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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七月，当第一次登月成功的时候，她同其他数以千计的记者们一样，来到肯尼迪角，为自己的报社报道这一事件。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男人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奥莉娅娜和他只是面熟而已。荣誉并没有落到皮特的身上，几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九月，他执行了后面的登月任务，降落在月球上。迎接他的却再也不是第一次登月成功时的喧嚣与热烈，但他还是在登月过程中，随身带着一张奥莉娅娜孩童时期依偎在母亲怀里的照片。他承诺过要带上她在他的宇航服中做一次旅行。奥莉娅娜死后，在她的私人文件里还能找到这张照片，照片的后面还留有皮特的文字：“亲爱的托斯卡，我们将这张照片带上了扬基快船，一直带到了风暴洋，在月球上。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致奥莉娅娜。签名：阿波罗十二号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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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任务和她个人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奥莉娅娜对能够穿过NASA层层严密的监控，做了一些私人的事情，感到十分快乐。除了照片之外，她还将一枚骑士勋章托付给他。她让他承诺，在他从月球回来的时候，给她带几块月球上的岩石。一回到地球，皮特就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和她解释。当奥莉娅娜向他提到他的承诺的时候，他转移了话题。将月球上的东西交给别人是被严令禁止的，皮特是一个忠于职守、遵守规定的男人。一天晚上，因为她一再恳求，他答应让她碰一下放在自己家中盒子里的样本，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月球灰尘。然后他重新关上了盒子。对奥莉娅娜来说，这令她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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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之后，当谈论到政治的时候，他们两人激烈地吵了一架，在政治问题上，他们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是一名进步主义者，批判着美国人。他则是一名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晚餐变成了一场争吵。皮特跟她说，如果她这么反对美国的政治，她应该马上收拾一下行李，回到意大利。奥莉娅娜摔门而去。第二天，她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开会，但是她坚持要同他通话。她问他是不是真像他之前说的那样想。他十分愤怒地回答道是，奥莉娅娜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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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言辞过激，他将这封信撕得粉碎。”他的遗孀还记得。她也曾领略过奥莉娅娜的愤怒，关于这点奥莉娅娜向她解释说：“如果我写得过于严厉，那请你不要伤心。我是一个严厉的人，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就是这样。尽管我从来都不会展示我的温柔，事实上我很温柔。我之所以不会表露出来，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去外露它，否则男人们就会将我吞食。”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多年之后，当皮特死去的时候，奥莉娅娜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如果她爱的人让她失望，她会将他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我不懂得原谅。我既不会原谅也不会遗忘。这可能是我的底线之一，并且最让我感到难过。当我的伤口是源于那些我所期待、所钟爱的人的时候，我更不会宽恕，特别是对这些人我还曾经有过积极与正面的幻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向那些伤害我的、冒犯我的人宣战或者与其斗争。这意味着我要消灭这些人，我要将他们从我的思想里彻底地清除。没有任何一个对我犯有罪过的男人或者女人，不是在我感情的西伯利亚荒原上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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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ASA报道的几年时间里，她还是在意大利的工作和美国的工作之间犹豫徘徊，无法做出选择。她特别想念佛罗伦萨，她把这里视为她真正的祖国：“我说的是佛罗伦萨语，想的是佛罗伦萨人，我的感情也是佛罗伦萨的。我在佛罗伦萨接受了教育，佛罗伦萨赋予我文化。在国外，当人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会回答：佛罗伦萨，而不是——意大利。因为这是两码事。”一九六六年九月，当一场可怕的洪水侵袭了这座城市的时候，她急匆匆地回到了家中。她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努力从她的美国朋友那里募集资金。她也授权她的出版社，将她那一年的版权收入捐献给了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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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美国朋友之间长长的信件中，她讲述了她所见到的一切。那里缺乏可饮用的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缺乏水源而死，这里没有水能喝。在老桥有两家幸存下来的小店：一家是银器店，另一家是领带店。银器店已经被重新打扫干净，用几块捡回的碎片到处修补了一下，显得十分悲惨。在一朵花的下面，有一个标牌，上面用英语写着：‘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了，请买下它。’在领带店中，玻璃橱柜中的领带都已经起皱，还有几个水洗皮包，还有另外的一个标牌，上面也是用英语写着：‘请买下这件印花商品，十分感谢。’”佛罗伦萨的人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她：“在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清洁，工作，重新清洁。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你会看到他们爬在梯子上，磨去墙上和天花板上留下的油迹。他们十分顽强，十分安静，也很固执，他们决定要继续生活，要活下去。你不会相信你的眼睛。我想说的是：这座城市死了，但是他们的表现，让这座城市仿佛重生了。这是一种勇气，一种让你为之着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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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让她能够捕捉到细小的场面、机智的对话，以及反映现实的细节。她站在不再金碧辉煌，此时已经满是黑泥的圣洗堂门口：“有人清理吉贝尔蒂的头部，这样她就能够从天堂的第三个镶板露出：就这样，在那所有一切都是黑色的地方，你能够看到吉贝尔蒂金色的头部，面色苍白地向外望着。过来一位老者，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然后说道：‘你看到仁慈的主做了什么吗？你能艰苦且坚持着给他雕刻出天堂，他却将你送到了地狱。噢，真是一个傻瓜！”她计划写一本书，记录下佛罗伦萨的这些事情。但是，工作占用了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她还要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并且还要写出第二本关于太空竞赛的书。这本书在一九七○年出版，书名为《在月球上的那一天》。当她在修改自己的草稿时，她还计算了这个征服太空的梦想花费了美国政府多少钱：二十五万亿里拉——按当时的汇率。她注意到，这是一笔十分巨额的开销，但还是比越南战争的花费要低：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费了五十一万亿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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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她撰写有关太空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美国发动了支持南越抗击北越的越南战争。而对于奥莉娅娜来说，显然她要向报社请求去亲自看一下战争的情况。在那时候，《欧洲人》的负责人是托马森·吉利奥，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应该放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在我眼前，他从来就没有摆过领导的架子：他让我当自己的老板。总之，他已经明白了，如果把缰绳松开，我会跑得更加轻松；如果给我配上缰绳和马鞍，我将不再是一匹赛马，而是会变成一头爱发脾气的倔驴。‘我想去越南，吉利奥。’‘那你就去越南吧。’‘关于越南，您喜欢什么类型的报道？’‘写你想要写的报道就行了。’这就是我同吉利奥之间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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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成了奥莉娅娜人生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战争让她遇见了弗朗索瓦·佩鲁，这个男人也将成为她人生的至爱，他教会她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权力。她结束了自己在休斯敦和肯尼迪角无忧无虑的时光。战地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诞生了。面对历史的不公正，她总是怒气冲冲、愤愤不平。面对权力的秘密，她开始沉思。“天空中的月亮还在闪烁着，人们想要到这个月亮上去，扩大他们的疆土。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弗朗索瓦对我说的一句话：‘对于那些没有梦想的人来说，月球确实是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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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2 西贡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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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e così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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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九月，她在摄影师詹弗兰科·莫洛尔多的陪同下启程。一抵达西贡，人们就告诉她，要想在这座城市更加顺利地工作，她需要认识弗朗索瓦·佩鲁——法新社当地分社的经理。她到他在巴斯德街的办公室找他，第一眼就被他深深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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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帅气的青年，灰白色的头发，运动员般的身材，面容严峻而又坚毅。双眼不会放过任何事情，但同时也透露出痛苦和讽刺。从第一眼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你知道的，他是一种会让你转过身去，不止一次去打量的类型，因为他同其他人不一样。在那后面，还隐藏着别的东西。此外，他那生硬、粗鲁、暴躁的动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会和你太亲密，也不会尝试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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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弗朗索瓦·佩鲁也谈起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冲进了我们法新社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办公室。她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到达了办公室，就像是一阵风。她做了几个字的自我介绍——我们并不认识她——然后表明了她的立场，说出了她对这里的人们和越南的看法。一瞬间，她消失了。不一会儿，她又重新出现，穿着讲究，衬托出她迷人的外表。很明显，她已经决定要占有我的办公室，并组建她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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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四十二岁，比她大四岁，是国际记者界的一员老兵。在五十年代，他跟踪报道了朝鲜战争，并领导着法新社在香港的办事处。他在所有的亚洲国家旅行过，在法国殖民时期就了解越南。一九六三年，他近距离地见证了历史。他是刺杀约翰·肯尼迪的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杀死的见证人——在从达拉斯警局到监狱的途中，他被杰克·鲁比近距离地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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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虽然不知道他，但是之前已经遇到过他了——在韩素音的小说《爱情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中。在这本书中，弗朗索瓦·佩鲁是主人公的法国同事，被描述成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举止优雅的男人，他极其诚实而又极其公正地看待战争。当主人公从朝鲜写信的时候，信中谈论的也是他：“士兵们并不满意。他们问道：‘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战斗吗？我想找个人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就像弗朗索瓦说的那样：‘需要告诉男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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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弗朗索瓦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他也会和所有的人合作——南越人、美国人、越共——特别是当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他教会奥莉娅娜的第一件事情，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天。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奥莉娅娜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一位搜集情报的记者告诉他，明天早晨，西贡当局将会枪决三名越共战俘。这意味着六个人将会死亡，不仅仅是三个人。放下电话之后，弗朗索瓦向奥莉娅娜解释道，如果越共死亡一人，他们也会枪决一个美国战俘。弗朗索瓦提醒了美国大使馆，他们干预了南越政府，试着让他们制止这次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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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奥莉娅娜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那已经过去的、遥远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谈论着另外一次行刑：在佛罗伦萨对她父亲的那次行刑。整个办公室都在寂静中等待。弗朗索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把脚搭在桌子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双唇紧闭。奥莉娅娜无法像他那样平静。她走出门，到情报部门JUSPAO（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处）那里打探消息。她走进了宾馆，然后回到了办公室。在晚上十一点左右，电话终于响了起来，他们传来消息说行刑已经被取消了。奥莉娅娜宽慰地笑了起来。“谢谢你，弗朗索瓦，谢谢你！”她不断重复这句话，围着他蹦蹦跳跳，幸福得像个小女孩。法国的同事们也都高兴地看着她。他们确信，在这几周内，这个意大利女记者也会习惯肮脏的越南战争，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愤世嫉俗。他们不知道，奥莉娅娜无法接受和适应死亡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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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弗朗索瓦和她很像。他报道战争很多年了，但是面对荒唐的冲突，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愤慨，认为草菅人命的行为是如此肮脏无耻。他们两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最后是一整天的时间都待在一起。奥莉娅娜提了很多问题。她神魂颠倒，完全信任他，向他寻求帮助以发现那场战争的边边角角。不久之后，她就对只是待在旅馆内，听那些西方记者的闲谈感到疲倦。她想要去前线。在他的帮助下，她向美国的指挥官提问。他建议她去达喀图营地。她购买了制服，在美国军队给她的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纸上写明了如果她在战争中被害，美国军队没有责任，并且需要将她的尸体运到她指定的地方。在开始自己的这项使命的前一夜，在宾馆，她发现了弗朗索瓦留给自己的卡片：“好好享受在达喀图的经历。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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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达喀图是一个军事基地，但实际上只是一条孤立的飞机降落跑道。它建在一个山丘上，周围全部是越共。树木都被烧得残缺不全，黑色的残枝指向天空，地面上布满了炸弹留下的大坑。奥莉娅娜从军用飞机上下来，身上背着重重的背包。她看着周围的景象，想象着在战争之前，这些山丘应该是多么美妙绝伦：绵延不绝，有着无穷无尽的玉石，蓝色的，祖母绿色的。白天的时候，她能找到事情忙活，向士兵们提问题，做笔记。但是晚上的时候，迫击炮声越来越密集。基地长时间处于敌方的炮火攻击下。在黑暗和混乱中，她很快又感到自己被隔离开。一名法国记者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拽到了隐蔽处。弗朗索瓦之前跟他打过招呼，告诉他说将有一个意大利女记者过去那边，并请他保护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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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达喀图仅仅待了三天的时间，却觉得像是一生那么久。白天这里很炎热，特别是在戴着头盔的情况下。但是弗朗索瓦告诉过她，绝对不能从头上摘下头盔。“好好保护好你的头部，把它当成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地方。”他这样向她嘱咐道。晚上的时候又会很冷，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盖住身体。还是弗朗索瓦的那位同事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个毛皮袋子。她需要用水杯洗澡，和衣而睡。当她需要大小便的时候，指挥官也同意和她分享他的卫生间，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有一天，她坐在卡车旁边，将目光随便投向了卡车的后视镜。一瞬间，她已经无法辨认镜子中那肮脏的、陌生的面孔了，镜子中的那双眼睛从另一侧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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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前线的工作，她十分高兴能够回到西贡。即使在晚上，也听得到远处传来的轰炸声，但是在首都，她还是能够试着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她去跑马场，去航海俱乐部的游泳池，或者去跳舞。弗朗索瓦也经常陪着她。奥莉娅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暴脾气而又感性敏感的男人。虽然他少言寡语，但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经常去位于巴斯德街的办公室找他：有时候是寻求他的一个建议或者是帮助，有的时候是为我自己的慌乱寻找一丝安慰。尽管在那段时间，他和我所做的报道工作并无关系。毫无疑问地，他在指引着她——慢慢地变成一种引导，一种良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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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他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天花板上的风扇叶片在炎热的空气中慢慢地转动着，同事们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要么去休息，要么结伴出去。弗朗索瓦还守在电话前，等待着战地记者们的最新消息，以便能够把这些消息传到巴黎。她向他提问，并听他讲述自己先于她学到的东西，他在战地中的经历和经验。比如，对于他来说，战争就像是一场拳击赛，残忍却也富有吸引力，因为战争能够让人们完完全全地看清楚一个人：是勇敢还是恐惧。换班的时候，弗朗索瓦就会陪着她回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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