我说：‘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会被侵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一个人会自由还是会被奴役，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不管人们是继续生活在自由的福利中，还是生活在法西斯的奴役下，这都是一样的。’好吧，在这封信中，能读出很多可怕的东西。我读到的是一句最恐怖的、最凄凉的、道德上最无法饶恕的话。”游击斗争中唯一直到最后都得到她真正尊敬的人，是社会党人彼得罗·南尼。“您轻易地吸引了我。我的教育、我的文化、我的情感中都有您的身影。”她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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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决定去看一下她这个时代的新英雄——那些正在为了比苏联人更早到达月球的美国宇航员们——是什么样的。一九五七年，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这也是第一颗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人造卫星。从那以后，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展开了一场太空竞赛。这是一场战争，奥莉娅娜想要认识一下这场战争中的人们。这次冒险中的一切看起来都让她感到狂热，她很坚定地相信这一进步——“在我周围的世界中，除了对科学的征服外，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她这样说道——她仍然记得自己小时候读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时，心中的那些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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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欧洲人》的主编申请写一系列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她两次在NASA有着长时间的停留，在这里同宇航员们居住了近一年的时间。由此诞生了很多报道，以及一本书——《假如太阳陨落》，这本书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书的题词比以往都要长：“致我的父亲，他一直都不想去月球，因为月球上既没有鲜花，也没有鱼儿和小鸟。致德奥多罗·弗里曼，当他飞往月球的时候，却被一只飞禽夺去了生命。致我的宇航员朋友们，他们想要飞往月球，因为太阳可能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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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她的其他作品一样，《假如太阳陨落》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本书被设定成一段同远方父亲的对话。这位父亲是一个古板的男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飞往太空的愿望。爱德华多·法拉奇完全不想去了解这个现代的新玩意儿。奥莉娅娜甚至都没能够说服他乘坐飞机。有一次，奥莉娅娜吹嘘，在伦敦附近的皇家植物园的景色从天空看是多么的美妙，几乎已经要成功说服他。但是在最后，他改变了主意，结果只有母亲和奥莉娅娜一同起飞。然而，起飞之后，母亲马上就后悔了，整个航程中，她都在烦躁地望着窗外，不断地重复：“你的父亲说得有道理，这急匆匆的都是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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