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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她同当地人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在卡拉奇，她偶然遇到了一列婚礼队伍。人群带着一个人前行，这个人被裹在几公斤重的红色面料中，仿佛一个包裹一般。这是谁？奥莉娅娜问道。什么也不是，一个女人，他们回答她。这些话语彻底激怒了她，她问他们能不能让她看一下这个女人。尽管他们不明白这个外国记者对什么感兴趣，他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他们掀开了婚纱。这是一个小女孩，面色苍白，闭着眼睛，眼睛周围涂满了银色的粉末，眼中落下一滴眼泪。奥莉娅娜试着安慰她——她告诉这个女孩，她实在是没有理由哭泣：“我见识过新郎，新郎很帅气，十分优雅。”这并不是真的。新郎是个油头滑脑的男人，他早就打算将这个张着双臂、到处乱转的西方女记者带进自己的房间。但是奥莉娅娜还是被这个儿童新娘的哭泣深深震撼了，想要帮助她。陪伴这位儿童新娘的女人们并不能理解奥莉娅娜的这份心绪不宁。“所有的新娘在结婚时都会哭泣，”她们其中一位对奥莉娅娜说道，“我当时足足哭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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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西方女人来到像巴基斯坦这样有严格的宗教氛围的国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自己是那场淹死了所有女人的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她不顾禁令，四处走动，引起了剧烈的反应和抗议。在电车上，他们愤怒地将她撵下去，因为她从男人的那一侧登上了电车。在银行，他们让她等了好久，直到她的男摄像师到达，因为他们不能将钱交给一个女人。她知道如何引起注意，并且也习惯了恭维的话。但是，在巴基斯坦，男人们对她的在意还是让她深深地感到了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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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厌恶自己被他们的目光脱得一丝不挂的感觉。她探索女性生活状况的旅行还刚刚开始，她对此也毫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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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是印度。她参观了新德里，在那儿发现还有禁酒主义存在，人们只能偷偷喝酒。在加尔各答，她被大量在路边睡觉的人群震撼。她还参观了被人描述为“印度的佛罗伦萨”的斋普尔。她遇见了卡普尔塔拉世袭王侯的唯一女儿老拉杰库玛丽·阿姆里特·考尔，阿姆里特·考尔还记得自己的祖母：“当她去海边的时候，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系着白头巾，以抵挡太阳的暴晒。”她还试穿了纱丽，整个人生中，她都觉得这是同时代里，世界上虽不实用但最漂亮的女性服装。印度妇女已经参与政治生活多年，这些进步令她震撼。然而，当她采访几位控制人口的女专家时，一个细节却将她的想法完全颠覆。她们告诉她，这里的妇女总是绝望地哭泣着从绝育手术诊所出来，因为她们说：“如果一棵大树不能繁殖枝叶，那留它还有什么用？”距她在巴黎居住的那一年后，这句话又重新揭开了隐藏在她内心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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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印度，她来到了吉隆坡，在这里见到了马来西亚的母系氏族。她们生活在丛林之中，互相转让土地和子女，男人对于她们来说，仅仅是繁殖的工具。在新加坡，她采访了作家兼医生的韩素音。她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她仍然很年轻，但是人生中早已经充满了冒险经历。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中国被杀，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西方记者，也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现在她和一个英国人结婚，平时为病人治疗，并坚持写作。奥莉娅娜长久地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做着笔记。奥莉娅娜下一站想要参观中国，于是让她谈谈中国的女性。她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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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她走到边界，想从那里看着那个伟大的“禁国”。从边界回到火车上，她看到了一个裹脚的老人。看着这个老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颤颤巍巍，这令她感到恐怖。“老人告诉我：‘你也看到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拥有最短的脚，不能超过九公分。我的脚不止九公分，因为我四十多年没有裹脚了。在五岁的时候，女孩们就要开始裹脚。她们用一点五厘米宽、两米长的棉质布条将除了大脚趾外的其他脚趾全部裹起来，每天都要更加用力地往里收缩，直到脚趾的骨头断裂，这样脚趾就能够叠进脚掌下面了。因为裹脚，我们需要躺在床上，那种痛苦令人无法忍受，痛不欲生。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太难受，就自己将裹带解开，但是我的母亲因此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就再也不敢了。脚很大的话就会嫁不出去，我的母亲如此对我解释道。事实上，当男人在娶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意你的脚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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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她去了夜总会，在那里，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任何女孩。她参观了筲箕湾，那里的女人们住在平底帆船里，工作的时候将孩子背在肩上，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就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绑在自己的脚踝上。这座岛屿的报社——《英文虎报》——采访了奥莉娅娜，仿佛她是一位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明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奥莉娅娜脱下了自己的假发，心不在焉地把它扔进盒子里。正在采访她的记者呆若木鸡，问她既然自己有头发为什么还带假发。“因为我喜欢，而且这样让我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整齐。”奥莉娅娜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在等待启程去下一站日本的时候，她找裁缝做了一套地道的中国传统服装——中山装，还给家人买了数不尽的礼物：筷子、佛像、精美的信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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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让她最感费解的一个国家。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矛盾。日本的女人是亚洲解放程度最高的，然而，她们还是保持着她们古老文明的传统。她采访了一位年老的皇室王妃，这位王妃见证了美国人带来的所有变化，并强力捍卫着：“麻烦您，请您记录下，在我们被摧毁的城市废墟中，诞生了新一代的女人。这些女人不再是美丽或者优雅的象征，她们成了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个体。请您写下这些，今天的日本人懂得阅读和写作，出版畅销全国的书籍，虽然这对于那些固执的传统主义者来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请您记录下，这全部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在日本，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就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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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奥莉娅娜发现，这里过去生活着世界上最自由的女人。她们不懂得什么是嫉妒，且不因做爱而感到羞耻，即使婚外情也一样。她尤其为玛丽·卡维纳·普库伊所震撼：她掌管当地一家人类学博物馆，试图教给新一代那些传统。“她很活泼，但是有点疯狂。她会突然站起来，然后开始跳呼啦舞。‘看到了吗？这是我爱你的意思。’她交叉着手臂，摇动着指头说道，‘这是孩子的意思。’她边说边摇晃着手臂，仿佛在哄一个婴儿入睡，‘这是大树的意思。’她把手掌摊平，将胳膊伸向天空，‘在檀香山的游客跳的舞蹈并不是真正的呼啦舞，呼啦舞需要伴着一段缓慢的音乐，通过手势讲述一个故事。跟着现代歌曲的节奏，怎么能够讲出故事？这都没有诗意了。’”离开这些群岛时，她偷偷地在行李箱里装了一些异国花卉的球茎。虽然法律严令禁止将这些东西带离美国，她还是偷偷地这样做了，因为她想把它们带给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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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结束了自己的旅程，但是面对读者，她并没有隐藏她的困惑。“在地球的另一端，女人们像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她们缺少那种健康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主持正义，赋予人们良好的意愿。她们或者像动物园中的野兽一样生活在被隔离的世界里，从囚狱般的床单中打量天空和人群，床单裹住她们的全身，就好像裹尸布裹住了尸体；或者像驯养人那样生活，穿着红色的夹克，佩戴着肩章，手里拿着噼啪作响的马鞭。我不知道，到底是在面对乞求得到收留所中一个位置的穆斯林妇女，还是在面对同男人的射击比赛中赢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面前，我感受到了更深重的罪过；我也不知道，是帮助自己的国家杀死婴儿的印度女医生，还是京都那些仿佛被钉在墙上的蝴蝶一样站着一动不动的艺伎让我感到更加恐惧。当然，奴隶制很可怕，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以错误的方式诠释的自由，同样可怕且令人恐惧。在这次旅行中，很多时候，我都无法确定这两者中的哪一种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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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米兰前，她在纽约停留了一阵，她一直很喜欢这座城市，然而这次它让她感到恐怖。她看着那些脏兮兮的摩天大厦和震耳欲聋的街道，感觉那些总是在小跑中的女人仿佛是在同男人进行一场战争。整个旅程中，她都感到劳累和忧郁。和阿尔弗雷德的感情破裂给她带来的绝望感仍未结束。在一封信中她解释道，当她感到忧郁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心思旅行。身处一个没有任何自己家庭气息的国家，令她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她感觉每个地方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她所见到的一切，她那充满激情的人生，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她来说都像是青年时期梦想的失败，她的这些梦想，就像是一扇屏风，在这后面，隐藏着她的忧伤。她的这种心情，在她给《欧洲人》写的报道和由此编录的书中，都很好地反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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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她出版了《无用的性别》一书，献给自己的妹妹奈拉。这本书并不在她自己最好的书籍列表内，但是引出了她人生中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这标志着她的讨论题材从世俗话题转移到了有倾向性的社会话题；另一方面，这令她成了一位国际名人。这本书被翻译成十一种语言出版发行，并且十分畅销。奥莉娅娜这个名字走出了意大利国界。她的文章被欧洲各大日报翻印并出版。她的行文中体现着全球化的记者视野，她在旅行中结识的外国同事帮助她，向欧洲各大报纸推荐了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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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为了美国的报刊。“你们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媒体。”多年之后，在和美国专栏作家协会的谈话中，她如是说道，“因为你们属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你们很富裕，能够得到财富所赋予的援助。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英语。因为比起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英语更为人熟知。当你们公布一个消息的时候，这则新闻我可以在意大利报纸、法国报纸、德国报纸上进行批判，否认这个消息一千次。如果不使用英语，我的观点永远也超不出这一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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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的家中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得知了同事对自己的定义——意大利最能引发骚动的记者。事实上，她并不在这个家中常住，仅仅是在两次旅行之间休息的时候才来到这里。一个采访者这样描述这座房子：“它坐落在连所有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小路上，这里之前是一栋别墅的阁楼，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其他别墅的屋顶和树木。这里没有电梯，因为法拉奇这个总是在空中的旅行者，对电梯怀有恐惧感。需要沿着两排梯子才能到达一扇门，门上写着：‘请将电报和快件放在门下，包裹交给楼下的女士。’这可能会让人觉得里面住的是一个整齐的女孩，但是恰恰相反，门的那一边，有一个意大利最杂乱无章的女孩，她生活在一堆令人恐惧的混乱之中，其中有书籍、行李箱、报纸、鞋子、瓶瓶罐罐还有各种奇怪的物件。她有收集珍贵但无用的物品的癖好：埃特鲁斯花瓶、古旧的钟表、宝剑、左轮手枪、已无法使用的电话、药品瓶罐、丑陋的洋娃娃、拿破仑时期的复印画、来自东方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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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活得很匆忙，对工作全神贯注但是缺乏处事能力。一位多年前帮助她抄写关于好莱坞明星的采访文章的女翻译，还记得这些事：“我们在她米兰的公寓工作，当时有一条小公狗在吠叫，不停地叫。最后我问她：‘你喂它吃的了吗？’那个可怜的小家伙都快要饿死了，奥莉娅娜忘了喂它。”因为书籍大卖的缘故，记者们都来到了她的家中。每到这时，她就会将自己的头发披散到肩膀，目光中全是敌意，然后让他们拍照。“为什么你将这本书命名为《无用的性别》？”他们向她提问。为了好卖，她一边回答，一边傲慢地将头往后仰了一下，吐出嘴里的香烟。她渐渐发现，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公众人物，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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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09 佩内洛普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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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ivincita di Pen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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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那些主编要求她写的东西，她已经公开表示自己对其无法忍受。她经常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笔名，电影世界也已经让她感到疲惫。她参加了太多次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这让她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当她需要去参加这些电影节的时候，她总是会手中拿着一个杯子，十分气愤地在屋内转来转去。电影制片人兼她的书籍出版社的所有人安杰洛·里佐利十分尊敬她，他经常打趣地说她是“公司最幸运的家伙”，并且始终坚信她应该从事电影剧本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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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奥莉娅娜梦想着从事另外一项工作。如果她确实需要写一篇世俗的文章，她就会写出一些怀有恶意的小作品，通过这些短小的采访作品，来宣泄自己的愤懑。她始终是自己文章中最主要的人物，对于自己对明星们的恶劣评价，她也从来不会向读者掩饰。“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次采访而感到激动。在进行一次采访前，我对其是漠不关心并感到厌烦的。”在一篇文章的导言中，她这样写道。唯一仍然能让她感到愉悦的事情就是将一次会面讲述成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情节和讽刺可以并存且相互融合，也就是说，她在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当一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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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篇关于歌唱家克劳迪奥·维拉的采访文章，成了关于奥莉娅娜的一则有趣的小故事。对于所有人都谈论的明星，她从来都不会感到好奇，但是最后，她被朋友们对这位歌唱家的狂热喜爱而震撼。当时，她正在家中同她们共进晚餐。当她宣布自己要同维拉见面的时候，气氛突然围绕着她活跃起来，之后的事情仿佛上演了一场闹剧。她的女佣发出了一声尖叫，手中的托盘滑落到地上，托盘中装着维托里奥·加斯曼送给她的黑琴鸡。“朋友们都十分愤怒地跳了起来：‘我的上帝，你今天为什么没去理发店？你至少打理一下自己的头发。你不会带着这头乱发去见他吧？快点儿，快点儿，我们先给她换好衣服！’她们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踩踏着加斯曼送的黑琴鸡。她们十分兴奋，仿佛在为一位斗牛士、一位在斯卡拉大剧院表演的贵妇打扮一样为我换衣打扮。我还记得，在十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尽管采访定在了十一点。十点一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前往梅达路佛尼塔的路上了。我们组成了一队长长的汽车队伍，就像是人们去参加婚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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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已经敢于公开丑化这些明星了。加里·格兰特很不幸地成了她一次航行中的同伴。在她的文章中，他被描述成一个年过半百的滑稽可笑的绅士，他想要通过催眠让她信奉救世军教：“‘当然，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灵魂，一段伟大的经历。您无法自己去完成。您想让我给您催眠吗？’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固执地将我面对面地固定住。‘我已经说服你了，你不喝酒，不抽烟，不会戴着太阳眼镜。放松，你感到很放松，即使没有这些憎恨，对你来说，也足够了。放松，你……’怎么样让他感到不愉快并让他失望？他想要帮助人们的愿望是如此真诚，他的目光也是如此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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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达利，曾在威尼斯的宾馆中用一把玩具手枪吓唬奥莉娅娜的小狗，这让他犯了一个错误。在奥莉娅娜的文章中，从头到尾，她毫不留情地将他嘲笑了一番。文章的最后，她是这样总结的：“我忘记说了，他是弗兰克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也十分令人讨厌。”在对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采访中，奥莉娅娜一开始就对她说：“我并不觉得你像其他人说得那样愚蠢。”然后，她问道：“你难道不觉得通过电影来赚这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是不道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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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可以，她总是试着去接近那些更加严肃的话题，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话题。她写了一篇关于刚被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安东尼奥·塞尼的描述，还写了一篇关于参议院主席的女儿安娜·玛利亚·梵珐尼婚礼的文章。她采访了共产党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爱人妮尔德·伊奥迪。当报社派她去阿特内报道西班牙王储胡安·卡洛斯同希腊公主索菲亚的婚礼时，她却在文章的开头先讲述了奥地利工人的罢工运动。当他们让她去采访马克西米利安·谢尔的时候，她则故意向他提问关于他家庭反法西斯方面的问题——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全家如何从纳粹分子控制的维也纳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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