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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遗孀——简·德雷福思，多年之后仍然记得同奥莉娅娜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她总是到我们家中来。她坐在游泳池边，放松自己。她每次开口都能说上好几个小时，跟我们讲述她在战争中度过的童年。那个时候，她是如此勇敢。我想，她之所以喜欢待在宇航员中间，是因为和他们一起，她能够找到同样的对待人生的态度，因为他们也同样的勇敢。尤其是这个原因，她才同他们走得这么近。”她大笑着谈起，当时宇航员的妻子们都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奥莉娅娜。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奥莉娅娜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女人，她说话很直接，从来不会遮遮掩掩（她当时满口脏话，虽然她用意大利语骂这些脏话，但是我们还是都能听得懂，简笑着说道）。她将自己的特立独行视为一面旗帜，带到各地。“从性的角度而言，多年以来，我是完全自由的。”她向一家报社声明道，“性他妈的真是太重要了。它不像智慧那样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没有性，你也会变得不怎么聪明。这是生命中汲取营养的一种方式，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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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保存着奥莉娅娜的一些信件，内容并不严肃，里面都是她对从意大利到美国之间的旅行的大量描述。她记得奥莉娅娜格外地喜欢笑，而且喜欢赠送礼物。对朋友们，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是开玩笑的性质，有的是强制性的。她给皮特寄去一大堆的帽子——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收藏帽子——还给他寄去了一件斗牛士服，因为她发现宇航员的穿衣仪式能够让人记起斗牛士服的仪式：“在悲伤中，萌发出恐惧之意。”她还给简寄去一件十分昂贵的PUCCI的礼服，让她能够在休斯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炫耀：“这件衣服漂亮极了，但可能不是你的尺码。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带来了。这是用天鹅绒制作的：那种产于佛罗伦萨的特质的印花天鹅绒，是埃米利奥在多年以前发明的。这种衣服有所有的配色，我想看看每一种颜色在你身上的效果。黄色、红色、绿色还有棕色，各种强烈的色彩，还有长长的袖子。如果这件衣服你穿着不合适，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一块儿哭泣吧，然后等我回佛罗伦萨的时候，我再将它带回去。”她向简袒露心声，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像在家中一样：“你们所有人的友谊对我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在美国，通过宇航员们，我找到了一样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未找到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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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洛威尔，一九七○年时，他是那不幸的阿波罗十三号的指令长，也是奥莉娅娜在卡索来家中时的常客。近半个世纪后，他还记得奥莉娅娜当时是如何被NASA所有人接受的：“当她和我们的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他讲述了有天晚上，他们出去找地方一块儿吃晚饭。“奥莉娅娜带着她那滑稽的意大利口音说：‘我饿了！我们到哪儿去找点儿吃的？！’”她边说边模仿着一个高声尖叫、吐字清晰的女人。“那时候已经没有餐馆营业了，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卖汉堡的地方。奥莉娅娜困惑地看着我们。‘我怎么吃？’她问道。‘呃……’我们回答道，‘用手把它拿起来，然后吃掉它。’但是她大声叫嚷道：‘我才不会用手拿着吃东西！’当时桌子上有一些牙签，她就用牙签吃了整个汉堡。我们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奥莉娅娜有一种分裂的性格，她对此也不会去掩饰。“我是一个麻烦的人，我知道。”多年之后，她这样对记者说道，“你知道那些美国的宇航员们是怎么说的吗？从月球回到地球，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带着奥莉娅娜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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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得知自己的一位宇航员朋友，西奥多·弗里曼在训练中因为坠机而死亡的时候，她的内心世界变得极其混乱。她到华盛顿参加了他的葬礼。出席葬礼的宇航员们都很平静，没有任何一人哭泣。奥莉娅娜感到十分气愤，辱骂他们。最后，是皮特让她闭上了自己的嘴，并给她上了一堂终生也不会忘记的课：“你真的以为，我们看到他就这样被永远关在一具棺材中，什么感觉也没有吗？明天早晨，在那座坟墓里，或许埋葬的就是我。如果能够交换，我早就这样做了。我从来没有如此要求过：但是或许我希望能够这样。可死亡是无法交换的，因此我现在仍然活着。正因为我还活着，我就不能让自己迷失在泪水中。因为我不能迷失在泪水中，所以我现在要喝马天尼——还要喝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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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秋天，她结束了自己同宇航员们在一起的漫长时光，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的公寓，她发现父亲的一封信正在等待着她：“我为你买了一棵大树。你还记得那棵在泉水上方的栎树吗？那棵高大的、根系都已经露出地表的大树，你小时候经常爬那棵大树。大树的主人想要砍倒它来获得一些木材。我把它买下来了，让它还能够留在那里。你妈妈并不是太同意，她说我花那么多钱只为这么一棵树，还是一棵在别人家地上的大树。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任凭这棵大树被别人砍倒，你应该会感到十分惋惜。因此，我把它买下来，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当你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它在那里等着你。还是它原来的位置，在泉水上方。”这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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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重新开始为报社工作，并投入关于宇航员书籍的写作当中。在书中，她怀着既钦佩又惋惜的感情讲述着他们：“在美国，我遇到了很多人。我觉得，宇航员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优秀的。我在意大利长大，十分尊重并且钦佩这种勇气——奉献和纪律。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环顾四周，想要看看这些美德是否仍然存在。我用自己的测试方法来评估人们。我看着一个人，然后问自己：‘如果他被法西斯逮捕，遭受他们的审讯折磨，他会一直保持沉默吗？’我的答案经常是否定的。我之所以喜欢这帮小伙子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群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确保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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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她会不会去月球。在她的笔记本上，她这样记录着自己同一位宇航员的对话：“然后，迪克陪我回到了宾馆。‘真遗憾。’他说道，‘我不能带着你到月球上去，但是你自己也会去的，对吗？’‘马上就去。’我回答道。‘但是可能会有死亡的危险。’‘当然。’我说道，‘但是人终究会死亡，那种死亡也是一种愉快的死法，是值得的。’‘谢谢，’迪克说道，‘这是我听到过的对我的职业最棒的赞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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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太阳陨落》在意大利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奥莉娅娜被邀请到电视节目接受采访。在她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以那种方式描述过宇航员，一种混杂着友情、钦佩之情和讽刺之意的方法。面对摄像机，她毫不胆怯地讲述着。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远方朋友们的使者，人们从来都不会倦于赞颂他们：“首先，他们是一群热爱学习的人，十分地热爱学习。他们白天学习，晚上也是，在家里和训练的时候也同样在学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工程师，毕业于航空工程专业。他们学习地质学、化学、数学、物理、生物。他们不仅需要学习，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在沙漠中，在热带丛林中，他们就像被判决要进行强制劳动的犯人一样，有严格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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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七月，当第一次登月成功的时候，她同其他数以千计的记者们一样，来到肯尼迪角，为自己的报社报道这一事件。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男人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奥莉娅娜和他只是面熟而已。荣誉并没有落到皮特的身上，几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九月，他执行了后面的登月任务，降落在月球上。迎接他的却再也不是第一次登月成功时的喧嚣与热烈，但他还是在登月过程中，随身带着一张奥莉娅娜孩童时期依偎在母亲怀里的照片。他承诺过要带上她在他的宇航服中做一次旅行。奥莉娅娜死后，在她的私人文件里还能找到这张照片，照片的后面还留有皮特的文字：“亲爱的托斯卡，我们将这张照片带上了扬基快船，一直带到了风暴洋，在月球上。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致奥莉娅娜。签名：阿波罗十二号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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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任务和她个人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奥莉娅娜对能够穿过NASA层层严密的监控，做了一些私人的事情，感到十分快乐。除了照片之外，她还将一枚骑士勋章托付给他。她让他承诺，在他从月球回来的时候，给她带几块月球上的岩石。一回到地球，皮特就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和她解释。当奥莉娅娜向他提到他的承诺的时候，他转移了话题。将月球上的东西交给别人是被严令禁止的，皮特是一个忠于职守、遵守规定的男人。一天晚上，因为她一再恳求，他答应让她碰一下放在自己家中盒子里的样本，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月球灰尘。然后他重新关上了盒子。对奥莉娅娜来说，这令她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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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之后，当谈论到政治的时候，他们两人激烈地吵了一架，在政治问题上，他们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是一名进步主义者，批判着美国人。他则是一名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晚餐变成了一场争吵。皮特跟她说，如果她这么反对美国的政治，她应该马上收拾一下行李，回到意大利。奥莉娅娜摔门而去。第二天，她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开会，但是她坚持要同他通话。她问他是不是真像他之前说的那样想。他十分愤怒地回答道是，奥莉娅娜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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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言辞过激，他将这封信撕得粉碎。”他的遗孀还记得。她也曾领略过奥莉娅娜的愤怒，关于这点奥莉娅娜向她解释说：“如果我写得过于严厉，那请你不要伤心。我是一个严厉的人，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就是这样。尽管我从来都不会展示我的温柔，事实上我很温柔。我之所以不会表露出来，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去外露它，否则男人们就会将我吞食。”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多年之后，当皮特死去的时候，奥莉娅娜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如果她爱的人让她失望，她会将他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我不懂得原谅。我既不会原谅也不会遗忘。这可能是我的底线之一，并且最让我感到难过。当我的伤口是源于那些我所期待、所钟爱的人的时候，我更不会宽恕，特别是对这些人我还曾经有过积极与正面的幻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向那些伤害我的、冒犯我的人宣战或者与其斗争。这意味着我要消灭这些人，我要将他们从我的思想里彻底地清除。没有任何一个对我犯有罪过的男人或者女人，不是在我感情的西伯利亚荒原上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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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ASA报道的几年时间里，她还是在意大利的工作和美国的工作之间犹豫徘徊，无法做出选择。她特别想念佛罗伦萨，她把这里视为她真正的祖国：“我说的是佛罗伦萨语，想的是佛罗伦萨人，我的感情也是佛罗伦萨的。我在佛罗伦萨接受了教育，佛罗伦萨赋予我文化。在国外，当人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会回答：佛罗伦萨，而不是——意大利。因为这是两码事。”一九六六年九月，当一场可怕的洪水侵袭了这座城市的时候，她急匆匆地回到了家中。她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努力从她的美国朋友那里募集资金。她也授权她的出版社，将她那一年的版权收入捐献给了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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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美国朋友之间长长的信件中，她讲述了她所见到的一切。那里缺乏可饮用的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缺乏水源而死，这里没有水能喝。在老桥有两家幸存下来的小店：一家是银器店，另一家是领带店。银器店已经被重新打扫干净，用几块捡回的碎片到处修补了一下，显得十分悲惨。在一朵花的下面，有一个标牌，上面用英语写着：‘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了，请买下它。’在领带店中，玻璃橱柜中的领带都已经起皱，还有几个水洗皮包，还有另外的一个标牌，上面也是用英语写着：‘请买下这件印花商品，十分感谢。’”佛罗伦萨的人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她：“在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清洁，工作，重新清洁。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你会看到他们爬在梯子上，磨去墙上和天花板上留下的油迹。他们十分顽强，十分安静，也很固执，他们决定要继续生活，要活下去。你不会相信你的眼睛。我想说的是：这座城市死了，但是他们的表现，让这座城市仿佛重生了。这是一种勇气，一种让你为之着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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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让她能够捕捉到细小的场面、机智的对话，以及反映现实的细节。她站在不再金碧辉煌，此时已经满是黑泥的圣洗堂门口：“有人清理吉贝尔蒂的头部，这样她就能够从天堂的第三个镶板露出：就这样，在那所有一切都是黑色的地方，你能够看到吉贝尔蒂金色的头部，面色苍白地向外望着。过来一位老者，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然后说道：‘你看到仁慈的主做了什么吗？你能艰苦且坚持着给他雕刻出天堂，他却将你送到了地狱。噢，真是一个傻瓜！”她计划写一本书，记录下佛罗伦萨的这些事情。但是，工作占用了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她还要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并且还要写出第二本关于太空竞赛的书。这本书在一九七○年出版，书名为《在月球上的那一天》。当她在修改自己的草稿时，她还计算了这个征服太空的梦想花费了美国政府多少钱：二十五万亿里拉——按当时的汇率。她注意到，这是一笔十分巨额的开销，但还是比越南战争的花费要低：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费了五十一万亿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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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她撰写有关太空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美国发动了支持南越抗击北越的越南战争。而对于奥莉娅娜来说，显然她要向报社请求去亲自看一下战争的情况。在那时候，《欧洲人》的负责人是托马森·吉利奥，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应该放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在我眼前，他从来就没有摆过领导的架子：他让我当自己的老板。总之，他已经明白了，如果把缰绳松开，我会跑得更加轻松；如果给我配上缰绳和马鞍，我将不再是一匹赛马，而是会变成一头爱发脾气的倔驴。‘我想去越南，吉利奥。’‘那你就去越南吧。’‘关于越南，您喜欢什么类型的报道？’‘写你想要写的报道就行了。’这就是我同吉利奥之间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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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成了奥莉娅娜人生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战争让她遇见了弗朗索瓦·佩鲁，这个男人也将成为她人生的至爱，他教会她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权力。她结束了自己在休斯敦和肯尼迪角无忧无虑的时光。战地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诞生了。面对历史的不公正，她总是怒气冲冲、愤愤不平。面对权力的秘密，她开始沉思。“天空中的月亮还在闪烁着，人们想要到这个月亮上去，扩大他们的疆土。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弗朗索瓦对我说的一句话：‘对于那些没有梦想的人来说，月球确实是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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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2 西贡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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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e così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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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九月，她在摄影师詹弗兰科·莫洛尔多的陪同下启程。一抵达西贡，人们就告诉她，要想在这座城市更加顺利地工作，她需要认识弗朗索瓦·佩鲁——法新社当地分社的经理。她到他在巴斯德街的办公室找他，第一眼就被他深深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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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帅气的青年，灰白色的头发，运动员般的身材，面容严峻而又坚毅。双眼不会放过任何事情，但同时也透露出痛苦和讽刺。从第一眼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你知道的，他是一种会让你转过身去，不止一次去打量的类型，因为他同其他人不一样。在那后面，还隐藏着别的东西。此外，他那生硬、粗鲁、暴躁的动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会和你太亲密，也不会尝试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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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弗朗索瓦·佩鲁也谈起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冲进了我们法新社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办公室。她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到达了办公室，就像是一阵风。她做了几个字的自我介绍——我们并不认识她——然后表明了她的立场，说出了她对这里的人们和越南的看法。一瞬间，她消失了。不一会儿，她又重新出现，穿着讲究，衬托出她迷人的外表。很明显，她已经决定要占有我的办公室，并组建她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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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四十二岁，比她大四岁，是国际记者界的一员老兵。在五十年代，他跟踪报道了朝鲜战争，并领导着法新社在香港的办事处。他在所有的亚洲国家旅行过，在法国殖民时期就了解越南。一九六三年，他近距离地见证了历史。他是刺杀约翰·肯尼迪的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杀死的见证人——在从达拉斯警局到监狱的途中，他被杰克·鲁比近距离地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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